范仲淹的友朋之道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只需要观察一下他平常交往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便可以很清楚了。并且，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诗词唱和比奏疏之类的官样文章少一些官腔假调，多几分真心话，从中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范仲淹一生中交友很多，读书时、人仕后都有不少情投意和的朋友，甚至在朝中任职期间也有一拨时常过往的同僚，以致触犯了“朋党”大忌。专门观察一下范仲淹所交往的人，就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交友原则不是以利相交，也不像一般士人官僚那样以同乡、同年为纽带拉圈子，他是以同道为朋的。这个道，便是他一贯奉行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志向。
先看一下提携过他的人和他提携过的人。
在范仲淹读书期间，姜遵曾预言他将做显官，立盛名，已如前述。这位姜遵素以刚正严肃出名，与人交往从不讲应酬话，他是真看中了范仲淹。范仲淹当司理参军时，毫州通判杨日严很看重他，据范仲淹说是“甚乎神交”，离别之后还向朝廷推荐过他。这位杨日严任转运使多年，每到一地，兴利除弊，关心民间疾苦，很有些善政。他看准范仲淹有与自己相同的地方，确实是神交不是其他。因为范仲淹不仅不讨好上司，还常为一个案子和他争论，从不屈从，并且事后还要把争论的经过原原本本记在屏风上，卸任时屏风都写满了。
极力推荐范仲淹、也的确使上劲的，是北宋的一位宰相晏殊。
晏殊还在留守南京应天府时期，就延请范仲淹去府学教书。范仲淹学问精深，教学认真，很合晏殊之意，二人时常过从，谈古论今。范仲淹与晏殊关系很好，富弼做晏殊的女婿，还是范仲淹做的媒。但二人是纯正的君子之交，绝无迎合之举。仁宗幼年继位，母太后听政，当仁宗已经能处理政事时太后还不肯还政。百官明哲保身，唯范仲淹上书直言，以太后做寿仁宗不当跪拜为借口，认为不能“亏君体，损主威”了，意思是请太后还政。晏殊闻知，责备范仲淹是沽名钓誉，太轻率了。范仲淹回到家里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牢记晏殊推荐之恩，为不负所望才尽心直言，没想到得罪了你。并具体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晏殊看后很受震动，给范仲淹回信说：自己当年也是这种性格，相比之下才知道自己老懦了。晏殊还对别人说，他引荐的人中最忠直最有才的就是范仲淹，他从范仲淹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范仲淹人仕前后也慧眼识英才，引荐过许多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有名望的大臣或有成就的学者——与他相似的人物。
就在晏殊请范仲淹到应天府讲学期间，他见一个年轻人家中贫穷却聪明好学，便用自己的钱帮他求学，并让他在府学做工，以领取月薪。十年之后，这个人成为治《春秋》的专家，改名孙复，被称为泰山学派的祖师。这时，范仲淹已离开应天府，正在西北御夏，与孙复仍有书信来往，并特别向朝廷推荐，说孙复“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是难得的人才，应予重用。推荐未果，孙复一直在泰山著书授徒，培养出一批知名学者，其中就有被称为徂徕先生的石介。
范仲淹知苏州时兴办州学，请胡瑷来讲学。胡瑗不仅学问好，人也好，他以经术教学生，视学生如子弟，学生敬之如父兄。范仲淹与胡瑗成为至交，发现此人多才多艺，品行高雅，便向朝廷推荐胡瑗为重定雅乐之人。胡瑗到朝廷任校定钟律，极为称职。后来范仲淹入朝任官职，与胡瑗常切磋琴技，并学弹《履桑曲》，被称为“范履桑”，与胡瑗互称知音。
范仲淹奉命御夏期间，欧阳修、张方平还不知名，是范仲淹引荐他们为经略安抚司的掌书记。后来二人都入朝任职，位及人臣。欧阳修还在范仲淹遭诬陷时秉公直言，斥责奸佞之人，称赞范仲淹是正人君子。
在朝中任参知政事（副相）时，经过多方考察，范仲淹向皇帝推荐了十个人：杜杞、章岷、尹源、张掞、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和孙复。说这些人精通经术，文辞雅远，人品端正，可以任以官职。其中的杜杞求道不求享受，住的房子仅能庇风雨，一住就是二十年；张掞做知县时直接掌理租税，把里胥放在一旁，防止其中饱私囊，结果百姓们都按时把租税送到衙门口；王益柔博学多识，做官后仍手不释卷，据说后来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真正读完的就他一个人；楚建中有胆有识，在制定御夏政策方面贡献很大；苏舜钦人为进奏院之职后给范仲淹写信，批评范仲淹在当今多事之秋因循守旧，不敢革新弊政，并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具体建议，与不久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内容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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