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归来》由顾笑言、王士美、汪东林著。

李宗仁归国这件事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前后几乎经历了十年的漫长时间，这其中不仅纠葛着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斗争，而且还牵涉到中美、中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整个的过程是在极其机密的条件下进行的。本书在后面将详细介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怎样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先后五次接见李宗仁先生的代表程思远先生，怎样在出访非洲国家的紧张日程里，挤出时间亲自审定李宗仁先生的归国路线，采取保证安全的措施……

由顾笑言、王士美、汪东林著的《李宗仁归来》讲述的是：1949年，李宗仁以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撤离大陆，选择定居美国。16年后的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的陪同下，毅然决然地从海外回到北京，投向了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这起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突发事件”，50年前震惊了中国和世界……

前言

第1章 道格拉斯式客机将在午夜之后经过卡拉奇

第2章 魔鬼宫殿里的“最后的晚餐”

第3章 城破巢倾之日何处是归宿

第4章 探险者的雄心成了近于痴呆的笑料

第5章 这不是手段，而是真诚的希望

第6章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第7章 航空小姐看见警灯在飞机的舷窗上闪耀

第8章 红日升起的地方就是亲爱的祖国

第9章 “梅花党”的谣言和“四人帮”的阴谋

第10章 几句可以当做开头的结束语

1965年7月12日。

这一天对于整个欧洲大陆来说，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从巴伦支海岸边的诺尔辰角，直到连接着地中海和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到处都被夏日的阳光照耀着。整个的欧洲大陆像是在令人昏沉的暑热中打盹儿。就连涌向她漫长海岸线的波浪，也显得疲惫而慵懒。

当然，也有永远是那样清醒着的地方，譬如亚平宁半岛北端，横贯欧洲腹地的阿尔卑斯山。它那雄伟壮丽的万仞雪峰，在大朵大朵的白云和一片淡蓝色的雾霭里静静地屹立。它高踞天宇，俯瞰人间，像一位白发的长者在进行深沉的思索。鲜花盛开的草地和树叶儿轻声私语的蓊郁的森林，覆盖着雪线以下的山坡。清新的空气中，掺着花草浓郁的芬芳。坐落在山谷之中的、狭长的苏黎世湖，波平如镜，在七月灿烂的阳光下，闪着绿宝石一样的光芒。

雄踞在苏黎世湖畔的苏黎世城，在号称手表王国的瑞士，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她人口不多，只有四十几万；建筑上保持着中世纪那样朴素无华的风格。夜里，她像迷人的梦境一样恬静；白昼，她又像田园诗一样抒情。

与她这种朴素无华的外表相反，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里都以弱肉强食的法则进行着为利润相互倾轧和你死我活的搏斗。

这里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世界各地的皇室和豪富在这里储备了天文数字的黄金和美钞。那些叮当作响、闪闪发光的磁石，吸引着我们这颗行星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突然发迹的冒险家，到这里来寻找下更大赌注的机会，穷困之邦的使者，到这里来乞求借债度日……

所以，在苏黎世的旅馆里，拥挤着各种肤色；在苏黎世的大街上，交响着各种语言。五颜六色，光怪陆离。

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人并不是为这里的金钱而来。他们为的是比世界上所有的黄金和美元加在一起还要宝贵的东西。

这天下午两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式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希腊首都雅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巴基斯坦当时首都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前往亚洲的旅客们步出了候机大厅，他们鱼贯而行，相继登上了铺着深红色地毯的舷梯。他们怀着各自不同的心境，站在机舱的门口，回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这座花园似的美丽城市，然后，匆匆地走进了座舱。

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已经准备撤掉舷梯……

就在这时，从检票口又匆匆走来三位中国旅客。这三个人，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衫，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他高颧骨、宽额头、两只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彩。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他浓眉，目光炯炯有神，显得精明而又潇洒。他们两个人，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步履矫健而有力。女的五十多岁，鸭蛋脸，宽额头，蚕眉，大眼。脸上的轮廓清俊。虽然她眼角上的鱼尾纹已经明显地伸展开来，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衣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

这三位旅客的唯一送行者，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的旅客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

P3-5

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先生，于1965年7月偕同夫人郭德洁女士回归社会主义祖国这件事，一度成了轰动整个世界的新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机构，其中包括一些在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颗星球上比较有影响的新闻机构，像埃及的中东社、日本的共同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法新社、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以及我国台湾的“中央日报”和香港的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些报道由于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捉襟见肘，或者因为别有用心，见诸文字之后，往往各执一说，互相矛盾。因此，使并不了解真相的读者如坠五里雾中，莫衷一是。

但是，在有一点上这些报道是彼此相似的。那就是：不论是为这件事拍手称快，大声叫好的，还是有苦难言，拨弄是非的，都只能翻翻陈年的旧账，或振振有词地抒抒感慨，或纵横无际地发发议论。特别是一接触到李宗仁先生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具体情节，他们便无计可施了。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噤若寒蝉。

公允地说，这绝非那些采访新闻的记者们无能。不要说他们，就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台湾的特务机构，时至今日还对此事的内幕一无所知。

因为这件事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他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出发，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这件事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前后几乎经历了十年的漫长时间，这其中不仅纠葛着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斗争，而且还牵涉到中美、中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整个的过程是在极其机密的条件下进行的。本书在后面将详细介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怎样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先后五次接见李宗仁先生的代表程思远先生，怎样在出访非洲国家的紧张日程里，挤出时间亲自审定李宗仁先生的归国路线，采取保证安全的措施……

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胸襟博大的宏伟气魄。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从那时候算起，一转眼十五个年头已经过去了。

在这十五年中，社会主义的中国经历了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本来，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是以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希冀作为目的的。但是，刚刚起步，便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扭转了方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贻笑世人的丑剧。

说是一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却大张旗鼓地宣传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们勒令八亿中国人民只用一个大脑来进行思考，他们逼迫几十个民族，只用一种语言讲话；他们把本来与人民情同手足的领袖，奉为九霄云上的神明，把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最愚昧的迷信，当做马列主义的原则，把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科学践踏得支离破碎……

说是一场最广泛的大民主，却是用刺刀、棍棒、皮鞭和名目繁多的私刑和监狱武装起来的最黑暗的专制。敢于说真话的被割断喉咙；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不仅个人要命丧黄泉，还会株连九族，乃至于有一面之缘的路人……

……

在与程思远先生长谈之后，我们又研究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最后，我们决定还是在“归来”二字上做文章。历史上必须交代的部分，尽量从简。这样，我们也许会从浩如烟海的繁杂史料中得到解脱。

我们还应该感谢程思远先生的夫人石泓女士。她也是李宗仁先生归国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之一。1960年9月，郭德洁女士远涉重洋到香港与程思远先生会面的时候，是石泓女士亲自驾着他们家乳白色的“奥斯汀”，掩护他们谈话。这次我们采访，在北京是在程思远先生的家里；在北戴河，也是在程思远先生所居住的海滨别墅里。有时候，热情的石泓女士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她的介入使我们本来就无拘无束的谈话，深入到一些饶有兴味的细节中去了。这使我们后来有可能为了读者读起来不感到沉闷，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把这本书写得更故事化一点。把李宗仁先生归来的本来就曲折而又惊险的历程，写得更加引人入胜一些。

最后还应该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李宗仁先生在人们并没有忘怀的历史上，是一个应该负有罪责的人。说得更具体一点儿，他在那场把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带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的内战里，手上也沾有革命者的鲜血。但是，以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信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原谅了他。为什么呢？让我们在这里引用一段1963年在意大利米兰出版的《欧洲周报》上发表的，李宗仁先生对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一段谈话，作为答案的一部分。

李宗仁先生说：“……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我与他们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重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作为黄帝的子孙，尧舜的后裔，我们可能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那就是：祖国重于一切！

198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