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寒门多艰亦藏龙
卢作孚，一位在民族危难中涌现出的猛士，一位起自平民阶层的杰出人物，一位最早梳理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思想家，一位致力于变革社会、匡正人心的实践者。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是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亦是最成功的现代集团企业。他在重庆北碚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于混乱之中开辟了一个新型社会的雏形。
卢作孚以五十九年的生命所创造的业绩，其意义和影响远超出了工商界。从一个有限的时段看，他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者；但若将目光放远一些来审视，他又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成功者。作为一位以救世济民为人生目标的实业家，他的思想与成就给今人留下了受用不尽的精神遗产。
卢作孚曾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而是盼望每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
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卢作孚的真知灼见足以穿透历史，直击许多人的“心魔”。不少人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内心深处却长存沉重的挫败感。何以摆脱此种困惑？笔者以为，不妨回首前贤之路，认取正确的路向。
今日学习前贤的必要性，也恰在于此：曾经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当下的道路，更要借鉴昨日跋涉过的征途。
这就是我们重温卢作孚的意义。
卢作孚生于1893年4月14日，出身贫寒，是典型的贫家子弟。
卢氏祖籍在四川省合川县肖家场，一个县城以北38公里处的小乡镇，卢氏祖屋就在镇东北3公里外的新学村。此地今属重庆市合川区，在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分属合川县与岳池县。卢作孚的祖父卢仲义，既无田地，亦无农具，只能给地主当长工。当时卢家的状况以“家徒四壁”来概括，一点也不夸张。笔者曾亲至其地考察，三开间的卢氏祖屋迄今犹在，向来访者昭示着卢家当年的贫穷困窘：门楣狭小，室内昏暗，后面的两间已经倾颓，院中留有旧时的石磨、石臼等，附近还有一方水塘。屋内如今尚住有一农户，因家贫而无力起新屋，卢氏祖屋方得以保留。
卢仲义这位贫苦农民，操劳到死也无力为自己挣下一块安葬之地。他故去之后，家人向雇主求得了一小块“牛滚凼”，勉强将老人安葬。此处卢氏祖墓今已迁至一小丘上，局促于一块菜地之畔，且无墓碑，颇显荒凉。
卢作孚之父名高贤，字茂林，后以字行。卢茂林幼年时曾短暂地读过私塾，到了五六岁便为大户人家放牛，小小年纪，就备尝稼穑之艰辛。及至年龄稍长，经合川县城黎姓舅家的长辈引荐，卢茂林去了县城一家裁缝铺做学徒。。
旧时小店铺的学徒，在学艺之余，要包揽师父家所有的杂活儿。卢茂林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所得报酬仅够饭钱。如此下去，何日是尽头？几年以后，卢茂林决意另谋生路。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距合川几百里远的隆昌、荣昌两县盛产一种以苎麻织成的细麻布，因是当时流行的夏季长衫的专用布料，故而又称“夏布”。彼时合川与隆昌、荣昌之间，唯有一条崎岖山路可通，麻布商人从两县进货，要雇挑夫用扁担挑回来。青年卢茂林有的是力气，便离开裁缝店，去做了挑夫。
卢茂林发现商人包装布匹用的粗麻布，在货物运抵合川之后就会被当作废品扔掉。于是，他用做挑夫攒下的钱做起了小本生意：以低价向批发商买下包装布，清洗熨烫之后，卖给买不起细麻布的贫苦人家。卢茂林的粗麻布颇受贫民欢迎，不久，他的手头便宽裕了不少。于是，他开始在给别人挑运麻布时，趁便向批发商购入少量麻布，再以比市面上便宜得多的价格转卖给邻居。薄利多销的策略使卢茂林大获成功，他不再做“棒棒”(挑夫)，转而做起了麻布小贩，自己进货，自己挑回来卖。渐渐地，卢茂林在全县都有了名气，乡邻们开始叫他“卢麻布”。
稍有盈余以后，卢茂林在县城北门外杨柳街一带的高石坎租下一座三合院内的厢房，又在舅家的热心作伐下与李氏成了婚，新婚妻子贤惠能干，有眼光，识大体，很受卢家老少与邻里的敬重。凭着聪明和勤奋，卢茂林这个贫农子弟，终于融入了小县城的市民生活。
合川县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汇流处，地势开阔，景色宜人，系川北商客赴重庆必经的水陆码头。县城之东，有一座山丘拔地而起，山顶有城墙环绕，此即闻名天下的宋代抗元遗迹——钓鱼城。当年蒙哥大汗横扫欧洲，得“上帝之鞭”威名，未料率军来攻钓鱼城时，百计用尽而不能下，最终负伤不支，在撤军途中一命归西。钓鱼城遂被史家誉为“上帝折鞭处”。
县城北门外的杨柳街，是一片陋屋麇集的贫民区，这就是卢作孚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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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先生在我心中可谓高山仰止。他于兵荒马乱的年代竟然不可思议地创办了卓越一流的企业；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却拼上倾注着自己心血的企业，谱写了一曲中国版敦刻尔克救亡曲。在巨富面前，他的那种“好而不恃，为而不有”的淡定超然，无人企及。
——张瑞敏
卢作孚是我特别敬佩的人，但我绝不敢跟他比。抗日时期，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之后他又一心做建设，后来蒙受不白之冤。我做事情之前会盘算半天，看对企业有利没利，而卢作孚完全是无私的。
——柳传志
像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
对于有着如此服务成绩的人物，美国的群众也许会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喊出：“举卢作孚做总统！”在中国，让我们喊：“请卢作孚做行政院长！”照我个人的成见，中国需要一个做事的政府，需要一个有许多卢作孚式人物的内阁，这样的阁员是以他办事的才能而入阁的。
——林语堂
川省执政者有若卢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执政者有若卢君者十人而中国治。
——胡先骕
1962年的那一声惊呼
我的本名叫程晓刚，小时候随母姓卢，叫卢晓刚。我的两个弟弟，那时也姓卢。
随母姓，在当时的东北是很罕见的一件事，因为它有悖习俗。不单是同学，就连老师得知此事都会面露诧异。我知道这是母亲的意思，但并不知道她真正的用意所在。
“卢”这个字，简化了以后，看起来没有繁体的“盧”那样稳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我的名签（布质学生胸章）上，老师用洒脱的毛笔小楷所写的“卢”。那一撇，如刀锋般锐利，曾深深地刺伤了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因为我的外公是卢作孚。在我由少及长的过程中，卢作孚就是一座山，沉重地压在我和弟弟们以及其他所有卢氏孙辈们的头顶。
我家兄弟三个，从小就随着表兄弟们的叫法，把我们的外公叫作“爷爷”，把外婆叫作“婆婆”。在我家，“爷爷”这个称呼是特定的称谓，“婆婆”也是。说到爷爷和婆婆，不会指别人。
婆婆蒙淑仪是一位家庭妇女，我从呱呱坠地时起就由她抚育，她老人家是我和爷爷卢作孚之间最切近的关联。1953年冬，母亲把婆婆接到长春，从此，婆婆与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兄弟从小就有这么一位慈爱的婆婆。
在我们长春的家中，婆婆有一张单独的床。我记得，她的枕旁总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灰色封面，书名和内文是竖排的繁体字，很老旧。上小学的我大致认得书名是《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署名“卢作孚”。这本书是1943年爷爷利用少有的数日闲暇，在重庆红岩村的寓所里写下的。
全书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草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亲切地经历过，再亲切地写下来，应该有如何沉痛的感觉！
这本书，我小时候翻看过，但不感兴趣。我不喜欢它灰色的封皮，不喜欢书名中的“惨淡”二字，也不喜欢那种民国式的现代汉语，因为它们过于沉重，那些排列得不大整齐的铅印字体和书的装帧也显得太落伍。我知道，那是遥远年代的遗迹。
婆婆常读这本书。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我长成青年，几乎每晚，婆婆在入睡之前都要拿一把放大镜，慢慢地读一页这本小册子，口中喃喃有声。这情景，不单我见过，我的大弟、小弟也都见过，印象至深。它就如一幅版画，一刀一刀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兄弟小的时候偶尔会看到婆婆读这本书的时候悄悄哭泣，却不知道她为什么事而哭。我们要等很多年以后才能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怀念。
我小的时候曾问过婆婆：“是哪个人写的书呀？”
婆婆说：“是爷爷。”
四川话里的“爷爷”，发音很亲切，后一个字的音调是挑上去的。她一说，我就明白了，卢作孚就是我的外公。我还知道了，他老人家从前是公司总经理。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他在一个光线黝黯的大房间里办公，处理枯燥的账目。
我那时还不可能预知卢作孚这个名字对我这微不足道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
大概在1962年，我放学后和一群同学去了桂林路新华书店。我买了一本书，依稀记得书名是《中国古代的航海》，作者是张铁生。书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一点民国时期的航运情况。
我一路走，一路翻书，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卢作孚。书中写道：民族资本家卢作孚，是我国现代航运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为我国的现代航运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很激动，惊呼：“这不是我姥爷吗！”同学们闻言，都纷纷围上来看，看清楚“民族资本家”几个字后，都没说什么。
我把书拿回家，给婆婆看。婆婆很感意外，认真读了几遍这一段，又仔细看了看作者的名字，念叨着：“张铁生，张铁生……”她想不起这个人的来历。多年以后，我查到这位张铁生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1950年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当年在香港奉周恩来之命，力促爷爷从香港秘密过境回归内地的人就是他。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爷爷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原来爷爷这样了不起！年幼的我一下就掂出了爷爷在历史上的分量，我的家庭原来有这样一个神秘而又辉煌的来历，同时也明白了母亲让我姓卢的缘由。
围着看那本书的同学大概有人回去问了家长，几天之后，班里的同学就传遍了：“卢晓刚的姥爷是个大资本家！”在放学路上，在校园里，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朝我吆喝：“大资本家！”“资本家”还不够，还要“大”，孩子们的语言暴力，因其无知而更见残忍。我的两个弟弟也有类似的遭遇，然而我们内心从没承认过“大资本家”这个概念的合法性。
1962年的那一声惊呼，让我的命运走入了黑暗。爷爷的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民族的事，他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资本”，更不要说“大资本”了。但是，“大资本家”这个概念确是一头怪兽，吞噬了爷爷，也吞噬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天真烂漫。
报考中学之前，因为不堪压力，母亲让我改姓父姓。两个弟弟晓笛、晓迅后来也改姓父姓。我自己则绝对不敢告诉中学同学我爷爷是谁了。
一切，都让它随风逝去吧……
1952年2月的一个深夜，爷爷在重庆的家中含冤去世。那时，我的母亲卢国仪在上海物理化学所工作，已怀了我七个多月。婆婆不敢将此噩耗骤然通知我母亲，约一个多月之后，母亲才偶然从别处得知了消息，悲痛万分，立即从上海赶赴重庆奔丧。5月末，我在重庆出生。
爷爷走后三个多月，我来到这世上。这一辈子，一切都已注定。
爷爷一生写了很多文章和书信，据我所见，语涉第三代的，唯我一人。1952年1月，母亲从上海写信给爷爷，讲了准备回重庆家中生子的计划，征求爷爷、婆婆的意见。爷爷在1月20日回信说：
上星期函已经接到。家中一致赞成你的计划，特别是你的母亲。请你即决定安排五月回家，小孩诞生即在重庆，小孩饲养，当然是你的母亲的事。只太苦了你的母亲，学习，宣传，生产，理家，带孙儿女，似乎太为繁重，但为了你的工作关系，仍当替你负起带婴孩的责任。只盼望你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是盼望你照计划请假回家，尤其是你的母亲，盼望更切。
这是爷爷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一直由我母亲珍藏。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母亲和父亲因毕业于教会大学，双双被打成“美国特务”，还被抄了家。父亲程镕时少年时为抗战流亡学生，饱受失学之苦。1949年夏，与母亲一起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高分子科学研究学者，只知埋头于科研，却在运动中一度被拘禁。无辜受到这种迫害，全家人内心的愤懑无以言表。
抄家时，这封信以及爷爷的另外三封家书也被一并抄走，“文革”结束后方予归还。此时，我才读到这份珍贵的家书，恍然大悟：我之所以出生在重庆，之所以由婆婆在重庆带到一岁多才离开，原来都是爷爷和母亲事先商量好的。
爷爷很爱他的小女儿，曾给她取了一个优雅的乳名，叫作“清秋”。看得出来，爷爷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何等急切地盼望女儿“清秋”能早些回到重庆，大概也想早些看到那个未来的婴孩。可是，他没有等到我的母亲，也没有看到我。写完这封信之后的第18天，爷爷走了。他痛苦，但很清醒，抱定义无再辱之心的他，解脱了。
那是一段令人惶恐不安的时日。他走后的那些年，能记起他、能善待婆婆的，这世上能有几人？
六十三个年头过去了，一个甲子的轮回过去了。爷爷所有的一切都停在了那一天，而我的年龄居然已经超过了爷爷。“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我在少年时读到杜甫这句诗，忽然明白了生者和死者的最根本区别。
我入中学未及一年，便遭遇“满街红绿走旌旗”的变故，学业为之中断，不得已在插队劳动之余自学为文。新世纪以来，我写过几部人物传记，又两次自费考察爷爷生活和工作过的旧址，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参考诸家研究成果，以旁观者的视角，为先辈写了这样一部传记。虽力有不逮，不尽如人意处甚多，但自觉是实现了一个心愿。
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除稿酬外，全不涉及钱的授受。感谢新星出版社，感谢陈卓先生，让我将这本干干净净的书献给爷爷。
自1962年的那一声惊呼起，我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总算知道了爷爷卢作孚是怎样的一个人，明白了他何以有那样的一种命运。爷爷的命运，是那个年代里一个群体的缩影。
他们以自己的骨血作膏脂，点燃自己，照亮暗夜。他们于荆棘中前行，伤痕累累，义无反顾，不惜毁灭自己，也要尽忠报国。历史未能善待他们，然志士却无悔于此生的奋斗，他们是怀着未竟之志而告别人世的。
如今，他和民生公司同人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被写入历史。对于这一点，我甚感欣慰，觉得少年时因为他而忍受的屈辱是值得的。至于他的成就、他的荣光，则是由那个特定的时代所赋予的，是他个人奋斗的结果，不可能因为血缘关系而传给后人。
终于活到了能为爷爷感到欣慰的年月，我于心足矣。
“百年心事归平淡”，世间事，人力所不及者多矣。一切，都留待后生努力吧！
十五岁，他因贫困而辍学，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子弟；三十岁，他携家带口，是徘徊在人生岔路上的迷茫青年；四十二岁，他坐拥中国近代较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是资产过亿的大企业家；四十五岁，他手握国家交通命脉，是位高权重的政府要员；五十九岁，他以悲剧收场，身后留下的，不是大笔的遗产，而是无尽的遗憾。
他就是卢作孚，身上有着一大堆的不协调：既是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学生，又是眼光敏锐、知识渊博的学者；既是不懂得时髦享受的市民，又是精明超前的实业家；既是没有存款的一介布衣，又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的航运巨头。然而，他的名字却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蔽。
卢作孚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对经营管理、道德重建有哪些经验智慧？他对社会转型、民族复兴有哪些深刻见解？他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里闯出一片天地？他为何受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之人的一致赞誉？他给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正经历重要转型期的今天，是彻底拂去那些历史尘埃的时候了。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她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她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清秋子所著的《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侧重于讲述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演变，结合与其有密切交往的众多民国人物，详细介绍了卢作孚在思想上的探索历程，着重刻画了一个“精神上的巨人”是如何养成以及如何毁灭的。
从白手起家到资产过亿，从民族实业家到社会改革家。
这是一个用“微生物”和大爱，而不是炸弹和仇恨去改造中国的人。
《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中，卢作孚长外孙清秋子历经十载，依据大量稀有史料为外祖父立传，详解60年前卢作孚自杀的真实原因。
茅于轼、钱理群、孙立平、章立凡、张维迎、丁东、吴思、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