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访问延安（二）：采访中共领导人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我们曾有几次和他共同进餐，同席的还有其他领导人，都没有什么礼仪或规模，大家散坐在两三张小方桌旁，谈话很方便，食物也极简单。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所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所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个世纪40年代，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在延安时，我们对于他那种“好整以暇”“举重若轻”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印象。他肩负重任，公务繁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不断，行政管理千头万绪。在同国民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最主要的决策者——要抵挡国民党的进攻，又要避免发生内战，还要促使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性著作中，在党内的争论中，他规划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同蒋介石在仪态上的反差真是再强烈不过了。在重庆，蒋介石总是在摆架子，显得不自然、神经质、紧张，说话哼哼哈哈。他坚持要“事必躬亲”——从训斥部下将领到接见每一个奉派出国的国民党官员（据说在接见时还让一个相士躲在幕后给这个官员相面，看他有无不妥或不忠的迹象）。毛则相反，他当时显然很善于把职责分散下去。抗日根据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地理上既相互隔绝，交通通讯又极端困难，由中央直接具体指导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央的各项总方针是必须理解和遵守的，但每个根据地可以决定各自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达到了充满活力的结合。
下面是中外记者团1944年6月12日在延安会晤毛泽东时，他所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英译文）：
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这件大事预示着德国希特勒的灭亡，以及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很欢迎。希特勒和日本垮台之后，世界将成乐土。在中国，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应该团结得更紧，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配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胜利，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新闻界应该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并说明我们的态度。
首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创建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针，现在也仍然坚持。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的缺点，并且是很大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缺少民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实现了团结和民主，未来就有保障。中国需要保持全民族的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我以上所述概括了我们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观点。
接着，毛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关于正在重庆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他说：“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结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开创了世界新局面？对这一新局面，共产党是否将发表一项声明？”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真正的转折是随着1942年11月苏联斯大林格勒反攻胜利而出现的。第二战场的开辟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机遇，但不是真正的转折点。我们的报纸已经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解放日报》在此之前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确实标志着一个新阶段，如同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一样。这两件大事都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大合作的体现。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发动反攻前，反法西斯的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法西斯势力呈上升趋势。之后，形势迅速转变，盟军在北非、接着在太平洋上停止了后退，转为反攻。）
毛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红军开始反攻标志着全世界形势的转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向法西斯反攻的一大新步骤，没有这一步骤，我们不能摧毁轴心国。因此我们可以讲，此举打开了一个大反攻的局面，对欧洲、太平洋以及中国的形势，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对于欧洲第二战场，他没有采取西方的看法，也没有采取苏联的看法，认为第二战场本身决定全世界的命运。他当时就把重点放在未来，放在各个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动性上。
用同样的思路，上引那篇社论（可能就是毛本人写的，至少是他审定的）推断，第二战场将加速欧洲战场的胜利，以后盟国的武器和人力将可能转到远东来。这样，第二战场将为中国创造一种较好的形势，但是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利用这一形势。如果中国只靠外在的因素，那么它本身的问题仍然不能解决。
有一位中国记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毛回答说：
“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中国的军队也需要民主，如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各级指挥部门之间、各个部队之间。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部队就可团结得如同英国、美国及其他民主的军队一样。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思想方面、出版和艺术创作方面。只有当文化和人民结合起来，它才能被广大群众所热情接受。
“在各个党派内部，在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上也必须要有民主。国际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内部的团结和国际间的团结，打赢这场战争并建立牢固的国际关系。
“只有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团结才可称之为民主团结，或日民主集中制。这一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简言之，这就是我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我们的同胞和全世界朋友们包括法西斯国家人民的。
“战后的国际联盟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
“总之，在一切方面我们都赞成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后来我同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作报道，我也没有作记录。我向他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那时宋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我是“保盟”的干部，所以我就“保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解放区的问题（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止运入药品和其他救济物资）征求他的意见。他给了我一张所需物资的清单让我带回去。
毛主席在交谈中询问了国外的一些情况。他听说我为多家传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讯社是专向美国工会报纸发稿的，就问我美国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哪一家的会员人数更多一些？那时这两个组织还是对立的，后来才合并。我比较倾向于发展很快的“产联”，因此就说“产联”多一些。他说不，还是“劳联”人数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说明，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他还问到为什么美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白劳德要解散美共，把它改组为一个“政治团体”，以便在美国两党制的架构中活动。我引用了报纸上发表过的白劳德自己的解释。毛问道：“那么，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呢？！”虽然他没有说下去，但显然是不赞成。这是在法共等外国共产党批评白劳德的行动丧失原则的几个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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