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传奇，是鲜活的中国当代史；这不是新闻，是同路人的真实命运！

范以锦、杨锦麟、江艺平、窦文涛、李扬联袂推荐！

《砍手党的城乡之路》作者傅剑锋历经多年调查少年阿星以及同伙是如何沉沦为砍手党，记录了他们在农村以及工厂的生活情景，本书被列入广东省千乐社区公益基金会“报告文学现场采访援助计划”，是一篇有很强历史价值的纪实文学。

南方周末记者用六年时间，深入中越边境的“砍手党村”、广东省韶关监狱、珠三角城市边缘的案发现场。进行深度采访和调查，呈现出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失据的农民工命运样本。

傅剑锋的报告文学《砍手党的城乡之路》像一把犀利的刀，切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繁花似锦的表象下底层社会的一个带血的侧面。他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细致而真实地甚至有些残酷地讲述了那些在大都市天天与我们擦肩而过但是却极为陌生的“打工仔”们的故事。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无法全面读懂当今的中国。

《砍手党的城乡之路》这本书欲以跟踪中国农民工这个沉默群体的命运，来呈现大时代的一个横断界面。它的样本价值，可能并不亚于《中国在梁庄》。急速变动和转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百年来，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关键转捩点之上。更能展示一个大时代风貌的，并不尽然是五彩缤纷，也还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处，无数这样的角落，这样的温江村，这样的阿星，才能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原色。

序言

傅剑锋以及他的“砍手党”／001

上部 穷途

第一章 工厂：绝望杀手／002

第二章 车站：暴力病毒／027

第三章 乡村：黑白老乡网／051

第四章 城市：打工轮回／072

下部 自白

第五章 “我做黑社会是找不到工作惹出来的”——“砍手党”老大赵民显自述／088

第六章 抢劫逻辑——对话抢劫犯黄海清／104

第七章 “做了黑社会，才找到做人的尊严”——杨成康狱中自述／107

第八章 “抢劫是会上瘾的”——农学波狱中自述／123

第九章 身上还有5颗子弹的受害者／129

附录

去做与这个时代相衬的事——《城市里的陌生人》采访手记／133

夜晚，乡村摄影师话语／151

后记／154

第一章 工厂：绝望杀手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无法忘记那个紧张、颤抖的声音。

那是在2005年7月9日傍晚6时30分，我正以南方周末记者的身份在北京出差。一个深圳的固定电话拨进我的手机，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把我吓住了：“傅记者，我完了，我杀了一个人，工厂里的主管……”

打工者阿星怎么会去杀人？我难以置信。“我真的杀人了。你现在能过来吗？我想要你陪我去自首。”阿星说。

阿星的话像锥子一样扎到我心里。七个月以来，我曾一直想把阿星从善恶边缘拉回来，但事实表明，我失败了。懊悔、内疚，百般滋味涌上心头。我那时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陪他去自首。我告诉他“还。在北京出差”，许诺可以从北京乘机当晚飞回陪他自首，到深圳大约要三四个小时。

“那就不用了。我要么晚上，或者明天，再去干一单，然后逃到越南去算了……身上只有几块钱了，饭也没吃，衣服上还有血腥味，我已经不成人样了，我不想撑下去……”阿星开始情绪失控。他的家乡广西温江村，离越南只有30公里，他对越南的逃跑路线可能真的轻车熟路。

我劝说他“绝不能再干傻事”。考虑到他情绪不稳，我想到让南方都市报深圳站的记者就近陪同他去自首。另又让南方周末的同事从广州赶过去劝说阿星。

我认识阿星起因于七个月前对深圳“砍手党”事件的调查。

2004年12月22日夜，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马田村的闹市砍手抢劫事件爆发——打工者余富兵被19名手持砍刀的年轻劫匪抢劫，手被抢劫者当街砍落。当时他只急着去追被抢的提包，追了一阵后，才发觉手被砍落于地。此后不久，广州市天河区又在大白天发生一宗类似的抢劫案，女工何爱华的挎包被砍，手也被当街砍落，包中其实只有20元。后来警方破案，得知广州砍手劫案两名案犯均来自广西钦州农村，深圳的砍手者也来自广西农村——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

这是珠三角地区社会治安声名最狼藉的时期。2004年底至2005年初，孙志刚之死导致收容制度废除。原来被掩盖的诸多治安管理漏洞，以及外来人群对本地人的不满，全面地爆发出来。外来人口集中的珠三角多个城市陷入治安混乱，尤以深圳市关外的宝安区为甚，广东省公安厅调动数干武警前去维持秩序。本人的一位武警朋友，就在其时其地查出了一出租屋里的多支AK47冲锋枪。枪案等暴力犯罪一度频仍，仅以我其时正供职的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每天接到的电话报料为例，深圳宝安区每天至少会发生一宗以上的枪击案。

其时，南方都市报记者丰雷，采访了一名深圳“砍手党”成员，这个犯罪者看起来身体孱弱。大约十七八岁，无法想象就是这样的人去砍人手脚，且常常只是为了抢几百元钱。丰雷问他：“你看起来很年轻，你怎么下得了手？”其人答：“（犯罪的）人多了，就砍了。”又问：“看你这样年轻，为什么不好好打工，却去干抢劫？”其答：“以前也打工，后来看到我们整个村的年轻人都来珠三角抢劫，我也就跟着抢了。”这名犯罪者所说的村庄，就是广西温江村。

深圳警方查明，由19人组成的这一抢劫团伙，都来自温江村，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在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办合水口、马田一带，一年时间内先后犯下25宗劫案，砍伤路人12名，抢劫了大量手机、手提包和现金。

在犯罪者与记者的对答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整个村庄的年轻人都出来抢劫”这一信息。其时正供职于南方都市报的本人，遂决定去这个“砍手党山村”一探究竟。

2005年1月，我来到了温江村。此村一眼望去，四围皆山，有很多没人住的砖房，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刚进村时，没人听得懂我的普通话，我感到村民们观察我的目光带着敌意、警惕，令人心里发毛。刚巧碰到一位年轻的村民过来，看起来衣着整洁，颇似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我就上前问路，他定定地看了看我，反问：“你是卖洗发水的吗？”原来，他看到我背个包，以为是搞推销的。

但后来经过数天，我慢慢融入这座村庄。发现这些村民并非是我预想的凶悍，看起来似乎淳朴、善良。这里人均月收入不足百元，村民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去附近县挖矿，要么去广东打工。我曾跟着村民去看他们挖矿的地方，在几十里路外的土湖乡锰矿区，他们用锄头、钻机等简陋工具，挖出一个个洞；然后，头上绑一支手电筒，猫着腰，用小推车把矿土一车车拉出来。他们往往都在这些私矿黑矿打工，矿洞没有支架，也没有排风系统。我曾试图走进一个百来米深的矿洞，刚走到几十米后就有窒息之感，遂仓皇退出。但许多村民为了挣钱，不惜把命赌在这些随时可能塌方的矿洞里。

“我们这里太穷了，命就不值钱了。”其时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气。

在村口有一所破落的学校——温江村小学。曾经在珠三角一带令人丧胆的“砍手党”悍匪，多数曾在这所小学读书。

这包括曾被深圳警方列入“砍手党教父”的赵民显、“砍手案”成员许国亮、在警匪枪战中被击毙的许国定、因抢劫被捕的黄海清等温江村年轻人。校长张有勋很沉重地说：“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像许国亮的父亲和哥哥、许国定的哥哥都挖矿去了。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

P2-5

傅剑锋以及他的“砍手党”

先谈谈我对傅剑锋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剑锋真人，是在拍摄“走读南周”期间，之前读过他的很多具有深度的调查报道，见识过他文笔的流畅与观察的锐利。

“南周”文体经过了几代南周人的持续努力，已自成一派，独树一帜。这所中国新闻界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不少精英，傅剑锋只是其中的一名，七。末的新闻从业者能如此执着努力，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政治话语环境之下，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这本书是作者对将近六年的一次城乡冲突调查的小结。起于傅剑锋在南都供职的2004年底，终于作者本人将离开南方周末的2011年8月，其间历经波折与惊心动魄，欲以跟踪中国农民工这个沉默群体的命运，来呈现大时代的一个横断界面。

根据作者自述，这篇长达六年的持续跟踪采访报道的内容，虽然后来在《南方周末》发亍《城市里的陌生人》两万余字的调查报道，但作者仍然觉得不够系统。在离开南方周末后，虽然杂务缠身，但情结难了，现在终于把报道变成了小书。在给我的私人信函中，傅剑锋认为，这篇文字，在样本价值上，可能并不亚于《中国在梁庄》。

在拜读傅剑锋的心血之作之后，我深以为然。

我对年青而有冲劲的新闻同行，素有好感，傅剑锋是其中的一位。数年前，我与我的伙伴们一起走进南方周末，拍摄“走读南周”，也先后采访过历届南方周末的主编们，对那句“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话语印象极为深刻。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期“走读南周”最终无法顺利播出，现在还静静躺在凤凰的资料库里，何时能播出，不得而知，但那是我在南方周末二十五周年之际，近距离走进南周，走进几代南周人，试图用摄影镜头为这一群矢志不渝、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做的一次影像记录。那时的傅剑锋还不是镜头前的主角，但他和他多年来的作品，一直为我所关注。我甚至未曾想到，这支健笔，竟是七〇末的浙江绍兴普通人家子弟，竟是毅然辞去在浙江的稳定工作，只身南下，从最普通的记者做起。这一点毅力和意志，令人刮目相看；这种义无反顾的勇气，在他从事一线深度报道记者的字里行间，都可以触摸到。这本书自然也将这种冷峻，热情，深邃的洞察力贯穿于始终。

急速变动和转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百年来，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关键转捩点之上，它未必是纯色的，譬如人们经常使用的二分法，非此即彼，非红即白，或黑或白，无法完整客观展现出时代的风貌。我们深知，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横断面或纵深面上，广泛存在着灰色地带：灰色政治、灰色经济、灰色社会的潜规则，以及难以一一展开的灰色。灰色的深浅不一，层次不一，显示出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错综复杂性。

主旋律的倡导者，总乐意使用更多的音标和音符，去尽力展示一个大时代的五彩缤纷，但其实，更能展示一个大时代风貌的，并不尽然是五彩缤纷，还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处，那是个角落，未必是五彩缤纷所能呈现的角落。却又是需要人们去关注，去探究，去深思，去走读的角落。无数这样的角落，这样的温江村，这样的“砍手党”，这样的阿星，才能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原色。没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出现，他们的铤而走险，他们的灰色人生，我们的五彩缤纷就缺乏了足够的令人信服的光泽。

当下的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并不尽如人意。很多从业者，选择了随波逐流，顺水推舟，甚至于浑浑噩噩，或者追名逐利，或者心态浮躁，追求的是众声喧哗的狂欢，徒有虚名的光环，真正愿意静下心，让自己时时刻刻接着地气，去挖掘，去发现人性残存的余晖的新闻从业者，还真的不多。

作者采访手记的标题，让我肃然起敬：去做与这个时代相衬的事。放眼当下，谁愿意对一个新闻专题，持续观察五年，继而采访，调查，收集素材三个月，再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整理、思考、沉淀之后的奋笔直书，足足写了两个月，并在被冷藏了四个月之后，二十多万字的素材浓缩为两万字签发排版印刷，得以与读者见面？

一般人做不到，我也未必能做到，但作者——傅剑锋，这位七〇末的小伙子做到了。我敬佩他的执着，敬佩此书的来之不易，至少我能理解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和心灵深处的备受熬煎。

如同作者所言：“这是对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何以占城市犯罪三分之一的观察，这是对‘永远跳不出打工这个圈’的2亿劳工的观察，是对那些走向失败人生的个体的观察。”观察而已，即使也只是观察，但这种观察需要出离心，需要冷峻的态度、冷峻的笔触、冷峻的思考，冷峻中含有心灵必须承受的艰重，冷峻中还必须时时抚慰自己跌宕起伏的沉重。

作者自始至终是清醒而冷峻的，他对自己发问：

“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能写出与这个伟大而复杂的时代相衬的东西吗？能真正为记录、解释这个时代提供有分量的东西吗？能把‘易碎品’做成经得起时间与思想检验的东西吗？

在过去的时代，曾有不少颇具历史自觉与公共情怀的记者，写出与时代交相辉映的东西。而我们，虽身处于信息奔涌与新闻力量都超越其他任何时候的时代，却也迷失于浮躁、跟风、追逐新闻泡沫的庸常中。所以，我时时以反省自励，我不敢说我是否做到了他们的万分之一，但以此高标为志业。”

且不论作者为此非虚构的中长篇报告文学所付出的心血，就这一段自问的话语，也足以证明这本书的出版和它的内容，是值得郑重推荐的。

我之所以郑重推荐这本非虚构的中长篇纪实性的深度调查报道，还因为傅剑锋出身南方报系，先后在中国新闻改革开放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任职，一个是被我誉为中国新闻人的“铁军”，一个是被我尊为中国新闻人的“黄埔军校”。我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同仁们，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同道中人的情愫。在南方承受着诸多可以理解和难以理解的政治压力之下，我对南方人，无论是否还在坚守中，或者不得已离开的南方人，感情上有一种特殊的偏好。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傅剑锋，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之余，一挥而就了这篇文章，以作为对南方人的一种持续的精神支持与理念认同。

但愿傅剑锋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也能一如既往地作为南方精神的坚守者，写出更多接地气、说人话的好文章来。

是为序。

新媒体人 杨锦麟

2013年端午节

这本书的写作，是对中国农民工灰色生存的六年多观察与采访的积累。

仅仅2010年至2011年的采访，就超过300人，采访笔记的整理就逾30万字，很多朋友为我的采访与写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与建议。回顾整个采写过程，不由感念顿生，一种艰辛与冲刺，若没有你们的帮助与鼓励，不可能有这本小书。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潘晓凌。她本人是一位出色的特稿记者，更是善于激励人心的我的家里领导。她给了我一次次鼓励，在行文上对我提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她是我的报道与书稿的第一读者，是本书的坚强后盾。感谢你，亲爱的妻子。

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合作伙伴安海波。她是广东财经大学的摄影学者，也是一位极富人文情怀的摄影师。她曾经花数年拍摄、帮助广州流浪儿童。在我开始采写农民工灰色生存一书后，她和我一同去广东各大监狱采访，去深圳、广西温江村等地拍摄。她和温江村人成了朋友，她以悲悯的镜头记录他们的生存。她的摄影完全可以独立成书。她的作品与本书文字相得益彰。非常感谢与你的合作。

我要感谢早年与我一起关注此案的前同事姜英爽、丰雷。

我要感谢千禾基金会。经江艺平老师介绍，本书得到了千禾基金会的学术支持。不管是江艺平老师，还是千禾基金会的刘小钢老师、王津津老师，都给了我不少鼓励，以及耐心的期待。

我要感谢前东家《南方周末》。在2011年本书的采访期间，这份宽厚与崇尚专业主义的报纸，允许我半年内只做这一件事：采访与写作。我回馈给了她一组叫《城市里的陌生人》的报道，以及这本书。

我要感谢在采访中为我提供了大量辅助性工作与采访整理工作的前南周实习生，他们有的已成为南周的才俊，有的已成为业界的新秀。他们分别是范承刚、陈铁梅、向婷婷、王媛媛、冯飞、钱文迪。感谢你们。  我要感谢在写作遇到困难时为我提供了可贵建议的朋友邓科、李海鹏、关军。

我要感谢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上给我诸多鼓励的江艺平老师，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香港大学的徐建华博士与吕大乐教授。我要感谢为本研究提供学术帮助的当代研究所学者刘开明博士与中国公安大学靳高风教授。

我要感谢在采访中提供了诸多支持与相互信任的闭文星一家，我要感谢温江村的人们。我们从相互怀疑到相互信任，到一起去探究苦难与悲伤，去探究解决的可能性。

我要感谢提供了大量公共信息支持与采访支持的政府机构。它们是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及下属监狱，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高级法院、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天等县公安局，以及深圳的律师事务所，尤其是周德智律师。是你们的帮助与善意，才使本书的资料能够坚实，能够从个案延伸到更广阔社会的思考。

我要感谢杨锦麟老师，他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智慧雄辩，一腔情义，晚生难忘。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责编刘志一老师，本书出版历经曲折，他一直尽心而为，方有本书的出版。

傅剑锋在南方周末供职时发表的两万余字的《城市里的陌生人》调查报道，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因篇幅所限，意犹未尽，如今终以《“砍手党”的城乡之路》一书面世。作品触及了“砍手党”山村的一些人从农民到农民工到地域结伙犯罪的过程，关注到了农民工犯罪背后的中国城乡冲突、中国城市化背后的危机，这就从更高的层次进行了把握，更具现实的意义。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欲以跟踪中国农民工这个沉默群体的命运，来呈现大时代的一个横断界面。它的样本价值，可能并不亚于《中国在梁庄》。急速变动和转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百年来，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关键转捩点之上。更能展示一个大时代风貌的，并不尽然是五彩缤纷，也还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处，无数这样的角落，这样的温江村，这样的阿星，才能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原色。

——杨锦麟（著名主持人、新媒体人）

作为中国最好的调查记者之一，已经投身新媒体的傅剑锋，用这本书为他的调查记者生涯划上了句号。该书历时六年而成，历尽险阻波折，深入追踪采访，通过大量鲜活个案，深度聚焦中国农民工群体，使其具备了认知中国的独特价值。中国农民工走出了乡土中国，却融不进城市。他们是现代化转型不可或缺的力量，却无力言说及追求自身利益和幸福。

——江艺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阿星杀人事件，不要让悲情遮蔽血腥。我再发挥一句，悲情是悲情，血腥是血腥，谁也不该遮蔽谁，一个人本来就是两面甚至于千面的。其实，阿星啊，他只不过是个话引子，他引出的，是人们对城乡冲突困境的不尽困惑与沉思。

——窦文涛（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傅剑锋的报告文学《“砍手党”的城乡之路》像一把犀利的刀，切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繁花似锦的表象下底层社会的一个带血的侧面。他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细致而真实地甚至有些残酷地讲述了那些在大都市天天与我们擦肩而过但是却极为陌生的“打工仔”们的故事。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无法全面读懂当今的中国。

——李扬（电影人、《盲井》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