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事”,“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百余年来,湖南人前仆后继,运筹中国,经营天下,赢得美誉。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蔡锷、宋教仁……湖南豪杰创造惊世伟业;齐白石、沈从文、八指头陀……三湘才俊展现非凡才华。
湖南人凭什么纵横天下?一为血勇,二为理性。血勇者,坚心韧事,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理性者,顺天应人,通权达变,慧眼识潮流。四海之内,唯湖南人最能将这冰火难融的特质烩于一炉,调于一鼎,而成绝妙滋味!
本土作家王开林阅尽湖湘名流,钩沉史料,将见闻感悟、俚俗故事、历史典故熔于《百年湖南人》,谱写了一支由湖湘英才演奏的交响曲。全书依托真史实事,从九个角度讲述湘人轶事,揭示湖南人性格中倔强与意气、霸蛮与狂妄、灵泛与飘忽等等矛盾特征,针针见血,并对曾国藩、蔡锷、宋教仁等湖南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分析。在“血勇”和“理性”两方面,作者对湖南人的认识皆有独到之处,让读者在放松中听历史空谷足音,在趣味中悟大人物是非成败之理。
《百年湖南人》稿以人为经,以事为纬,收入四十余位湖湘人物,从九个角度描绘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湖南精英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走向。《百年湖南人》作者王开林寓史于文,寓庄于谐,篇幅短而信息量大,因而能使读者快乐阅读,收获良多。作者虽是湘人,持论却无偏颇,对近、现代湖南精英的所作所为有好说好,有歹说歹,不拔高,不回护,足资今日读者借鉴。
曾国藩也有驴脾气
在南方战场上,曾国藩受足了磨炼,再怎么吃苦,再怎么遭罪,再怎么受憋屈,他都能够隐忍。国情就是如此,除了集强权于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铆足劲修习“忍”功。
有道是,“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善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将制衡江南的兵权赐给一位汉臣?这位万岁爷的顾虑,曾国藩洞若观火。尤其可怕的是,某些朝中大臣时不时地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未必真是国家之福。
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曾麟书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作古,他委军不顾,仓促回乡奔丧。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十分倔犟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干脆顺水推舟,批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他忠孝两全。
在中国,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学问和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期,呈上奏章,要求终制(父丧须守三年,官员概莫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在奏章中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只挂个兵部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掣肘,粮饷苦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剿匪荡寇的工作?话已说到这份上,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咸丰皇帝要是不肯给他全面的军政大权,他就在家闲待着,不再出山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这个烂摊子吧。
说来也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翦除了东王杨秀清及其亲信。事变后,洪秀全再下密旨,令翼王石达开火速进京勤王,剿灭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洪秀全的一石二鸟之计够狠毒,全盛的太平天国却因此元气大伤。清王朝一直疲于招架,这下得到了意外的喘息之机,咸丰皇帝心里乐开了花。他就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会淡得出鸟来。
曾国藩被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其后,尽管咸丰皇帝再次强行起用曾国藩,但仍旧只肯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完整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青年骁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了曾国藩,他们横扫江南,捅出了大窟窿,弄出了大动静,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江南军情急转直下,形势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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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自知好局已黄,他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赶紧把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奉上,敕命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普天之下,当时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
湖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作用力和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研究者殚精竭虑,也不容易穷尽本源,拿出确评和定论。但有一点却众口一词:湖南人铁胆辣手办大事的功夫不可小觑。湖南人性格够蛮,手段够狠,信念够强,胆魄够壮,一方面是地域使然,另一方面则是饮食使然。湖南人吃辣的本领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为: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临强敌,金刚放霹雳,手下决不留情。
若粗浅而论,湖南人血性弥满,确实特别爱拼,特别敢拼,也特别能拼。若究竟而论,湖南人的血性是阳面,理性则是阴面,后者从未缺席,却往往被外界若有意若无意地忽略了。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令近代国人茅塞顿开;曾国藩征求朝廷同意,选派首批男童赴美留学;郭嵩焘超越洋务派的庸识和陋见,将学习西方政教视为当务之急;谭嗣同写成那部誓要冲决网罗的《仁学》,将反抗专制的思想传播广远;宋教仁设计政党内阁的结构,为民主宪政披荆斩棘……无一不是拜理性所赐。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讲到了点子上。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看得更为通透:“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蔡元培则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
然而一事总有两面,湖南人好为异端,敢做另类,制造出来的“负面新闻”也从来没少过。湖南人事事较真,缺乏玩世、混世和间世的游戏心态,所到之处便容易弄得剑拔弩张。谭延闿八面玲珑,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为“药中甘草”;沈从文始终自承为“乡下人”,并以此为挡箭牌,应算作两个特别的例外了。
湖南人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知行合一,谋定不夺,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和信仰,认准了某个方向和目标,就会死心塌地,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灵泛”,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辣、比牛皮筋更韧的硬汉精神。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永无枯竭之时,这是他们拼命前行的原始驱动力。
“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事”,“湖南人流血不流泪”,“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为了赢得这些异口同声的赞誉,湖南人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在节骨眼上,他们挺身而出,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屡败屡战,不胜不休,终于剿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年近古稀,舁榇而行,挥师绝域,捍卫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领导广州起义,中华民国初现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民主宪政透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第一枪,铲断了邪恶帝制的根系。在铁血交飞的乱世,湖南人是“中国的斯巴达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这个论断绝对靠谱。
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或多个强悍的族群作为龙骨架,才能屡仆而不僵,屡败而不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昭显了这样的实力和信念。《湖南少年歌》也唱出过类似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血性和理性都蕴含在这十四个汉字和两个标点当中。
试想,世间曾有一支全攻全守的“足球队”,攻守阵形为433,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是铁卫,魏源、郭嵩焘、谭嗣同是中场,黄兴、蔡锷、宋教仁是锋将。这支全明星球队能不能所向披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可惜他们根本无法同场献技。
王开林
2012年10月10日改定
屈指算来,从我1991年撰写第一篇有关湖南近、现代先贤先烈的历史文化随笔《片石苍茫》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在此期间,我收集并阅读了大量史料、传记、诗文集、回忆录,可谓细大不捐,还寻访了一些遗址、遗迹,聆听过几位健在的耄耋老人叙旧讲古,每有所获,则欣喜忭跃起。
2001年,上海方出版中心出版了我的历史文化随笔集《天地雄心》,共收文二十九篇,其中二十篇文章是专为湖南近、现代先贤先烈绘神写影。这是雏形,是基座,有了它们,后续的写作就从容多了。
200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历史文化随笔集《纵横天下湖南人》,共收文二十三篇,这是一本为近、现代湖南先贤先烈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轨迹摄录完整底片的专集,比《天地雄心》更纯粹。
2007年,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历史文化随笔集《敢为天下先》,共收文二十六篇,应该说,从形式到内容,它都是《纵横天下湖南人》的升级版,但由于校对上不应有的疏忽,留下了遗憾。
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这一次,我将历年所撰写的有关湖南近、现代先贤先烈的三十余篇长文打散重编,力求精短、明快、清晰、准确,门类齐整,配伍适当。此番重编直接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使读者对湖南近、现代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众巨擘快捷获得关联度更大更全的了解。
二十二年弹指一挥间,这些文章屡经打磨,有的篇什数易其稿,细部的修改、订正时或有之。
年关已近,累就累了,值也值了,苦尽回甘,滋味绵长。
王开林
2013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