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巧合：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戴乃迭，是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杨酷爱中国文学，精通英语、希腊语及拉丁语；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国，选中汉学专业，秉天赐良机地与杨同读于牛津大学，相识相爱，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一个英国文学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汉儒教训而成的英文学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伟大而神秘的魔力，竟早就出了这么一对译界合欢花。

本书将带你走进杨宪益先生的世界，了解他一生的精彩。

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他便是杨宪益先生，本书将带你重温先生的那段精彩人生。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读书和入学

第三章 在学校

第四章 出国

第五章 美国见闻

第六章 伦敦

第七章 欧洲各地的旅行

第八章 从英国到瑞典

第九章 在牛津

第十章 学校之外

第十一章 戴乃迭

第十二章 回国之前

第十三章 回国之际

第十四章 回国

第十五章 重庆

第十六章 结婚

第十七章 贵阳

第十八章 成都

第十九章 国立编译馆

第二十章 翻译工作

第二十一章 离开重庆

第二十二章 在南京

第二十三章 定居

第二十四章 解放(一)

第二十五章 解放(二)

第二十六章 解放初期

第二十七章 工作

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的接见

第二十九章 50年代(一)

第三十章 50年代(二)

第三十一章 从1958年到1960年

第三十二章 60年代初

第三十三章 批斗

第三十四章 幻听

第三十五章 入狱

第三十六章 坐牢期间

第三十七章 出狱

第三十八章 回家

第三十九章 恢复工作

第四十章 访问各国

附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未完成的心愿

 抗日战争杂忆

 年过八十

 我的启蒙老师

 记开始学外国文学

 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

 我学外文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记学写旧诗

 关于我的打油诗——《银翘集》序

 良师益友忆当年

 回忆萧亦五同志

 怀念老舍先生

 回忆钱锺书兄

 冀野和我

 我和董乐山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

译后记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

杨宪益先生大事年表

第二年，即1932年，日本开始在上海制造麻烦，他们袭击当地的中国守军——十九路军。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进行苦战，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迫不及待地阅读报纸上关于战况的报道，每当出现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没有吃亏的消息时，我们就会向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们传播好消息，并大声欢呼。全中国人民把捐款送到上海前线，支援我们的爱国士兵。中央政府又一次对抗战行动无所作为。最后十九路军被迫从上海撤退。然而日本当时对侵占长江流域还准备不足。他们仍需要巩固已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于是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并暂时从上海撤离。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天津，中国警备力量与日本浪人之间不时出现偶发的冲突。家里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迁出日本租界，搬到法国租界去住。

除了那些年少气盛、头脑发热的爱国活动以外，当时我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阅读和写诗。我读了更多的旧体诗，从上古一直到现代。晚清时期具有爱国内容的诗歌，例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模仿他们的风格来写诗。我还记得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我买的一尊意大利石狮像。我在诗里说到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朱赛贝·马志尼，将意大利和中国对比。后来我把这首诗丢失了。我写另一首咏雪诗是受了雪莱《云雀颂》的感发。我在诗中将纷纷飘落的雪片比作诗，比作音乐，比作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我在诗的末尾几行表达了自己决心有朝一日为革命献身、要把世上的污秽清除干净的愿望。这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充满稚气的幻想——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的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这首诗我现在还有。那是几年前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寄还给我的，他是我往日的诗友之一。当时他把这首诗抄录了一份，经过漫漫岁月，这首诗又回到了我手中。

当时我还读过许多西方诗歌。我最初感兴趣的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作品，因为这是年轻的中国学生最先读到和能读懂的诗，接着我阅读拜伦、雪莱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学时代临近结束时，我的兴趣主要放在一些法国诗人身上，例如：波德莱尔、瓦雷里、兰波、戈蒂埃和马拉美。出于某种原因，许多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对那一时期的法国文学情有独钟。我知道有好几个朋友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一时期我喜爱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戈蒂埃的《莫班小姐》，它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不但读，还试着把我喜爱的一些诗歌翻译成中文旧体诗。我记得我最初的翻译尝试之一是朗费罗的一些诗，接着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例如《暴风雨》中的一首歌，随后又翻译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些断章。当时我不懂古希腊文，萨福的诗当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对文学翻译感兴趣是从那一时期就开始的。我忘记说了，我当时用中文旧体诗形式翻译的作品还有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

我记得1933年我十八岁时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我们的学校新来了一位中国校长。以前的校长是英国人，他就是年长的老师、传教士哈特博士。但是，中国地方当局那个时候决定这所学校应该属于中国，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于是学校决定聘请黄佐临先生当新校长。黄先生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戏剧，不久前刚从英国归来。他在我们学校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他旋即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戏剧，学成归国后当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戏剧权威。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导演之一。他现在八十多岁了，仍健在。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非常好的人。我和他很熟，对他非常敬仰。在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的那一年里，我和他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我领导了一次纪念国耻日的罢课活动。他作为新任命的校长出面干预，让我们停止罢课，否则将承担后果。我没有听他的。当然，后来我们这些学生知道了他是个好人，就把这场风潮平息了。他在天津的那一年里，用英文创作了一部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剧，讲的是吴国国王迷恋美女西施，结果导致亡国。这部戏剧在某个实验剧场演出过两三场，观众人数很有限。扮演男女角色的都是没有舞台经验的业余演员。他们是从各个学校选来的能讲英语的年轻人，扮演女主角西施的那位姑娘名叫张美如，是我的同班同学李亚福的未婚妻。我演的是一名在吴王自杀前命令他投降的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登上舞台演戏。我还记得，我的台词只有一行，显然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我扮演的那名士兵手持宝剑冲上舞台，他以严厉的口气用英语说：“放下你的剑，大王。流血是不必要的。”国王以惊恐的目光盯住我看，心里明白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于是就伏剑自尽。后来我上牛津大学读书，到剑桥大学去探望黄佐临时，还向他提起过这一有趣的插曲，引起我俩好一阵大笑。

1934年我毕业了，准备进中国的大学。当时中国有好几所好大学。在北京的最有名的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我想上清华或北大，不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是提前举行的，燕京是美国教会大学，与我校有特殊的关系。我校的优秀毕业生如想进燕京，只需考英语、数学两门，再加上一次智商测试就行了。我参加了考试，主考官们说我的智商和英语成绩好极了，不必上大学一年级，可以直接上二年级。然而我还想参加清华和北大的入学考试，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的整个计划都改变了，我没有进中国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P22-24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

明天早晨我将去八宝山向敬爱的杨宪益先生作最后告别，此刻我正以感恩的心情深深怀念着他。尽管我十八岁人北大时就购得由冯雪峰选目并作详细后记、由杨先生和他的英国夫人格蕾迪丝·杨(戴乃迪)合译的《鲁迅小说选》，并从中获益匪浅(“Tonight the moon is very bright……I have reason for my fear[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怕得有理]”至今我还能约略成诵)，但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不久又在北大以言获罪，更与那对传奇式的夫妇、翻译巨匠缘悭一面。直到二十五年以后，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结束长达二十一年的改造生涯。从煤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而杨先生兼任我所特聘高级研究员，才有机会在某些集会上一睹这位当代“酒中仙”的风采。记得有一次纪念彭斯的晚会，当时打倒“四人帮”未久，人们都还心有余悸，会上的发言也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气氛实在太没劲儿了。只见杨先生忽然端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麦克风前说，今晚我们集会纪念苏格兰诗人彭斯，彭斯一生困苦，但人穷志不短，他写诗热烈讴歌爱情，讴歌劳动，讴歌自由，并且他也爱喝酒，说时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吟唱彭斯的歌谣，使晚会气氛顿时变得活泼起来。

我终于有机会亲炙杨先生的教诲是因为担任他英文自传的译者。1990年，杨先生应一位意大利友人之请，决定用英文撰写自传，这部英文自传于1999年写成，并以《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为书名于国外出版。英文版刚一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此书难能可贵的价值，把它列入出版选题。承他邀请我担任译者，由于我对杨氏伉俪心仪已久，于是欣然接下这一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和韩敬群先生一起，前往杨先生的住处，解决几个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如向他当面请教一些专门名词的正确译法等。当时他丧偶未久，刚从友谊宾馆搬出来，住在北四环美丽园一所普通民居的底层，室内墙上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首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当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当他从韩敬群口中得知我的亲人重病在身，亦在生死之际时。他对我表示的真诚同情只有心灵可以感知，并且终生难忘。我觉得他那么善良，那么富于同情心。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四月出版，根据韩敬群的建议，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把书名定为《漏船载酒忆当年》。这本回忆录虽然未经“包装”和“炒作”，但出版后曾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在改正原书中为数很少的几处舛错后。再版发行。

正如杨先生本人所说，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更加可贵的是，在“九·一八”国难中，他牢固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译余偶拾》就是明证)，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从英国回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抗战中的祖国，种种社会现象都引起杨宪益先生强烈的不满。他们夫妇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由于与学生打成一片，议论时政，放言无忌，还订阅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因此被当局认为缺失“政治正确”，而遭到排挤。国民党剥夺人民基本权利，实行特务统治，更使杨宪益深恶痛绝。对比之下，共产党却处处进步民主，生机勃勃。毛泽东骂蒋介石“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30页)，并且宣称他已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与黄炎培的谈话)这些十分正确的政策宣言，使杨宪益从此衷心服膺中国共产党，并设法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他还利用与英国使馆武官伊文斯的个人友谊。把他从伊文斯那里获得的情报传递给与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教育部长杭立武十分重视杨宪益，邀请杨先生携带家人与他同机离开南京，但遭到杨先生的婉言拒绝。他作为国立编译馆馆长，率领同仁们迎接解放。

解放后，杨先生出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积极协助新政权开展工作，恢复秩序，结束通货膨胀。他虽然担任民革南京市分会的秘书长，但积极要求参加中共，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杨宪益先生的优秀品质首先是真率，决不说迎合上级的假话。解放初，他在一篇为《新华日报》写的文章中实事求是地提到，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把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戴乃迪的父亲戴乐仁就是在甘肃贫困地区建立工合组织，帮助农民脱贫的传教士。他没有想到，这种言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报刊的舆论导向是要把西方传教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另一件事是，他对报上刊登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向解放军开火事件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当时英国工党政府一心想承认中共新政权，没有理由向中共武力挑衅。杨对党报的怀疑态度，理所当然被共产党同事们指责为政治立场错误。事实真相直到四十年后才在报刊上披露，一位中国海军军官在回忆文章中承认。是他下令首先向“紫石英号”军舰开的火，他当时是一艘中国兵船的船长，他也看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错误报道，但形格势禁，使他不敢向新闻界说出事实真相。还有一件事是。加拿大使馆官员朗宁在撤馆前，在杨宪益先生大力协助下，把四千多件甲骨碎片(即著名的明义士商朝甲骨文收藏)无偿地交给南京博物馆，令博物馆女馆长曾昭燏(她是伦敦大学埃及学专家，“文革”前跳灵谷寺自尽)大喜过望。当时加拿大政府不承认中国新政权，朗宁先生的善举只能通过私人之间的友好交往来实现。杨宪益为保存珍贵文物做了件大好事，但当时非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被指责为让“外国帝国主义间谍”钻了空子。后来朗宁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上和周恩来总理交上了朋友，为中加友谊作出很大贡献。

杨宪益先生在回忆录中还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新任命的南京市文化专员某同志态度粗鲁，召集来自旧社会的文化人开会时，一边口授指令，一边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其实他出身知识分子，但故意做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目的想让人们以为他是老革命。革命胜利本来为劳苦大众能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表现在某专员身上的却是一种反文明、反知识的错误倾向。杨宪益不喜欢他，而喜欢为人真诚的联络员小曾(他是曾国藩的曾孙)，可惜小曾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杨先生在牛津时最好的朋友、优秀的历史学家向达也被划为右派，后被迫害致死。最近我国学术界正在议论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如何培养出“大师”的问题。从杨先生的回忆录中，我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培养出优秀人才。首先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使摧残优秀人才的历史永不再来。

杨宪益和戴乃迪译出了包括《离骚》、《史记》、《红楼梦》、《儒林外史》、《唐宋传奇》、《鲁迅选集》等在内的大量经典，为文化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长期以来，他俩的劳动是无偿的，除《红楼梦》外，其他译作都不享有版权和稿费。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生态的日渐恶化，他们还被怀疑为外国间谍，终于在“文革”期间双双系狱长达四年之久。他们的爱子不堪政治迫害而患了精神病，结果自焚而死，这给他俩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但是，杨宪益先生却说：“我对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耻或遗憾。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青年时怀抱崇高的理想，长期受到冤屈，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使我等晚辈由衷钦敬。

我拜会杨先生的机会并不多。记得三年前和韩敬群、杨先生的外甥女、画家赵蘅以及《北京晚报》的记者们去后海探望过他。从他们的对话中，我才第一次听到杨先生对我译文的高度肯定(见2006年5月7日《北京晚报》)，我还有自知之明，万万不敢当，只是感激他博大宽仁的心胸以及对晚辈的善意奖掖和鼓励。当时他思维敏捷、记忆清晰，我不知道他有病，还陪他抽烟，是廉价的“飞马牌”，他抽起来和抽最高档的烟一样潇洒自在。他才是真正淡泊名利的大学者，真正关心民瘼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他对我只有一点不满，就是我把他的原著删掉了最后三章。我只得如实告诉他，我译出了全文，一个字也没有删。以后我还两度将未刊译文托他的亲属转交给他，但后来听说，他的亲属担心追忆那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会影响他的健康，而没有交给他。此后不久，我就听说杨先生患了重病，并去医院探望了他。杨先生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后来出院了。今年春天我去探视他，交谈十分愉快，我还为他哼唱了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他曾在爱尔兰演唱过的Oh Dannv Boy，因为这首歌恰是我的至爱。他还伸出右手让我看他的无名指，并告诉我，上面戴着的那只戒指是他和夫人一起在英国逛某个市场时试戴了一下，结果捋不下来了。看样子他的健康状况还很令人乐观，我衷心祝愿他能和我最敬佩的马寅初校长一样活过百岁，及身见到“新人口论”重新被肯定，并定为基本国策。可惜的是我的这一愿望，如今已无法实现。然而，杨宪益先生无愧为一位堂堂正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活着。

薛鸿时

2009年11月28日

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巧合：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戴乃迭，是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杨酷爱中国文学，精通英语、希腊语及拉丁语；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国，选中汉学专业，秉天赐良机地与杨同读于牛津大学，相识相爱，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一个英国文学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汉儒教训而成的英文学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伟大而神秘的魔力，竟早就出了这么一对译界合欢花。

——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