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教授精研求是，刻究深遂，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辨证这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贡献，是至目前为止关于董仲舒研究的为数不多的成果性评传作品。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

第一讲 模糊的少年时代与家庭／001

家庭／002

师承／003

第二讲 儒术独尊：初登政治舞台／007

缙绅先生何以往归陈王／008

马上治天下／014

清静无为与有为／017

诸子的复出／021

景武之际的社会问题／026

仲尼之道的变异／028

长沙一去古今怜／032

独尊儒术：帝国安宁之道／035

第三讲 谠言访对，为世纯儒／043

大道之要／044

帝王之道／049

天人之应／052

第四讲 帝国的梦想／057

“齐一天下”的可能／058

“小中央”与“众封建”／067

第五讲 究天人之际／075

天人是否能感应／076

天=上帝=自然界／080

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083

人，超然异于群生／086

王者，民之所往／089

援天道以证人事／093

第六讲 通古今之变／095

《春秋》在汉代以前的基本情况／096

《公羊》学在汉代异军突起／118

《公羊》学与阴阳五行合流／121

“《春秋》重人”／125

辨物之理以正其名／131

奉天而法古／135

《春秋》决狱／140

《春秋》之义／144

第七讲 构造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模式／155

传统政治的基本出发点／156

正人先正己：君主专制的前提／160

德教：传统政治的基本原则／168

任贤任能：传统政治的组织路线／173

正名：传统政治的手段／176

更化与复归：传统社会的运转规律／179

第八讲 白衣三公与相国悲剧／189

白衣三公／190

思想家与政治家／193

两相骄王／198

第九讲 一代儒宗与万世师表／203

蛰居著述／204

后学的分化／206

万世师表／211

第十讲 正统思想家的历史定位／219

董仲舒是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既是秦汉之前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秦汉社会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独创。

也就是说，董仲舒的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汉代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此后二千年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他之后直至辛亥革命发生时的两千年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走向不能说完全按照董仲舒的设计而发展，但受其深刻影响则是学者不争的事实。

家庭

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订，对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并无太大关系。他那短促的一生除两度匆忙地在政治舞台略微亮相之外，似乎一直在宁静的乡间过着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虽然对人生、社会乃至整个自然界进行过深湛的思考，但似乎又对自己周围最应该熟悉的环境显得那么陌生，那么冷漠；他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

董仲舒，字宽夫，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刘恒前元元年②。西汉广川董故庄(今河北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其生平事迹大概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董仲舒传》等极为有限的资料。

董仲舒生于文景盛世时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村家庭，关于他父母、祖上等家庭详细情况已不甚可考，能够知道的是他家“田连阡陌，牛马成群”，且拥有大批藏书。其家庭境况大概相当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耕读之家”。

师承

在董仲舒出生之前，西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诸侯封建割据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得以确立和逐步巩固，在黄老政治与民休息无为思想指导下，人民得离战国诸侯相争、楚汉诸强相互残杀之苦，一个经济上渐渐由复苏到繁荣，政治上由分裂到统一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

政治局面的稳定，经济生活的繁荣，使汉王朝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痛下决心废除了秦王朝不得私藏诗书的禁令。时距董仲舒出生12年。这一禁令的废除，使得儒家经传、诸子杂说纷纷重现。加上汉王朝从建国伊始就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下诏郡国访求贤才；文帝即位之初(前179年)要求地方政府选贤举能——这一年正是董仲舒的出生之年。所有这些都诱使当时的富家子弟又埋首经典，追逐于仕禄之途。

董仲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早年如同一切富家子一样，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发愤求学。

据比较可靠的传说，董仲舒在其青少年时代，即已博览先秦诸子，除专攻《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外，对传世儒家经典诸如《周易》、《诗》、《书》等均有深湛而独特的见识与研究。其学习精神十分刻苦，“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董仲舒的这种劲头一直保持到晚年，“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对学问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关于董仲舒的师承渊源，司马迁、班固都没有明说而隐约其辞，这大概在当时是不言自明的事。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同时代的人，少年时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太史公自序》等篇中“余闻董生日”，便被学者认为是引述乃师董仲舒的话。

司马迁既为仲舒弟子，其隐约其辞地描述乃师董仲舒的师承渊源线索应该大体可信。在《史记·儒林传》中，我们可以寻绎出董仲舒《公羊》学的师承脉络。简单地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四传而至公羊寿，当汉景帝时始与胡毋生著于竹帛。其时，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明于《公羊春秋》，而齐之言《春秋》者又多受于胡毋生。胡与董均以《公羊》名家，且同为景帝时博士。

《汉书·儒林传》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似乎二人仅为同事关系。然徐彦《公羊解诂叙疏》则明说董仲舒为胡毋生弟子。当然，不管他们二人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胡对董有一定的影响既为两汉学者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也便没有什么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

胡毋生关于《公羊》学的著作今不可见，而董仲舒关于《公羊》学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果关系呢？现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推测说：“何休所隐括使就绳墨者，实略依胡毋生条例，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阙之义盖本之胡毋生，而寻求归趣，往往与《繁露》相参。窃意董、胡创通大义，科旨之条已有伦脊，后师转有附益，至《春秋公羊文谥例》之伦作而集其大成，此约略可知也。”吴氏之说颇有见地，盖董仲舒勤于笔耕，将胡毋生见解融会贯通，故后人再也难以寻找到胡毋生的著作了。

也人指出：“胡、董两家家法自别，亦犹齐《诗》、鲁《诗》、韩《诗》之类耳。”徐彦称董为胡毋生的弟子，与《史记》、《汉书》的权威说法皆不合，由此可知徐说之误。胡、董既非一家，其《春秋》之传宜各有书。何以戴宏、何休只言胡毋生著于竹帛而不提及董仲舒呢？曰：“休固承胡毋氏之传，其详于本师，宜也。戴宏之师承虽不可考，要其推尊子都，谓其确得子夏之学，则亦承子都之传者，故亦独详本师耳。”要言之，即使董仲舒与胡毋生没有师生关系，但胡对董的影响——至少在《春秋公羊》学方面还是十分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大凡名声显赫的学者差不多师承都不甚明了。因此，我们无需也似乎不太可能详细考证清楚董仲舒的师承渊源。

不过，我们知道，由于董仲舒学品兼优，名声日隆，在汉景帝时便成了博士。这时的博士虽然没有什么优厚的待遇，但它毕竟是知识富有的象征。只是由于此时最高统治者仍然醉心于黄老政治，对儒家学说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董仲舒也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大概只是教书、著述，弘扬儒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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