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汪精卫,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两个字——汉奸!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于主观愿望而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重新去纵观汪精卫的一生,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事件,还需要真实、公正、客观。本书为“汪精卫”之《遗臭万年》,该书形象地再现了汪伪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下土崩瓦解、汪伪汉奸集团主要成员终于被惩办的结局。
本书以长篇纪实文学的形式,记录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叛国投敌,成立汉奸伪政府,建立所谓和平军,建立特务组织,招降纳叛,以反共建国为宗旨,为虎作伥,作恶多端,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疯狂镇压抗日军民,残杀抗日人员家属,秉承日本侵略者旨意,大肆掠夺中国资源,为日军抓捕慰安妇,为日本输送劳工,并参加所谓德意日轴心国,支持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行为,罪恶累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汪精卫伪政府终于垮台,汪伪政府汉奸终于得到惩办。
本卷形象地再现了汪伪政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下土崩瓦解、汪伪汉奸集团主要成员终于被惩办的结局。
历史的长河,在四十年代的岁月里悠悠游荡,透出多少沉重和痛苦!如今,它在这倾斜的太平洋版图两极回旋,把昨天的一页清晰地迭印在今天的一页上;又开始从遥相对峙的南北两极间,卷着战争的烽火,挟着正义的呼唤,带着人类的希望,顽强地向东北角那个小岛国冲涌而去!
于是,汪精卫集团的忧虑与日俱增。这天早饭后,汪精卫又一次由于中央通读社送来的一篇报道而坐立不安。
原来,昨天上午,日本与美国在新几内亚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丹皮尔海峡的海战中,日军装有两千五百八十吨枪支弹药、粮秣药品等物资的七艘运输船和四艘驱逐舰被击沉,五十八架飞机被击落,包括三名少将和十八名大佐在内的三千六百六十四名官兵丧生。当时,在津风号的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在旭盛号的第五十一师团长中野光英在舰艇被击沉时落人海中,被士兵救起才幸免于死。
“这篇报道我们发不发稿?委座。”通讯社副社长赵慕儒见汪精卫情绪不好,轻言细语地问。他年过半百,投靠汪精卫之前,先后任重庆《中央日报》记者和《大公报》重庆版采访部主任。
“既然同盟社和美联社都发稿了,我们的中央社也发稿,发个短消息。”汪精卫愁眉苦脸,“仍与过去报道中途岛战役、阿留申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一样,不要写得像美联社那么详细,比同盟社的电讯稿还要写得含糊一些。”他吩咐说,“你把带来的这篇报道留在这里。”
汪精卫说的中途岛战役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是役日本损失大型航空母舰四艘,重巡洋舰一艘,飞机四百六十八架,兵员损失三千五百六十八人。损失这样惨重,是日本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粉碎了山本五十六在十个月内以日本的全胜结束这场战争的神话。从此,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美国和英国手里。
阿留申岛战役败在同年六月七日,日本被击沉大型航空母舰三艘,重创航空母舰两艘,被击落飞机六架,使四千六百八十五人丧生。
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败得更惨!这场进行了近半年时间的战役于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结束,是役日本共损失运输船二十八艘,大型航空母舰五艘,重巡洋舰十四艘,日军被击毙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人,饿死和病死九千八百九十二人,被俘一千二百五十人,共损失兵员两万七千多人。
汪精卫想到这里,不寒而栗。赵慕儒走后,他产生了一种幻灭感,仿佛天在塌,地在裂。当他的眼睛接触到挂在墙上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那页挂历时,陡然升起一股想捣毁一切的无名火,他狠狠地将这页挂历扯下,撕得粉碎,又狠狠地往废纸篓里一扔。这一切,被闯进门来的陈璧君看到了,她愣怔一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还是屏声静气地问:“昨天的挂历刚才我已经扯掉了,四哥你怎么又扯下一页?三月四日才开始呀!”
“这又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日子,一个令人失望的日子!”汪精卫颓丧地往皮沙发上一坐,感到脑袋昏昏沉沉。
陈璧君想到汪精卫自日本在中途岛战役失败以来,每当日军在太平洋战争打了败仗的消息传来,他就发无名火撕扯当天的挂历页的事,怔怔地问:“日军又在太平洋打了败仗?”她见丈夫闷闷不乐,闭口不答表示默认,两眼就在房间里搜索着,很快在书案上发现那篇报道,赶忙拿起来浏览一遍,这才明白了一切。
“是呀!从中途岛战役开始,太平洋战争,对了,日本朋友最近改称为大东亚战争的主动权落在敌人手里了。”陈璧君心情忧郁。
“面临盟国的这种不利局面,我们该怎么办?璧君!”汪精卫眼睖睖地望着妻子。
陈璧君沉思片刻,说道:“这是事关中日两国切身利益,事关两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建议把在京的中央常委召集来认真研究一下。”
“好吧,你打电话通知他们来。”汪精卫陷于沉思。
几番风雨,几番辛勤,汪精卫尝到了憧憬的酸苦,也似乎品到了追求的某些甘甜;但人生对他很不公平,给他的酸苦是那样的大方,给他的甘甜是那样的吝啬。每念及此,他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到拉破车的老牛,想到西沉的残阳,想到被洪水卷着的泥沙。“生活对某些人特别残酷,对某些人却特别眷顾,问题在于你选择怎样的生活道路?”他又一次想到黑格尔的这句名言。难道自己的生活道路选择错了?他由此想到最近重庆《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长篇大论对他的抨击,进而又想到嫉妒。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是因为嫉妒,是守旧对于创新的嫉妒,是厄运对于幸运的嫉妒!还是古贤先哲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嫉妒。对了,他汪精卫是林中之秀,是出人头地的人物!
汪精卫这样胡思乱想一通,心情轻松了一些,刚才失去的平衡又正位了。这时,被召集的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先后来到了他官邸的东楼办公室,必然列席者徐珍和陈春圃也来了。他望着他们,思维又回到了严酷的现实,心情又沉重起来。
他让陈春圃将日本在丹皮尔海峡遭到失败的那篇报道念了一遍,然后说:“面临日本朋友在大东亚战争中的连续出师不利,我们作为已向美英宣战的同盟者,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参战者,相信诸位与我一样忧心如焚。然而,担忧,只能说明我们与日本朋友同呼吸共命运,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甚望诸位拿出切实可行,而又有助于日本扭转被动局面的得力措施来!”
南京政府参战,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萧叔萱等人访问日本时,经裕仁天皇同意决定下来的。二十四日,双方就此签署了《南京国民政府参战与日华新协定》。《协定》规定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南京政府正式向美国、英国宣战,“为了完成对美英两国的共同战争”,南京政府将“与日本政府同生共死,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完全的合作”。为了让中国沦陷区人民“与日本同心同德,日本,交还在华之租界地和取消其治外法权,并尽力说服德国、意大利也这样做”。也是在这次访问中,经过汪精卫的再三要求,裕仁才同意去掉南京政府的国旗顶端上的三角黄布飘带。汪精卫高兴地对随行者们说:“去掉这根飘带,我们的国民政府就是正统的了。”
陈公博首先发言。他说:“看到日本朋友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断失去主动权,我越来越感到不安。诚如委座说的,我们应该主动协助盟国朋友力挽狂澜。”他沉思片刻,“美英不是于去年一月同意建立中国战区,让老蒋任中国战区统帅,派美国史迪威中将任参谋长,由老蒋于去年一月下旬、八月上旬分别建立两支远征军,开往缅甸、印度作战吗?”他很有滋味地咂咂嘴,“我们既然从军事上与日本一道参加大东亚战争,也应该向日本政府提出建立中国战区,由汪委员长任统帅,由一个日本将领任参谋长,也建立两支远征军,开赴太平洋地区作战。”他停了一会又说,“两支远征军的兵力不少于二十万人。”
“高见,高见,这是得力之举!”周佛海大加赞赏,“昨天上午与松井将军交谈时,他告诉我,大东亚战争进行以来,日军已在太平洋地区伤亡十五万六千多人,日本国内十五岁的男性学生都应征人伍了,他们正感到兵力不足,若我们提出建立中国战区,建立两支远征军直接参战,相信他们会表示欢迎的。”他说的松井,就是松井太久郎,去年六月影佐祯昭出任日军第三十八师团长,赴太平洋地区打仗之后,由他继任南京政府最高军事顾问。P1-3
我产生写《汪精卫》这部小说的念头,始于三十八年前。
一九五五年,我在《资江农民报》当记者。三月初,在邵阳县志木乡采访中,有天晚上十点左右,在乡政府偶然见到了快板书《汪精卫是个大汉奸》的、手抄本。这显然是抗战时期的演唱资料。我顾不得打听它的作者和保存者是谁,就饶有兴致地阅读起来。近三百行快板,文笔并不怎样,但概括了汪精卫从投敌到死于日本的全过程。快板搅乱了我的睡眠。一九四五年初夏,参加雪峰山会战的一支日寇部队,从隆回途经我们洞口赴黔阳时,沿途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把我家赖以为生的两头各百余斤的肥猪宰掉带走,母亲号啕痛哭和伯父被鬼子打成重伤的凄惨情景,历历在目,使我无法入睡。不知是受到哪一根脑神经的支配,突然想到要写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长篇小说。
我有这份能耐吗?尽管我当时是新闻记者,但毕竟是个只进了六年学校,初涉世事的青年,一棵墙上的芦苇。实在是自不量力。
人是要有信念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促人迎难前进的动力。我想到当过学徒、码头工、面包师傅,因自学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基者的高尔基。我虽不肖,但愿意学;也懂得蜜蜂为了酿造一公斤蜂蜜,需要采集五万朵花的道理,愿以此自勉。我暗暗为自己立了座右铭:写作这部小说之前,应当是精通这段历史的史学家;一旦动笔,应当是能够用生动的文艺笔触,再现这段历史的文学家。我默默地朝着这个目标,迈出艰难的步伐。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几乎把一分钟劈成几瓣用。我一边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一边在自学大学中文系、新闻系课程的同时,阅读了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阅读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古典的、各个流派的小说代表作,并练笔写小说和散文。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认识的提高,视野的扩展,进一步懂得中国的贫困和落后,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总根源,而近现代累遭侵略,又使中国在贫困和落后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也就越发被动挨打这一道理。如果能够把这部小说写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藉以激励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心协力使祖国繁荣富强,不再受人欺凌侵夺,确有其重要意义。写作的目的更明确,战胜困难的信心更足了,不论是在《资江农民报》当记者,还是一九五六年后在《共产党员》杂志社当编辑,不管工作怎么忙,即使晚上少睡眠两三个小时,自学、写作和搜集整理资料,绝不能停止。经过六年的努力,搜集了近二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发表了小说散文和民间文学作品三十余万字。虽然写得不理想,但在文学创作上迈出了第一步。我想,这样坚持下去,再有十年积累,就可以写计划中的题材。
但是,世间的事情往往有悖人意。一九六二年,我因在“反右倾”中受到错误处理,下放到一个国管农场工作。从此,写作和搜集资料基本上中断。但写作这部小说的信念没有泯灭,学习没有放松。在农场十六年,我两次通读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反复阅读从长沙带去的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读了当时能够借到或买到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仍在默默地准备着。三十多年来,不论人生旅途上的顺与逆,总觉得有个激奋的声音在呼唤着我。若不写出这部著作,就无法对得起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民族尊严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那段悲壮的历史,也无法结束我的生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了明媚的春天。一九七九年春,我与一批五十年代在写作上崭露头角,而又受到这样那样挫折的中年人一道,同时被前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同志指名调来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这为我完成多年的夙愿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我才真正开始广泛搜集资料和缜密、思考写作计划。如果《汪精卫》能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点地位,首先应归功于伟大的党的三中全会,首先应感谢胡真同志。这里顺便说一句,湖南的出版事业能够出现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与胡真同志的慧眼识珠,一批中年骨干编辑归队密切相关。
《汪精卫》的涉及面相当大。中国的抗日战争、重庆和南京两个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涉笔范畴。必须再现的将军级以上的历史人物,就有二百余人,比《水浒》梁山一百零八将还多。涉及面大,写作的难度也大。我越学习,越感到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自立的那个座右铭的要求,不论史学根底和文学根底都很浅薄。从主观愿望说,真想再积累八年十年。但是,耽误了那么多年的好时光,年岁不饶人,大有老之将至的紧迫感,又感到非动笔不可。想到这部著作的卷帙浩繁,写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征得组织上的同意,于一九八六年一月提前退休。
现在,这部二百三十余万言的五卷历史小说,终于完成了。限于知识和水平,没能达到预定的写作目的。尽管前三卷陆续问世后,得到国内文学界、评论界和日本作家一柳胜之先生的好评,但我有自知之明,它不是成功的传世之作,只不过在百花园地里植上一株无名小花,虽说不香不美,也算是填补了一小块空白。
我写得很苦,也很甜。苦,因为劳累。几年来,我没有很好休息过一天.即使不动笔,脑子还在苦思冥想,感到活得很沉重。甜,因为自若。当我无拘束地把自己的感情赤裸出来,把自己的血放出来的时候,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欣慰,又感到活得很潇洒。
写完第五卷最后一句话,我放下笔,嘘口气,涌上心头的是对北岳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谢中一同志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那年,中一同志主编通俗文学丛书,出版了我的短篇集《贺龙的传说》之后,又约我写个中篇。为了说明我不能从命,在复信中向他透露了正在着手写这部著作的计划。半月后,意外地收到他寄来已盖上该社鲜红印章的约稿合同。正是这纸合同,给予我以鞭策和力量。能够满腔热情地给一件新事物的崭露提供机遇,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生理上的青年人的优势和特点,已悄悄地从我身上消逝,但觉得我的心理结构还年轻。年轻的标志之一,仍然对周围的一切为之激动,为之颤栗,为之牵肠挂肚。我想,如果对生活无动于衷,水波不兴,那就的确老了。心老才是真老。
诗人歌德说过:“人到老年,应该比年轻时候做得更多些。”作家罗曼.罗兰也说过:“人生是艰苦的,对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了的斗争。”虽然我说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但愿意用先哲们的名言来自勉。我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生活中的需要,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乐趣。我将以古人说的“第一等襟抱,第一等知识,方有第一等真诗”来鞭策自己,孜孜不倦继续学习和写下去,把想得最多最深的东西,都直率地写出来,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和人生。我不在乎今人怎样评说,所考虑的是对后人负责,对历史负责。
这些,就是我今后的追求。
作者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