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上，苏青是个失败者；然而，在事业上她是一个胜利者，她以十年痛苦婚姻磨难为代价，写出了《结婚十年》，一举成名。苏青的文章正如她之为人，是世俗的，是没有禁忌的。

苏青作为20世纪4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虽然小说成就不及张，但其散文成就却在张爱玲之上，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致使一向清高自傲，孤芳自赏的张爱玲也对她推崇备至，表示她“近代特别喜欢苏青”，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

《苏青文集(小说卷上结婚十年)(精)》是《苏青文集》小说卷上，收入了苏青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

《苏青文集(小说卷上结婚十年)(精)》是《苏青文集》小说卷上，收入了苏青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本书以自传体的方式展示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女性在婚姻、家庭和事业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精神上的困苦。这部小说在当时社会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至今仍为大众所不断提及，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代表作品。

序

一 新旧合璧的婚礼

二 洞房花烛夜

三 风流寡妇

四 爱的饥渴

五 两颗樱桃

六 养了一个女儿

七 寂寞的一月

八 少奶奶生活

九 我的丈夫

十 小学教员

十一 归宁

十二 脱笼的鸟

十三 来到上海

十四 小家庭的咒

十五 开始投稿

十六 小心眼儿

十七 产房惊变

十八 逃难记

十九 避居乡下

二十 丈夫的职业

二十一 父女之爱

二十二 骨肉重叙

二十三 爱的侵略者

二十四 都是为了孩子

后记

出版后记

坐花轿是我乡女儿的特权，据说从前宋康王泥马渡江以后，就逃到我乡某处地方，金兀术追了过来，康王急了，向路旁的一个姑娘求救。那个姑娘便叫他躲起来，自己却诳兀术说康王已逃向前方去了，因此救了康王一命。后来康王即位，便是高宗，想报此恩，可是找不到这位救他的姑娘，于是便降旨说凡N府姑娘出嫁，均得乘坐花轿。这轿据说乃是仿御轿形式而造，周围雕着许多凤凰，轿前-II彩灯，花花绿绿，十分好看。按照一直传下来的规矩，只有处女出嫁，才可坐花轿，寡妇再醮便只可坐彩轿(在普通轿子上扎些彩，叫彩轿)，不许再坐花轿。若有姑娘嫁前不贞，在出嫁时冒充处女而坐了花轿，据说轿神便要降灾，到停轿时那姑娘便气绝身死了。

母亲当然相信我是处女，因此坚持要我坐花轿，不可放弃这项难得的特权。我觉得坐了花桥上青年会去行文明结婚礼，实在有些不伦不类，但一则因为羞答答的难于启齿，二则恐怕母亲疑心我有他故，以为我在怕轿神降灾而不敢坐了，所以结果还是由她们主张，坐花轿就坐花轿吧。

花轿是由男宅雇定，抬到我家来迎亲的，进门的时候已经晌午了，我正在床上着急，因为整个上午没有起来，大小便急得要命。好容易听得门外人声鼎沸，房间里的人也骚动起来了，孩子们哭呀哭：“妈呀!花花轿子来啦!我要去，囝囝要去看呀!”我知道花轿到了，一D中恰如遇到救星，巴不得她们一齐出去，好让我下床撒了尿再说。不料她们却不动身，只在窗口张望，一面吆喝着孩子不许顶头迎上去，说是冲了轿神可不是玩的。她们喊：‘‘囡囡，不许上去，快回来呀!新娘子还在床上没起来哩，快来看新娘子打扮呀!”真糟糕!他们还不肯放我自由哩。那时我的小便可真连拼命也自忍不住了，然而却又不能下床，给人家笑话说：花轿一到新娘子便猴急起来自己窜下床了，那还了得吗?我急得流下泪来。泪珠滚到枕上，渗入木棉做的枕芯里，立刻便给吸收干了，我忽然得了个下流主意，于是轻轻地翻过身来，跪在床上，扯开枕套，偷偷地小便起来。小便后把湿枕头推过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个懒腰，真有说不出的快活。不一会，吹打手在房门口“催妆”了，我拿被蒙住了头，任他们一遍，二遍，三遍的催去，照例不作理会，正想朦胧入睡时，伴娘却来推醒我了。

其后，便有两个伴娘来替我化妆，我的五姑母坐在旁边指点，房间里满是看客，我生平从不曾当着人涂脂抹粉，心里觉得怪不好意思。可是五姑母却得意洋洋，巴不得多些人来欣赏才好，因为我这天的新娘装束完全是她出的主意，母亲一向信任她，当然不会不同意。她说时下的礼服虽然都用白色，但是她看着嫌白色不吉利，主张一定要改用淡红绸制，上面绣红花儿。纱罩也是淡红色的，看起来有些软绵绵惹人陶醉。手中捧的花是绢制，也是淡红色的，这是我五姑母顶得意的杰作，她说鲜花易谢，谢了便不吉利，不如由她用人工来制造一束，既美丽，又耐久。她真替我设想得周到，处处是吉利第一，好看第二，头上的花环也用粉红色，脚上却是大红缎鞋，绣着鸳鸯，据说这双鞋子因与公婆有关，因此不能更动颜色。我的身材既矮且小，按理一双高跟皮鞋是少不了的，“但是，”我的五姑母说：“你年青不明白道理，这双红缎鞋子却大有讲究，你穿着它上轿，换下来便妥为保存，将来等到你公婆百年之后，你要把它拿出来缝上孝布，留出鞋跟头一阔条红的，那便是照你公婆们上天堂的红灯，假使你今天穿了皮鞋，将来又怎能缝上孝布呢?不是害你公婆只好黑暗中摸索着上天堂了吗?”我想好在礼服是长裙曳地，穿什么鞋子都看不见，红缎便是红缎的吧。

打扮完毕，外面奏起乐来，弟弟便来抱我上轿了。据说那时我应该呜鸣的哭，表示不愿意上轿，由弟弟把我硬抱上。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那太冤枉了弟弟，他事实上并不会强迫我上轿嫁出去，那是真的。然而他还得循俗抱我，累得额上青筋暴涨，好容易喘着把我抱到轿前，我赶紧下来，走进轿子。那时只听得客人们都哗笑起来，据说为的是我不该自己进轿，还该由他把我推进去，才算合理。可是我既已进去了，再出来也不好意思，只得索性一屁股坐定，垂头闭目装新娘样子。说起这坐轿的规矩来，母亲倒是教过我的，她说坐定后绝不能动，动一动便须改嫁一次，我不敢动，直到后来伴娘把一只滚烫的铜炉放在我脚下了，灼得我小腿都快焦掉，不禁左挪右挪的，把屁股不知颠动多少次。至于我将来是否便会再嫁三嫁至于多次嫁呢，那是有待事实证明的了。P2-4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时代，一个平凡的弱女子，居然以文章在孤岛似的上海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委实是不容易的事。我这里说的是苏青。关于苏青的生平创作，在《苏青小说集》里已做了简略的介绍，不再重复。现在有必要先拨开罩在苏青身上的迷雾，以便澄清历史，更好地接近作者，真正接受她的作品。

阻碍我们阅读苏青作品的有两重壁障。其一是她的小说《结婚十年》。作品甫出，半年内就再版了9次，两三年后，再版有36次之多，这恐怕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论畅销的程度，也该算首屈一指了吧。但事情总是这样：“名高而谤亦随之。”由于她行文的坦率，也可能更多的人是以耳代目，或者如鲁迅所抨击的某种国民劣根性的显露：“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而已集·小杂感》)望书名而生邪念，以讹传讹，一方面因不正常的观念反而促销了小说的发行量，一方面加在作者身上的误解愈积愈多，使得苏青在当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声明。这在《(浣锦集)与(结婚十年)》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她说：“于是有人称我为‘大胆女作家’，这在我并不以为耻，却只觉得在事实上未免愧不敢当。……至于《结婚十年》呢?所叙述的事根本是合乎周公之礼的，恋爱、结婚、养孩子都是一条直线的正常的人生道路，既没有变态行为，更不敢描写秽亵。”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淘洗，如今，《结婚十年》以及苏青的其他创作都重新问世，以平常心来阅读，恐怕再也没有一个读者觉得她有什么越轨的描写了。其二，更大的障碍是对苏青在特定时期的政治表现的怀疑与误解，这一重迷雾似乎裹挟得更厉害些。甚至“海派小品集丛”介绍到苏青时，还说她：“抗日爆发后曾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及陈公博的秘书，这是很为世人诟病的经历。”海峡对岸，有一篇悼念张爱玲的文章，提到张与苏青，说：“一个走出国门飘流瀚海，一个锁入牢门关死为止。”(1955年9月21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木心文)我认为种种误传，都离作者的真实遭际甚远。确实，在沦陷区的上海，苏青是以文出名的。但写文的动机她屡次坦白地说是为了谋生。至于说她有多高的抗争意识，她也老实地承认没有。她当时就这样说：“文章愈写愈多起来了，‘苏青’这个名字也渐渐地有人知道了，而我所想找的固定职业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死心塌地地做职业文人下去了。在这里我还要郑重声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假使我赶时髦似的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这一番平心之言，今日我们能宽容地理解的。至于说她曾任伪职，甚至说她曾成为汪精卫以下二号汉奸陈公博的秘书，这一点作者在《续结婚十年》里有所提及。一个平常的女人，写了一篇偶及当时要人的文章，引动要人的注意，要人除了予以金钱解脱她的困窘外，也曾想她出来当秘书。但她坚持职业文人的道路，婉拒了这一要求，这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而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知道她的这段经历，安排她在越剧团任编剧工作，生活在新中国的天地里，苏青应该说是愉快的，她所编的《屈原》一剧，还曾荣获华东区会演一等奖。只是，为了编《司马迁》的剧本，苏青曾写信向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贾植芳请教，贾植芳因“胡风事件”被捕，抄出这封信，株连苏青，使她收监审查，后来释放得到平反。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她最后在1982年得到善终。晚年她写信给友人说：“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应当承认，过“左”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这段不幸的历史，只会增加我们对苏青的同情。我曾在《读书》上论及张恨水，文章的标题是：《应当有同情地理解》，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为苏青澄清历史，就是希望不论对张恨水乃至苏青，都应当以此态度去衡文论人。

现在再来谈谈苏青的散文创作。其实，苏青的散文出手比她的小说还早。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浣锦集》，出版于1944年4月，其中收的散文，最早创作于1935年，当时她就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的积极作者。她的散文也弓l起了散文大师周作人的注意，后来她的不少散文集也是这位知堂老人亲署题签的。《浣锦集》一出，也是一版再版，读者踊跃。连张爱玲都并不看重她的小说《结婚十年》，而对苏青的散文表示了钦羡。

苏青和张爱玲一样，写作与成名都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这一点柯灵先生在《遥寄张爱玲》的名文里做过分析。也即是说，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控制在日本人和汪精卫政权手里，高张民族意识的新文学受到压制，过去的鸳鸯蝴蝶派也难得死灰复燃，这样，表现女性情爱与生活细节的空间，得以有开拓的自由。从更深层的动因看，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固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麻烦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坏了一切。这种“惘惘的威胁”，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实实在在的压迫。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从文学整体看，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具体到上海这个孤岛环境，个体生命意识被推到文学图景的前沿，得到一次历史性的凸显，这赋予了张爱玲和苏青以很好的机遇，也使得她们的文字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苏青有一本散文集名字就，《饮食男女》，这一书名很能概括苏青散文创作的全部内容，它显示了人的“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日常生活”这一最稳定的、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确实是她在战乱中的独特的生命体验。还可以追溯过去五四新文学所关注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和今天存在主义现代性的相通，这将证明苏青散文有着常青的生命价值。还有，苏青在一篇文章中，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做了一个标点的更动，就突出了女子主体的生命意识。她的很多文章，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来谈恋爱、婚姻、家庭、丈夫、儿女以及社会的诸种问题，曾经启发了无数的读者。今天将她的思想见解汇入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文学潮流——女性主义文学，并不是故意拔高她的文学价值，而是确然无疑的事实。因此苏青的散文又多了一重意义。

本套书中的苏青散文基本上反映了作家散文创作的全貌。《苏青文集·散文卷(上)》，是近于叙事抒情的散文。譬如《豆酥糖》一篇，对儿时生活的热烈回忆，对老人的深情眷恋，写来娓娓动人。最后一句“我的好祖母呀”，尤为神来之笔，有呼之欲出之妙，早有人把它和朱自清的《背影》相媲美。至于其他描写人物、揭露世相的文章，都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见出作者感性生活的丰富和处理细节的才能，发出了“通常的人生的回声”和“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张爱玲语)。《苏青文集·散文卷(中)》，是苏青散文的主体，可以看作她对最直接最逼真的人生实际生活的探寻与询问。虽然她感到生活经验不丰富，但她自以为：“我常写这类男男女女的事情，因为我熟悉的也只有这一部分。”像苏青那样兴致盎然地不断咀嚼日常生活的滋味，从她笔下所传达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反而会使信念惶惑和生活紊乱的读者获得心安和坚实的感觉。她的文笔是老到的，议论是平实的，不回避任何问题，又能辩证地融会贯通。《苏青文集·散文卷(下)》，除了描绘世情，还收录了她自己文章的自述，包括各个文集的自序和后记、编辑杂志的体会与认识，以及少数文评，这对了解她的身世与文心，都有价值。我们还附录了一篇《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仍然是帮助读者理解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们对男女婚恋诸问题的看法。附录的第二篇是苏青逝世后她子女的一篇回忆文章，寄托后代对她的哀思。

台湾旅德作家龙应台写散文很有才气，她的《野火集》几年来已重印了一百五十次以上。但她深感文字的深度和力度不够，很想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在孤岛上海发表散文的女作家苏青，因为苏青是女作家中唯一擅长写散文的(见吴小如《书郎信步》)。我想，苏青散文创作重新集结问世，仍然是有裨益的。

20世纪40年代，上海出现了一对文学双璧——张爱玲和苏青。苏青的文学才能，早就得到五四新文学著名作家周作人的赏识，苏青每部文集都由他亲为题签。连心气很高的张爱玲也只拿苏青和自己相配比，她只佩服苏青一人。

20世纪90年代，我们曾征得苏青后人的同意，请安徽大学方铭教授选编了《苏青小说集》和《苏青散文集》。这次分册出版，仍依照原版样和苏青当时的行文用语习惯，做了编辑整理。正如张爱玲说的“读苏青的作品，能够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起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这次推出新版，我们愿将苏青文学的人性光辉，与广大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