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档案》是一部用档案材料、照片、书信文件和回忆记录等材料勾勒出来的家族史。它不只是描写家族成员悲欢离合的普通的家族历史，而是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移民在冲突发源地满洲的政治、战争漩涡中苦苦挣扎，以及在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漩涡中被吞没的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是一部发自内心地对集权政治的控诉的力作。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3万多个苏联家庭离开中国，返回他们向往的“祖国”。

1937年6月，针对帮助德国和日本从事经济破坏和叛国活动的犯罪分子的大清洗很快从上层领导波及到全苏联。包括本书主人公奥尼库尔一家人在内的“哈尔滨人”都成了逮捕的对象，其中30,992人被处决。

玛拉·穆斯塔芬，奥尼库尔家族的后裔，透过一张发黄的照片，揭开了尘封六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她发现的前苏联内务部的“哈尔滨档案”，不仅揭开了家族悲惨命运的秘密，更将“哈尔滨人”惨遭大清洗的惊天秘密公之于世。

中文版前言

楔子 好奇心

里加的“宝藏”

泪洒高尔基市

满洲大草原

骨肉离散

从伪满洲国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10月的“黑渡鸦”

高尔基市的日本间谍

渡鸦去而复返

“哈尔滨命令”

幸存者

哈巴罗夫斯克的亲人

远东的奸细

平反昭雪

重返哈尔滨

去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还是去悉尼？

亲人的足迹

中文版后记

致谢

译后记

里加的“宝藏”

从莫斯科开出的特别快车驶进里加车站时，我一眼就认出站台上的加里娅。那位身穿漂亮米色外套的妇女就是我外祖母的弟媳。

外祖母基塔说得没错，她长得很漂亮，浅色头发，七十多岁。除此而外，在工作日的早晨，谁能身穿最漂亮的衣服，手捧一束红色康乃馨在这里接站呢？

“哦，玛罗奇卡，玛罗奇卡！我终于见到基塔的外孙女了！你知道，亚沙非常喜欢你！他没能活到今天见你，太遗憾了！”加里娅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说着，还抱怨我只能在里加呆两天。其实，这位加里娅我还算不上真的认识，可是她将我完全淹没在热情之中，让我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只见过亚沙一次，加里娅也从来没见过基塔，难道家族亲情可以这样渗透到血肉之中吗？

其实是外祖母叮嘱我来里加看望加里娅的，我们家族谁也没见过她。外祖母还让我拜谒亚沙和曾外祖母切斯娜的墓地。

加里娅安排她的一个朋友开车，带我们去墓地。事实上，那是亚沙的一辆旧车。路上，加里娅和她的朋友谈论自从苏联解体以后，生活在新建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的忧虑。他们生怕失去领取养老金的身份，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

我很快就意识到，加里娅和我在政治上永远不会有相同的看法。她深情地怀念着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时，亚沙在里加的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卫生管理部门担任高级职务。他们可以在旅游胜地克里米亚度假，他们什么都不缺。加里娅对苏联政权的消失感到惋惜：“至少，有秩序，而且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谁也无法忽视，不像现在……”这是老一代人的老生常谈。我极力保持沉默，却又忍不住指出，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停滞和腐败，才导致苏联的垮台。这只能引起更多的争论。

亚沙和切斯娜一起埋葬在里加郊区的犹太公墓。坟墓位于两排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树木中间。按照传统的俄罗斯习俗，大多数墓碑上镶嵌着死者椭圆形的小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站在被一棵高大的山毛榉浓荫覆盖的奥尼库尔母子的墓前，我和加里娅发生冲突的紧张气氛消失了，我渐渐平静下来，打定主意，为了家族亲情，访问期间避开政治以及其他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回到加里娅的公寓，我被起居室里摆放的中国工艺品吸引住了——一尊胖乎乎的浅绿色玉佛、一套描金茶具、一幅上海码头绘画。还有一个蒙古银茶碗和几幅中国画与我父母亲悉尼家中的东西一模一样，一定是亚沙或者切斯娜从中国带回来的。

那时我想，也许加里娅能给我讲述一些家族的往事。我告诉她，除了幼年时在哈尔滨见过亚沙和切斯娜的模糊记忆之外，我对曾外祖母一家和他们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请求她给我讲一讲她了解的情况。

“战争结束以后，我在1946年才遇到亚沙，后来又认识了他母亲。那时，其他人已经去世很久了……”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我只知道，在大清洗期间，他们被逮捕。当然，他们是无辜的，因此，斯大林死后，他们得到平反。‘平反证’一直由你曾外祖母保存着，那些证书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证书在您手里吗？哦，请，请您找一找……”

“我想，证书和她那些照片也许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过一会儿，我给你找找。我觉得你还是先游览一下旧城为好。”加里娅说。

“照片！”我高兴得大喊起来，“哦，请……请您现在就找一找。我可以明天游览旧城。”

加里娅从卧室的衣橱顶上取下一口箱子，里面放着亚沙和切斯娜的许多旧照片和书信文件。我的注意力顿时被两本中国相册吸引住了。从相册里的照片看，一本显然是亚沙的姐姐玛亚的，另一本是切斯娜的。玛亚的那本比较小，浅棕色的布质精装封面上绘有花卉图案，相册堑贴满了玛亚在海拉尔和哈尔滨拍摄的照片。切斯娜那本大一些，浅绿色的封面上印着微微突起的飞鹤图案。相册里是孩子们和亲戚们历年来韵照片，其中包括我孩提时的许多照片。照片并没有按照特定的次序排剩，还有二些零散的、追溯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莫捷列夫的照片。

P9-11

李尧发来的邮件“主题”一栏赫然写着：“关于你的《哈尔滨档案》的翻译。”我看了大吃一惊。

这封邮件于2007年6月到达。那时候，我正在墨尔本，搞一个关于“人种学”的课题。对于我，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而不得不苦干两个星期。那天，我还看了一部让人心酸的俄罗斯电影，颇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晚上回到住处，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马上躺下睡觉。可我还是先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和明天的工作有关的邮件。我迅速浏览着，目光被这封署名李尧，显然来自中国的邮件所吸引。我立刻打开。

礼节性的问候过后，“现在我正在翻译你的《哈尔滨档案》”这句话映入我的眼帘。

此话怎讲？他在翻译我的书？谁允许他翻译了？我立刻睡意全无。他甚至说，打算年底翻译完此书，争取在中国早日出版。这个人是谁呀？他怎么敢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就擅自做主，“翻译出版”我的著作!几年前我在哈尔滨参加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那以后，我收到过好几封邮件，都表示想“迅速”翻译我的著作。我对这种事情很警惕。我认为，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翻得不好，还不如不翻。

不过。这封邮件不同。这个神秘的李尧，不但信写得礼貌而且十分流畅，还提到他是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尼古拉斯·周思的朋友和译者。我认识周思，前不久我们还见过面。信的最后，李尧说希望在澳大利亚见到我，讨论一下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具体细节，包括版权。我意识到，他已经考虑并且充分尊重了我的“知识产权”。但是，什么时候能和他见面还不得而知。

平静下来之后，我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邮件，注意到刚才忽略了的一句话：“这本书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两年前推荐给我的。可是我的工作非常忙，一直拖到现在才着手翻译。”

我渐渐想起这段往事。整整两年前，我到北京看望艾伦·托玛斯大使。他是我原来做外交官时的同事。大使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对《哈尔滨档案》的出版表示祝贺之后，再三说，中国读者可能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她还告诉我，有个中国教授专门翻译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已经翻译出版了十几位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的文学、文化、历史专著。她提到好多作家的名字，不过我只记得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一怀特、《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玛斯·肯尼里，还有尼古拉斯·周思。萨利．波斯维克说，过几天大使和她将在大使官邸宴请托玛斯‘肯尼里，李努教授也应邀出席，问我愿不愿意把《哈尔滨档案》转交给他？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哈尔滨档案》就是我的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家族的故事。

离开北京之前，我给萨利·波斯维克留下一本《哈尔滨档案》，我甚至在扉页上写下送给这位教授的字样。可是回到悉尼之后，一直忙于工作，就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

我在这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封邮件里得到了李尧何时来访的答案。信正是他提到的尼古拉斯·周思写来的。尼克是作家、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现在也仍然为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努力工作。李尧给他发邮件，问他认不认识我，有没有我的联系方式，因为他正在翻译我的书，更因为，他将在七、八月间访问澳大利亚的4座城市、6所大学，他想在悉尼访问期间见我一面。

我真的激动了!立刻给李尧回信，告诉他，来信收到，知道他在翻译我的书非常高兴。随后的两个月里，李尧鼓励我再补写一章，把《哈尔滨档案》英文版出版后发生的，我一直想告诉读者的事情写出来。他还建议我在中文版里再增加一些上世纪30年代俄罗斯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照片。他说中国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离李尧访问澳大利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发邮件邀请他见面后到我家吃饭，告诉他，我的父母都能说流利的中文。李尧接受了我的邀请，还说要给我父亲带一瓶东北烈酒。因为他知道我的父亲来自寒冷的中国东北，一定深深地怀念那个遥远的地方。

和李尧的见面令人难忘。他刚过60，目睹了半个世纪间中国的风云变幻，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型文化人。我们的谈话天马行空，从翻译的艰难到出版的快乐，从风景秀丽的澳大利亚到我们共同的根一一中国。我的丈夫安德鲁的父母都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由于获得日本外交官杉原颁发的签证才辗转来到中国上海，逃过法西斯大屠杀。和他们同时逃到上海，幸免遇难的波兰犹太人还有1200名。安德鲁在网上制作了一个节目《芳白路的七分枝圣烛台》，讲述的就是犹太人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李尧对这个节目极感兴趣。

我的父母到来之后，谈话变成中文。他们给李尧讲了许多当年在中国生活的故事。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父母说中文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他们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研究系读书时学的中文。每逢看到他们说中文，我就特别后悔，自己在有条件学习中文的时候，没有学习。我的父母和李尧有许多共同点。他们3个人都以语言为工具。我的父母是中文和俄文翻译，尤以理工科见长；李尧把英、美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成中文。他也出生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我的许多亲戚曾经在内蒙古海拉尔生活)。他们都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追忆往事的快乐在我们喜欢去的中餐馆继续着。我们一起吃北京烤鸭、饺子和别的可口的菜肴。吃甜食的时候，李尧和我的父母都想起他们喜欢的中国革命歌曲，不由得轻声哼唱起来。谈起著名的歌剧《白毛女》，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开喉咙唱了起来。接下去，我们还合唱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包括《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尧用中文，我和我的父母用俄文。

在李尧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有幸又见到他几次。一次是他在西悉尼大学做题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另一次是在墨尔本。那天晚上，我和安德鲁在中国城一家不错的中餐馆为他送行。我们频频举杯，为友谊和理想干杯。

读完这本书的后记，你将看到，自从《哈尔滨档案》出版后，我的书和曾经生活在中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把我和跨越几大洲、几代人的杰出人士联系到一起。李尧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2008年3月写于悉尼

两年前，我国读者熟悉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尼里来华访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伦·托玛斯先生在大使官邸举行欢迎宴会。我因翻译过托玛斯·肯尼里的重要著作《内海的女人》应邀出席。席间，大使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对我说，她的朋友玛拉·穆斯塔芬写了一本题为《哈尔滨档案》的书，在澳大利亚受到广泛好评，并且屡屡得奖。她还给我讲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建议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随后，使馆文化处的朋友送来原著，我看了以后，心灵被这本书所讲述的鲜为人知的史实和故事深深撼动，同时深信我国读者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并且从中获益。翻译期间，我正好到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见到玛拉一家，和书中的重要人物——玛拉的父母几次长谈，亲眼看到与这本书的情节有关的部分实物，从而对《哈尔滨档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此后一年间，我与玛拉书信不断，及时听到她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翻译好这本书起到很大的作用。值此《哈尔滨档案》出版之际，谨向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使艾伦·托玛斯先生和他的夫人萨利·波斯维克女士，向使馆文化处的朋友以及玛拉·穆斯塔芬一家致以深切的谢意。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所有关心和支持《哈尔滨档案》出版的领导和朋友。他们不计成本、不图私利，为本书的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青年编辑余瑾。她不但中英文俱佳，而且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由于她的辛勤劳动，这本书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黑龙江日报》社的曾一智也是我们必须感谢的朋友。她是研究哈尔滨地区文化历史的专家。她热情地帮助我们校正这本书里出现的哈尔滨的街道名称，提供了俄罗斯人姓氏准确的翻译以及书中出现的中国人正确的名字，使我们避免了错误，使这本书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总之，《哈尔滨档案》凝聚了许多中外朋友的热情、理解、真诚和友谊。它的出版本身就说明，我们都将站在新的高度，审视历史长河的曲折迂回，进行深刻的反思。而我们的世界将因为这种审视与反思变得更加美好。

译者

2008年8月26日

《哈尔滨档案》给人以大震动、大悲怆。正视历史也如正视现实，要能战栗，能不战栗。至少不能转过脸去。正视至少能让人记住并且哪怕是只前进一小步。遗忘与躲避则只能是无可救药地走向毁灭。

——著名作家 王蒙

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以其关于人生的挣扎、人性的猜疑的描述，让广大读者着迷。

——《辛德勒名单》的作者 托马斯·肯尼里

《哈尔滨档案》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每一页都将我们更深更远地带入那个充满恐怖的时代。玛拉·穆斯塔芬以非同寻常的叙述能力将她素未谋面的亲人，带回到现实生活之中。你几乎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牺牲者，和他们对话，并感受他们曾经的苦难……

——ABC记者 莫尼卡·阿塔德

我非常荣幸地向中国读者推荐玛拉·穆斯塔芬这本极好的书——《哈尔滨档案》。玛拉·穆斯塔芬在追寻她的家族跨越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复杂的历史时，精心创作了这本动人的、常常又是悲情四溢的纪实文学。她把哈尔滨早年独一无二的文化又呈现在人们眼前，同时提醒我们，20世纪动荡的历史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与后果。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Dr.Geoff Raby

作者让我们又想起哈尔滨多元文化的遗产。她不但把消失了的哈尔滨俄罗斯社区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和寻求保护这份遗产的哈尔滨人民一起展望未来。

——2003—2007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现任澳大利亚驻欧盟大使 艾伦·托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