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半点肉味的肥肉片，夹杂着黄叶子的白菜，粗声大气的服务生。这时力顿又想起他的鸭子，一想起鸭子，力顿心如刀绞……

朱传辉编著的《力顿的晚餐》在文体学上是一篇典型的短篇小说，它是真正的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来书写的，结构紧凑，笔墨集中。作品反应了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力顿顽强地监守了人的尊严。

《力顿的晚餐》是一份关于城市生活的饕餮大餐，不过作者(朱传辉)的立场始终游离在大餐之外。作为一个在乡村长大，之后又漂流到城市扎根的人，作者力求在“乡”与“城”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存在感，但“所在”与“所求”始终难以合二为一。在作者看来，“所在”是当前的生存境遇，是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旺盛而宏阔的现实，而“所求”是作者的灵魂追问，是乡村及其所代表的远逝的往昔，这使《力顿的晚餐》必然借城市之名而游离城市之外。

蜗牛的哲学(自序)

当我们来到南城

不许你在大街上流浪

空城

雨夜

京酱肉丝

火车火车你别哭

力顿的晚餐

上升期

堕落

火车向东向西

我要回家

拯救

比南方更南

月亮之死

当我们来到南城

1

这天上午，“怡雅苑”小区的保安余贵在小区门口拦住了一个奇怪的男人。这个男人四十来岁，脚踩一双灰扑扑沾满泥土的皮鞋，一身皱巴巴的西装，西装里面是一件粉红色毛衣，毛衣有些年头的样子，糙得厉害，显小，绷在身上，因此从毛线撑大的镂空处露出贴身内衣的白，白的内衣和粉红的毛衣被男人一股脑从腰部塞进裤子，并让一根起毛的棕黄色皮带勒得喘不过气来。男人的肤色很黑，不是适可而止的黑，而是那种长年风吹日晒的黑，简直要黑到骨头里去；该黑的头发却泛着黄，枯涩拉杂，一副马瘦毛长的样子。

这样的人显然不是这个高档小区的住户，余贵自然得进行必要的询问，不然他这个小区保安站在那里就显得多余了。

不过余贵表现得很客气，脸上甚至带了笑。余贵说，请问，您干什么？余贵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余地。如果男人回答是装修工、水电工或者别的什么，只要有正当的理由，没有让人明显怀疑的地方，余贵就会把他放进去。余贵吃过这种亏，在刚做保安时他就拦过一个人，浑身脏兮兮，散发着酒气，余贵直接就把他拒之门外了。谁知他马上掏出一个手机到一边嘀嘀咕咕打起电话来，不一会就从小区里冲出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老远对余贵喊，有病呀你？家里都快被淹了，你不放他进来你给我们家通下水呀？！余贵这才发现那个满身酒气的男人手里还提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从余贵身边进去的时候，那人撇着嘴角看了余贵一眼，似笑非笑的样子。等他掏完下水出来，余贵问他，你刚才怎么不说是通下水的？人家又嘴角一撇说，你又没问我！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狗眼看人低！我治不了你有人能治你！余贵知道他是故意的，把别处受的气撒在他身上了。

有过那次教训，余贵再没犯过同样的错。

根据余贵猜测，眼前这个男人极有可能是搬运工装修工之类。

令余贵没想到的是，听到询问，男人的眼神一下子慌乱起来，支支吾吾道，我找……找人。脸上也浮起一片尴尬的红，他的脸本来是黑的，现在多了红，就变成了带血猪肝似的黑红。余贵问，找谁？几区几栋？男人说，不……不知道。男人太实诚了，脱口而出的就全是真话。如果他随便说个姓名和楼号区号，余贵是不会去核实的，说到底，保安的工作也就是例行公事外加上虚张声势，过得去就行了。就算登记个身份证什么的，难道身份证就是真的吗？这样的设岗只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让小区的业主买个安心而已。但男人显然不明白这些潜规则，因此轻而易举就被余贵的虚张声势唬住了。余贵又问，要不你打电话让人出来接你？男人说，我不……不知道号码。

不过，男人又急急忙忙补上一句，见了人我就认得！

但这显然不能成为放他进去的理由。余贵继续问，你们什么关系？你找他什么事？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居然让男人为难起来，他抓了抓头皮过了好一会说，也没……没什么关系，没……没什么事。一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这么个情况反倒让余贵一时没主意了，愣了会儿才对男人说，那我不能让你进去！听说余贵不让他进去，男人激动起来，脸上的黑红更重了，说，你就让我进去找下哦！余贵想，这不会是个傻子吧？手一挥，让他走开。换班的时候，余贵还把这个男人的可疑告诉了小区的其他保安。

男人就在小区外一棵樟树下蹲上了。一蹲就是两天，饿了啃一口馒头，渴了喝一口用一只脏兮兮的矿泉水瓶不知从哪里装来的浑浊的水，眼睛一直朝小区门口张望。进来一个人，望一下，出去一个人，又望一下。有那么一刻，余贵以为他睡着了，因为他把头趴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动也不动。可是只要小区门口一有风吹草动，他的头就又兀地抬起来了，两眼闪着精光，朝这边望。

余贵上班的时候他在那里，下班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等到余贵值夜班，他仍然蹲在那里。出来一个人，望一眼，进去一个人，又望一眼。小区的值班亭亮着路灯，余贵在明他在暗，余贵根本看不清他，但余贵还是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有那么一刻，余贵甚至看见夜幕下他的眼睛发出像狼一样的绿光，闪一下，又闪一下。等仔细看时，那光又不见了。余贵想，他究竟想干什么呢？据余贵后来的观察，男人语言和神志都还正常，并不是傻子，可是很明显，男人要找的人和男人不熟，或者根本就是个陌生人，否则怎么可能连人家电话和姓名都不知道？对自己要找的人一无所知，有这样找人的吗？

之后两天时间里，余贵一直在琢磨这个男人。保安生活实在太枯燥了，没完没了地巡逻站岗，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余贵锻炼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那就是没完没了地瞎想。明明一动不动地站在小区门口，但是他的脑子却可以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两天，余贵就一直在想，男人究竟要干什么呢？在南城，每天都要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很多完全超出余贵的想象。每天下班回到宿舍，无处可去的余贵只能摆弄那个二十一时的旧彩电。一开始余贵是毫无目的地把电视频道乱按一气，一段时间以后，余贵就把频道固定在市二套了。市二套每到晚上八点都要播放发生在南城的各种稀奇事，比如双胞胎弟弟卖了哥哥的房子后携款潜逃啦，八十岁老头死后把财产留给邻居而不是亲生儿子啦，妻子伙同小叔子把丈夫送入疯人院啦，从家庭纠纷、诈骗抢劫到情杀自杀械斗凶杀，简直比香港片还要曲折离奇，而且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版，有些事件的发生地还是余贵某天经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实在有一种震撼的效果。以前在余贵他们村，一年到头就是那点人和事，发生一件离奇的事可以传上好几年；后来余贵在县里读初中，县城也很小，发生一件什么事，可以传上几个月。但是在南城，再离奇的事也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连惊奇都来不及就会很快被更离奇的事情盖过去。P1－4

我写小说，最早可追溯到大学时期。那时候我在省城颇有名的某家杂志发了两篇字数颇长的小说，这使我在当时学校的小范围内有了点小小的名气。当我戴着廉价而厚重的近视眼镜，骑着咣当作响的二手自行车往返于寝室、教室和食堂时，偶尔也会碰上几个慕名者前来搭讪。我因此颇为自得，干脆旷了课，租个房间，经常不梳头不理发，马瘦毛长地坐在出租间里码字。

当时和我一起逃课在外租房的，有一位爱好音乐的同学，一天到晚捧着把“吉他”拨弄不停。为了互不干扰，我们的出租屋相距两三百米。每每写了东西，我便“哐”地关上门，下了楼，跑到他的房间去请他过目。他总是懒洋洋地赖在床上对我说，放桌上吧，我起来就看。为了让他读起来没有负担不受干扰，他一起床我就退出门去。但是很想知道他读后的第一反应，所以当他以为我走远时，我又跑回来，趴在门缝中往里看。那是老式的木门，一到冬天同学就抱怨门缝太大让他冻得不行，他不知道这是老天专门为我准备的。从门缝里，我看到他把很长时间花在梳头洗脸打扮上，好不容易坐下来看我的稿子，却看得很不专心。似乎要专心了，旁边村里孩子放的“鞭炮”又“砰”的一声炸响起来，搞得我七上八下，心里很受折磨。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毕业。我的这位同学后来去了企业，之后又去了医院，每到一个地方，他的音乐才华总是很抢领导的眼。多年以后当我还在写小说时，我的这位同学已经是一家医院的党委书记，一把手了。这是不是从某个角度证明了写小说的人的没有前途呢？不过现在莫言获“诺奖”了，这说明“没有”了的，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前途而已。

事实证明我的这位同学是个行家，那些我在寝室里、七八个人吵闹的夹缝中不经意间写出的小说发表得都很轻松，后来在出租屋里作古正经搞出的东西果真一篇也没能发出来。

过了这么多年，出来的东西并不多。

一是懒。我最初的小说都是不平之作，是一种内心苦痛的宣泄，等到生活平稳，便懒散下来了。足见我是个很肤浅的人，没有一样苦痛是深刻的，所以生活中的一点点安稳，一点点诱惑便把它抹平稀释了。工作以后，先是用了长达两年时间耗费大量时间和健康在网络游戏上，又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好像是，每一件事情都用了十二分的力气去投入，再干不了别的。

二是慢。每个阶段，我只愿意写一两篇小说，再写就打不起精神来。有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像一潭死水，没有更加幸福，也没有更多痛苦，一旦感到雷同，哪怕只是语感的雷同，我就放下笔来，干别的事情去。我常常在两篇小说间，生发出对另一事物的巨大热情来，几乎忘记小说的存在。比如有一年，我对盆景制作产生了狂热，又有一年我开了一家让我血本无归的店。只有当这种热情散去，我才能安静地坐下来，再写点什么。

这大概同我与生俱来的懒散有关，在快与慢之间，我崇尚蜗牛的哲学，背着房子上路。就像旅游，对于赶鸭子似的跟团旅游我永远缺乏热情，我希望有一天，当我有钱又有闲，我能够在名山大川旁边租一户民居，住一段时间。但我担心的是，现在名山大川旁边还有民居吗？就算有，还是民居的价格吗？那张同我讲价格的嘴的主人还是“民居”里面的那个“民”吗？

也许这就是生活。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