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来得太快了。但我没这感觉。千禧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进了大学。同一年，我离了家。走了便走了。之后我很少回来，就算放暑假也一样。独立的滋味真好。高中离校时，我看着朋友们一个个打包行李，都回家去“理理清楚”。其中一些是要躲避成人世界的限制，不想开始朝九晚五的生涯；另一些则是为了省钱。而我，可不想再回到青春期那种日复一日的例行生活。想想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大都在二十岁前就离了家，之后再不回头。也就是我这一代，还要在家里拖上一段时间才踏入社会。我可不要，我想找寻自己的路。我发誓，十九岁离家后永不回来。又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我兜里揣着个二流学校的艺术学位，径自冲向多伦多，在那儿找了份工作，开始了“现实生活”。
结果我发现自己并没多少事业心。我经常被问到“最近在做什么”这一避无可避的问题，然后就卡壳。“哦，这些天啊，就是，挺忙的。”我只得撒谎，希望话题转成让自己不那么为难的事情，比方天气啦、信仰啦、战争啦什么的。
我的朋友，那时大都已经在事业上崭露头角，待遇也颇丰；还有一些进了医学院、法学院，或者读了研究生。不过，我也有一项造诣——烘爆米花。我时常在夜里穿着拖鞋，弄一大炉爆米花，然后撒上厚厚的盐和辣椒粉。那些日子里，我狂吃爆米花。有时我也会写些东西，多数是兴趣使然，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就得找点其他活来养活自己。那时候大概每隔几个月，我就会换一份工作。可以说，为了填饱肚子和支付房租，我差不多什么都做。我甚至在一个教堂里当篮球教练——晚上工作，内容是教一群超过四十岁、连运球都不会的中年妇女打篮球。工资是一周四十美元。
后来我临时决定返回父母那不怎么起眼的农场。我回渥太华，是要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准备并录播一档每周一次的书评节目。当时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并没抱多大希望。后来渥太华早间档的节目制片人发邮件给我，说她很喜欢这个主意，并希望能“在六月份前启动”。我马上答应了，也没考虑自己要住在哪儿。一想到我能通过找书、读书和谈论书来赚笔钱，我就非常兴奋，哪怕只是在电波中低声细语。
得到消息的那天下午，我约了好朋友鲍勃到女王大街的一个露台上喝酒庆祝。我们穿得很随便，坐在一起喝廉价的瓶装啤酒。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整个露台就我们俩——或许对多数人来说春寒过于料峭，又或许星期二的一点钟实在太不合时宜。
“太棒了，”鲍勃得知了我的好消息说，“可是你准备住在哪儿？”
是啊，住在哪里呢？其实这个书评节目只是暑期段的短期工作；我身无分文，还要偿还巨额助学贷款。想到这里，我说：“我还真没时间在市中心找房子。不知道，估计可能问问爸妈，住他们的农场吧。反正也待不了多长时间。”
就这样，自己在外面独立了快十年之后，我第一次考虑返回老家。鲍勃无言，我也无语。接下来我们就猛喝啤酒，时不时地看看外面人潮拥挤的街道。
当天晚上我打了电话回家，已经好几周没听到父母声音了。电话接通了，母亲在那头向我解释，说他们还在吃晚饭，酒也没喝完。“我们当然欢迎你回来，”她听说了我的计划后说，“真是高兴。”我挺开心她没怎么大惊小怪。“你猜怎么着？”
“什么？”我问。
“不，我跟你爸说。”我能想象父亲坐在餐桌的对面，靠着椅背，拿着酒杯，然后耸耸肩。“你猜怎么着？伊恩要回家来住了。”
“只是暂时的，”我提醒她。
“太好了，”我听见父亲说，“回来吧。”
“那你什么时候到家？”母亲问。 “还不知道。大概再过几个周吧。”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