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要从六十年前，靳之林第一次接触延安的革命文艺作品说起。早在1947年，青年学生靳之林在一本《抗战八年木刻选》上看到解放区的木刻，其中一幅古元的套色木刻《菜圃》，让身在沦陷区多年的他眼睛为之一亮，清新明朗的色调，刚劲有力的刀锋，简洁质朴的风格，仿佛一股清新的春风扑面而来，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立刻会想起他如醉如痴地在延安地区沟沟坎坎组织十二个县的民间民俗艺术普查，办剪纸艺术学习班，发现民间剪纸能手。他早在1984年第一次提出中国艺术第三体系的学术论点，把陕北农村老大娘们请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殿堂表演讲学。他在陕北、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有关国家长期日夜奔波调查研究、著书立说，那学术思想的结晶《生命之树》、《绵绵瓜瓞》、《抓髻娃娃》……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更不会忘记，为了去延安安家落户，真正深入生活，他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揪、打、抽、踢、踹，批斗、关押、刑讯、毒打得死去活来，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终于家破而妻离子散。人们不会忘记，十年劫难中非人的痛苦遭遇，人格屈辱，深重的精神创伤……

延安情结和靳之林的坎坷艺术人生／闻立鹏

第一章 去延安

　引子：篝火之夜

　1.金色宝塔山

　2.油画《南泥湾》

　3.吉林艺专

　4.玉米和知识分子

　5.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集体户

　6.青沟五七干校

第二章 建设延安

　1.延安的糠与周恩来的眼泪

　2.吴起美术小组

　3.赤脚医生孙立哲

　4.知青大本营

　5.古元回来了

第三章 窑洞画派

　1.唐山妹妹

　2.孙立哲走了

　3.延安青年画家群

　4.黄河岸边二趾兽

第四章 剪花娘子

　1.不能也？不为也？

　2.安塞山桥

　3.老太太剪纸学习班

　4.抓髻娃娃

　5.鱼戏莲和鱼唆莲

　6.石娃子

　7.北京展览

第五章 风雨晦晦

　1.石窟行

　2.山雨欲来风满楼

　3.安塞农民画

　4.剪纸舞动法兰西（上）

　5.剪纸舞动法兰西（下）

　6.回长春

　7.清凉山上的葬礼

第六章 发现秦直道

　1.易水萧萧人去也

　2.风雪子午岭

　3.病发铁角城

　4.鸭行山、大路塥

　5.阴山外、长城长

第七章 别延安

　1.唐都谁不逐炎凉

　2.北京讲学的婆姨们

　3.30天留学巴黎

　4.药发傀儡

第八章 回延安

　1.发现乾坤湾

　2.进驻小程村

　3.建立小程民间艺术村

　4.相约小程村：国际民间艺术节

　尾声：蓦然回首——对话靳之林

附录：

后记

一天下课回来，靳之林听说最近有一批人下乡，但名单上没有他。他家也没回，直接去找党委书记。

“书记，下乡名单怎么没有我？”

党委书记面有难色地说：“这是学校党委研究决定的，这次你就不要去了。下次下乡再安排你，如何？”

“可我想深入生活啊，在市里离生活太远了。”靳之林还在争取。

“这次就算了，你不要去，也不要再争了。以后有机会我会考虑你。好不好？”

书记的话里好像还藏着什么东西，但他来不及也不愿意琢磨，便去找校长。校长态度平静地说：“好，去吧！” 

靳之林心情舒畅极了，就像天空一样，万里无云。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他和文化系统下乡的人一起出发，到农安县参加劳动。

到达的第二天，文化系统派来保卫科长——现在是劳动队长就带领他们上工。这是一片广漠而肥沃的土地，田垄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玉米苗直到天边。太阳刚刚出来，空中流动着凉凉的微风。靳之林愉快地锄草——这活儿虽然陌生，却也并不难学。

太阳一点点升高，阳光渐渐热情，空中流动的似乎是一股暖流。靳之林擦一把汗，站一站，看到旁边同去的艺术家、教授、学者们一个个都在弓着腰锄地，手里的锄头似乎不太听使唤，而可恶的草又往往与苗贴得很近，像情感炽烈的情侣。这些知识分子怕伤了玉米苗，紧握锄头，小心翼翼，活像玉匠雕琢一件绝代珍品。旁边的老乡已经锄到前面老远的地方，他们想追，却又快不起来，着急加天热，汗珠顺着脸淌下来，衣服全湿了。靳之林稍稍休息，再弯下腰去却觉得有点酸痛，又想直起，或干脆趴下，可他只能弯着，按这样的角度弯着。抬头望望前面，这一垄看不到边，仿佛永无尽头地延伸下去。

日到中天，一团火在空中喷洒。阳光变作烧红的金针密密麻麻地射到身上，而风却逃得无影无踪，空气凝滞，人好像封闭在蒸笼里。田里的玉米苗也垂下头去，向太阳讨饶。

人们站在田里，彼此望望，想说点什么，却又欲言又止，站一会儿又开始锄草——在太阳底下站着就是一种幸福，仿佛痛苦暂时停止。这时，农民收工回家，他们也赶快收工。

吃过午饭，他们立即上工，走到田里却没看着农民。原以为经过中午休整，应该有所恢复，谁知一弯身，腰就接着上午的疼痛延伸下来，强度更大，手上也磨出血泡，沾着锄把就疼。可是，他们必须干下去，因为这是劳动锻炼。

太阳宛如不可一世的专制君王，满嘴喷吐着发烫的胡言乱语。玉米苗更为谦恭，把头垂得再低、再低。这一群接受锻炼的知识分子如同玉米苗一样，蔫蔫的，已经没有声息，好像俏皮话、幽默故事与艺术家特有的智慧也被太阳蒸发掉了。靳之林坚持锄着，这是自己要求来的，决不能后退一步。

他们都在坚持着，一寸一寸地推进。他们明白，必须经受住这场考验。

直到太阳偏西，农民才陆续上工。这时，空气似乎又在流动，光线不再那么狂热。他们感到一丝轻松，但腰却更酸，手上的泡也更疼，而面前的玉米垄仿佛也更长。什么也不能想，只有闷着头往前蹭，就像登山。到收工时节，一条垄也只锄到三分之一。

田问休息时，靳之林想走到地头找老乡拉拉话，这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惯：看见他们有一种天生的亲热感。地头坐满了人，他走过去，招呼老乡，老乡却转过身去，不理他。晚上收工回来，劳动队长找靳之林谈话：“靳之林，你找老乡干什么？”

“我想和老乡拉拉家常。”

“你是什么人？怎么能跟贫下中农在一起？”队长不客气地说。

靳之林蒙了，委屈地说：“我来就是为了跟农民在一起。”

“告诉你，来的全是地富反坏右，劳动改造。”．

“我是劳动锻炼，不是劳动改造。”

“现在，我警告你！”队长义正词严地说，“在这里只许你老老实实地改造，不许你和贫下中农说话。”

眼前的场面他从未遇到过。以前，不管走到哪里，都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一直用毛主席的话来要求自己：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他又想起1954年在河北武安小店下乡的情景。那时正是中国农村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热情很高。他们要求成立高级社，但老是批不下来。一天晚上，社员集中在社办公室，他和农民一起等待代表的消息——社里的代表已经连续去了几天。等到半夜，代表回来，手里拿着信，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建社批准了！”

群众一下拥上来，把代表包围住，兴奋地追问细节。他的心和群众一样激动，回来画了《我们建社批准了》。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立刻会想起那充满泥土气息，弥漫时代氛围的油画《南泥湾》，那幅用奔放笔法描绘的憨厚质朴的《陕北老农》，那一大批陕北延安地区的创作、写生作品，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白雪飞舞的古城延安……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立刻会想起他如醉如痴地在延安地区沟沟坎坎组织十二个县的民间民俗艺术普查，办剪纸艺术学习班，发现民间剪纸能手。他早在1984年第一次提出中国艺术第三体系的学术论点，把陕北农村老大娘们请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殿堂表演讲学。他在陕北、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有关国家长期日夜奔波调查研究、著书立说，那学术思想的结晶《生命之树》、《绵绵瓜瓞》、《抓髻娃娃》……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更不会忘记，为了去延安安家落户，真正深入生活，他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揪、打、抽、踢、踹，批斗、关押、刑讯、毒打得死去活来，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终于家破而妻离子散。人们不会忘记，十年劫难中非人的痛苦遭遇，人格屈辱，深重的精神创伤……

这位年过耄耋之年的画家的艺术创作、学术研究、艺术人生、甚至他的生命都如此紧密地与延安、与陕北高原的那片黄土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不禁要问，延安，这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城，究竟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神奇的精神魅力，吸引着靳之林以死相依，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人们不禁要问，并非“三八式老革命”的靳之林，为什么如此钟情、如此狂热地倾心于这片贫瘠古老的黄土，为什么会有这般深厚浓烈的延安情结？

这一切要从六十年前，靳之林第一次接触延安的革命文艺作品说起。早在1947年，青年学生靳之林在一本《抗战八年木刻选》上看到解放区的木刻，其中一幅古元的套色木刻《菜圃》，让身在沦陷区多年的他眼睛为之一亮，清新明朗的色调，刚劲有力的刀锋，简洁质朴的风格，仿佛一股清新的春风扑面而来，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

不久，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靳之林又一次在大礼堂见到解放区古元、王式廓、冯真、顾群等人的木刻、年画作品，这些作品篇幅不大，数量也不多，却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浓烈的生活气息，那质朴淳厚的风格，那画中散发的作者的激情，强烈地冲击感染着观众。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展览上长久观看，感慨万分兴奋不已。他连声赞叹古元、王式廓等人，称他们是“卓越的天才”、“艺术巨星”，这位终生关心艺术教育的老画家，充满激情充满信心地祝愿他们“来领导中国青年艺术家，那么中国艺术的中兴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画家艾中信教授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下了当年解放区新文艺对人们产生巨大冲击的情景：

“三月八日。我校礼堂正展出老解放区的美术作品，还不能说是全部，但已经可以看出全貌。这个展览会震动了整个北平美术界，以至人心惶惶觉得自太不行了。这个展览可以体现出老区的艺术方针——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里没有巨幅的作品，但是这里有强烈的艺术力量。

“三月十一日。……老解放区的展览轰动了整个北平（不只是美术界），刺激很大。……昨晚在饭桌上议论纷纷，有人说：我们无论如何画不出这样的作品，以后画画难了。”

解放区艺术作品以崭新的面貌、以强烈的感染力，征服了观众，甚至征服了无数资深的艺术家，说明这种新的艺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说明这种艺术中蕴藏着某些超越时空的最本质的合理内核。

4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艺专礼堂召开，华北大学文工团在大光明影院（今首都电影院）举行晚会，靳之林也参加了音乐系组织的大合唱，并被委派担任检票领票员，因此得以和出席大会的毛泽东、朱德等最高领导人一起观赏这次隆重的演出。

会上表演了许多解放区的歌曲、秧歌舞节目，新鲜、生动、激情、高潮迭起，当歌唱家李波唱出一曲《翻身道情》的时候，那高亢嘹亮的歌声震撼了全场观众，掌声经久不息，毛泽东和各位领导人也高举双手不停地鼓掌，李波多次谢幕仍满足不了观众的心愿，她激情地连唱了三遍，才勉强脱身走下舞台。

古元木刻的质朴刚劲，李波《翻身道情》的激情明朗，使长期被北平街头商铺传出的柔弱病态靡靡之音干扰的靳之林，耳目一新，心胸豁然开朗，精神顿时振奋，真正是拨动了心弦，激活了埋藏心底的朴素之美的艺术基因，应和了久已向往的审美精神境界。从此，那哺育古元艺术的延安，那哺育李波艺术的陕北黄土高原，成为靳之林挥之不去日夜向往的艺术圣地，他说：“延安像圣灵一样在召唤着我。”

早在1945年，画家徐悲鸿在重庆看到古元的木刻，就曾激动万分，称赞不已。1949年再次看到解放区的艺术，更是钦佩。他感慨激动地著文说：“我虽然提倡写实主义20余年，但未能接触劳苦大众，事实上也无法接近，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广大劳动者与艺术是完全隔绝无缘的。……解放区艺术一洗以往抄袭的恶习，八股的传统，空想的浮泛和崇拜假古董的弊病，其作品都是生气蓬勃，真趣洋溢。……他们的途径正确，人才辈出，使我惊叹不止！”这位具有聪慧眼力的老画家深情地写道：“我敢断言：新中国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起点！”

的确，尽管在后来半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以延安文艺合理内核为代表的新文艺，确实成为50多年中国新文艺发展的起点，靳之林和许多画家的艺术道路正是以此为起点的。他说：“以古元为代表的带着浓郁生活泥土芳香的陕甘宁边区的木刻、窗花、民歌、秧歌、腰鼓和民间文学，把我带进了神圣的陕北黄土高原。古元木刻质朴的艺术气质、质朴的陕北农民的气质和质朴的陕北黄土高原大自然气质的融合所产生的艺术震撼力，使我的心狂热地扑向陕北黄土高原，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归宿，找到了自我。古今中外，再没有哪一位画家的作品像古元的木刻那样决定着我后来一生的艺术道路。”

充满民族民间色彩，以延安为象征与代表的明朗质朴鲜活热情的解放区新文艺，一下子吸引了、征服了老少三代中国艺术家的心，也开启了学者型画家靳之林的艺术求索之路。从此，引出了一幕幕艰辛苦难，悲欢离合的艺术人生悲喜剧。

1959到1961年间，为创作革命历史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和《南泥湾》，靳之林两次来到心仪已久的延安，渴望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兴奋地写道：“这就是延安！在夕阳里，金黄色的宝塔山的倒影映在清澈的延河里，蓝天、黄土、红彤彤的脸、白羊肚手巾、老羊皮、古元木刻里的浓郁色彩，质朴的气质，正是我狂热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从二十里铺到南泥湾，靳之林在这片黄土地上流连忘返，在老乡中间，在窑洞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一种真挚质朴的感情，憨厚纯净的品质之美。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豪华生活的浮躁。这里没有俄罗斯西伯利亚大森林的情调，也找不到19世纪法国印象派绘画的色彩。一切都是中国的，蕴涵在黄土地、黄皮肤、黄河水之中的质朴纯净之美。

这种强烈的生活感受、艺术激情、创作冲动转移到笔下、画面，成就了朴实无华的油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成就了鲜活质朴的《陕北老农》，更成就了弥漫着乡土气息时代氛围的杰作《南泥湾》。长久的依恋，三年的艺术实践，靳之林的身心已经和陕北这块黄土地难解难分了，他暗自下定决心，为了要真正深入生活，一定要到延安去安家落户，在这条人生道路、现实主义艺术的路上开拓前行。

正当靳之林沉浸在对黄土地的热恋、对艺术创作的热忱中，他哪里知道时代的风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中华大地上一种极“左”的政治思潮正在逐渐弥散，美术学院的艺术殿堂也免不了它的侵蚀。靳之林突然接到调令，和一些被划为右派的教师学生一起，被分配到东北吉林师大。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这位痴情艺术家的命运之舟不断颠簸，先是作为有“历史问题”而下放林区劳动改造，继而，最为离奇荒唐根本无法想象的，靳之林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去延安落户和酝酿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集体户》的事，定性为“执行刘少奇路线，去延安组织游击队，打回北京，用毛主席的战术反对毛主席”。

为这样一个天下奇冤，他们竟然惊动全校全市，甚至打到北京，到处张贴“通缉令”，打着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动用公检法，又追踪到青岛，千里之外抓捕靳之林。强行押回北京后被秘密关押在某中学的地下监狱……一个真诚的画家，一个年轻有为的教师，就这样突然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变成了敌人，这一切只是为了档案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只是为了他热爱、搜集民间门神、年画、窗花、剪纸；只是为了他要到延安去安家落户。

延安！延安！到底是什么使你和画家靳之林如此难解难分？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蕴涵着万千真诚革命者的崇高理想。

延安，革命文艺的摇篮，继承五四新文艺的传统，接续30年代进步文艺的火种，吸吮着民间艺术的乳汁，哺育出文学、诗歌、音乐、美术新文艺的花朵，培育出古元、王式廓、彦涵、力群、罗工柳、莫朴等等新一代文艺战士、杰出的艺术家。延安的革命文艺传统，蕴涵着中国现代新文艺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现代文艺的合理内核。

延安，黄土高原的延安，更是一片文化艺术的宝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活化石。

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域黄土高原农村的民间民俗艺术，积淀了中国历史自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图腾文化发展的三个历史进程的文化符号、艺术基因。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当年曾经繁华的地域，如今变得贫瘠封闭，却也正因为封闭而因祸得福，使这些文化符号、艺术基因世代相传而得以保存。广泛生存在辽阔山川大地的民间美术，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文化意识、感情气质和心理素质，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母体。当年，新文艺战士们都十分喜爱民间年画、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收集，艾青与江丰就曾编辑出版过《西北剪纸》，古元、罗工柳等艺术家正是吸收了窗花、剪纸艺术的营养而创造出感人肺腑的作品。

靳之林的艺术，正是从古元木刻的感染开始，逐步深入陕北黄土高原，调查研究、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从艺术实践中、从学术理念上体悟、钻研、实践，终于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靳之林的艺术作品，反映了他艺术求索的历程，也表现了他达到的艺术、学术高度。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画，代表了他在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中达到的历史高度。代表作《南泥湾》以宏大的场面，把波澜壮阔的黄土高原壮丽景色与当年垦荒战士的生产、战斗、学习、生活统一起来，以生动的人物造型组合，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空情景，充分表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乐观主义。整个画面真实生动、浑厚、质朴、深沉，散发着黄土的气息，弥漫着时代的氛围，站在这幅画前，有如身临其境，又回到那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创作于同一年代的《陕北老农》是靳之林又一杰出代表作。这一篇幅不大的农民肖像，代表了他油画技巧的最高水平，代表了他艺术素养、艺术品格的最高境界。画家以沉着老到和奔放的笔触，以浑厚朴实的色彩，深入地刻画了陕北人质朴憨厚的品格，把一种极难表现的黄皮肤，表现得真实而具有美感。那老羊皮袄，那洗旧的羊肚子毛巾，生动具体得那样熟悉亲切，就像真是在黄土地头和老汉聊天一样。  靳之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油画，明显是受到徐悲鸿、董希文、王式廓等传统学院大师的影响，得到了欧洲传统油画技法的真髓。徐悲鸿对素描油画的“宁方勿圆，宁拙勿巧……”的造型；董希文对油画的“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大笔小笔一拥而上”这些油画技巧艺术美的真切体悟；王式廓对“深入生活、观察人表现人”和通过一张画看出一个人的家史等等的要求，这些都通过课堂教学、共同带学生下乡作画，特别是作为青年教师有机会和这些大师们共同写生画画，亲切交流切磋，使靳之林的艺术技巧、观念得以大大充实提高。使他此时的艺术不但具备了欧洲传统写实油画的基本素质，具备了质朴浑厚优秀的传统，而且已经开始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某些中国艺术写意的追求，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个人风格。

随着靳之林对陕北人民生活的深入体验，随着靳之林对陕北以至全国民间、民俗艺术的深入调查研究，他的艺术观念、审美意识更加鲜明，于是他的艺术追求更加清晰——对中国审美体系、重意境、重笔墨趣味艺术抽象美的追求，重个性主观的投入，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

从1975年前后的《残雪中的农家小院》、《延河解冻》一直到20世纪后的《北京四合院雪景》等一大批写生作品，表现了靳之林思想上、艺术追求上的新进展。画作中的主观抒情更加突出，笔法更加自信，挥洒更加自如，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美与力的敬畏与激情，透过画面强烈地散发出来。把西方油画特定的色彩之美、笔触之美与中国写意式的抒发充分结合，给人们以极高的审美享受。

2005年的《玉米地》是近年靳之林艺术创作成果的新高度。他说：“当我钻进那浓重墨绿、深沉有力茁壮成长的玉米地里，支起画架，摆开画布，与大自然玉米地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之际，瞬即激发起我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进入画笔飞舞的狂草符号状态，棵棵玉米拔地而起，节节通天如巨大的生命之树，旋转飞舞的条条长叶，如旋转火焰喷薄铿锵有力的生命符号。每年的夏日濡暑，我都背起画箱进入我家乡的玉米地里，飞起画笔，尽情宣泄，如凤凰涅巢，在玉米地里获得永生。”

靳之林生长在北方农村，在长白山雪域山林中曾度过一段艰难岁月，加上长期迷恋着陕北黄土高原，这一切使他形成了热情、质朴憨厚的性格、沉着深沉的气质。面对茫茫飞雪，面对壮阔的黄土高原，面对茫茫林海，面对高粱玉米的茁壮成长，伴随着北风的呼啸声，伴随着沟坎里传来的回声，伴随着黄土地里玉米拔节发出的嘎巴嘎巴的声响，身临其境，他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激情，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概，一种无穷的生命力，似乎自己也融入其中而物我两忘。

坎坷的人生历练，艰苦的艺术求索，靳之林进入了艺术创造的新境界。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东西方存在哲学、艺术观念上的差异，也存在不同的艺术体系。因此，一个中国人要想学习掌握西方油画艺术的精髓，就相对更加困难，因为他必须要克服原来的艺术思维、艺术审美的习惯、模式，特别是要克服线描固有色的造型色彩观，才能真正进入油画的堂奥。

但是，在一个画家经过艰苦的学习，好不容易理解掌握西方油画的造型、色彩观念，达到了油画艺术的高度时，你是一个好学生，却并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有创造性的画家，因为你还必须把中国传统的艺术的精髓与西方传统真正化为自己的语言，才能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而具有新的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画家，一个对世界艺术作出些许新贡献的画家。也就是说，中国油画艺术家必须要登上中西两座艺术高峰，要争取站在两个巨人的肩上，才能攀上高峰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艺术高度。

学者型画家靳之林，以自己近60年的艺术求索，一面深入领悟西方油画艺术的奥秘，一面以狂热的延安情结，追寻、探索中华文化艺术的源头，体悟中华艺术的基因，获得了艺术创造的丰富原料、矿藏，获得了艺术创造的灵感，进一步滋养丰富了质朴、真诚的艺术素养与品格，终于融汇中西创造出自己艺术的新高度。

而今，年逾八旬的老画家靳之林，依然童心萌动，终日在黄土高原，在祖国大地奔波作画，讲学著作，乐此不疲。“延安情结”曾给他带来过苦难艰辛，也给他带来智慧与灵感，更给他以力量与勇气，可以相信，这种真诚的感情，执著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的艺术人生迈入更加成熟、更加辉煌的明天。

2008年2月8日

闻立鹏 著名油画家、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靳之林先生一生都和那片黄土紧紧相扣：生与死、荣与辱、灵与肉、爱与恨，延安是靳之林生命里一个解不开的结。

历经沧桑之后，现在他最大的愿望依然是去画那片黄土，百年之后他也选择乾坤湾柏树峁作为永久的归宿。

靳先生是这样一种人——火一样的生命力、雷电似的性格、磐石式的信念与黄河入东海般的执著，大生大死，大张大合，云龙风虎，如火如荼。他的性格注定生活不会一帆风顺，误会、伤害与矛盾始终伴随他的生命历程。

靳先生本质上是个艺术家，却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学者，但他不是一名书斋学者，而是一位以生命去探险的学者。因为没有科班学者的清规戒律，他才创立了民间艺术、民间风俗和考古、历史相互印证的立体学科。正如油画家乔晓光先生所说的，他像逐日的夸父——一位只有民族迁徙时才产生的“民族英雄”，他做的应该是几代人的事业。一个民族在历史转型期总会引发巨大文化工程，这本来应该由政府或文化组织来担当。但穷困中国全速冲击经济目标，无暇也无意顾及这种没有“利润”的文化。虽然也颇有一些人呼吁保存国粹文化，但他们所认定的国粹大多是经史子集，无心把本已疲倦的思考分布到这片土地，因为这是下里巴人的文化。然而，靳之林完成了这通常个人无力完成的事业。他自费考察世界主要文明发源地，自费考察中国主要文化遗址，足迹遍及辽阔国土的大部分地区。他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寻找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寻找中国文化的生命之路。

当然，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健康、画画与安逸。

靳之林的文化活动在欧洲、日本和台湾都引起巨大反响，但在大陆学术界却还是冷涩的僻学——喧嚣依然凌驾一切之上，人们几乎听不见真实的声音。

这一切构成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采访靳先生是我生活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珍贵记忆。当时，我正在读研究生，每周六晚上骑自行车去王府井采访，从火烤或雷雨的夏日、爽朗的秋天到冷风如刀的冬季，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时间。靳先生往往越谈兴致越高，预定23时结束的谈话一般都延长到子夜1时或2时。我一路穿越空荡荡的街道，在什刹海荷花市场吃一碗卤煮火烧——此前或此后我都不爱吃的北京小吃，当时吃得真香。回到校园路灯已灭，白天的喧闹沉入夜的静谧。

这是我写过的最艰难的一本书，也耗时最长。1992年开始采访靳先生，1997年春节完成初稿，到2007年秋天才终于修改完稿。但是，我依然不敢说这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靳先生复杂丰富的人生——虽然我十去延安，制作了一部以靳先生与民间艺术为题材的纪录片《发现民间》，采访了与靳先生一起工作、生活过的40多人，但靳先生的经历超越寻常的丰富，我不可能踏着他的足迹重走一遍。由于有些目前无法逾越的原因，我采集到的材料也不能完全呈现在文章里。

本书采用了一些局部文学手法，如场景、对话、气候的虚构——这本是传记不允许的，可我实在不喜欢所谓的评传写法，不愿意像上帝似的一个人全知全能地叨唠。不过，有一点须说明，主要人物、事件全部据实写出，不曾虚构。我尽力克制抒情，而是运用报告文学、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完成叙事，讲述者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关于一个人的个人历史，而是关于一段历史、一组事件的口述记忆。事实上，我只是本书的剪辑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虽然这都不足以为本书的粗糙与简陋辩护——因为时间、体裁，更因为自己能力的限定。

接受采访的有冯真、乔晓光、陈开民、陈山桥、白凤莲、李秀芳、高金爱、王兰畔、乔正东、孙相武、伊仲英、江仑、贺丹、司徒立、宋如新、张莉、李力、李季、赵万发、程治馨、张士元、顾元、张永革、上官永祥、高凤莲、刘宗兴、冯山云、唐晟、张运乾、宋广训、许文祥、王国屏、郭庆岚、邢仪、史洪生、孙立哲、何平、程文、靳之本、靳小葳、靳小毛、靳文香等女士、先生，贺丹在巴黎代为采访了法国著名学者班巴诺先生——他来京时又作了详细采访。

毛琦、马倩、张佰明、许静涛、常国政、黎煜、潘宇、李淑娟等女士、先生帮我整理了大量材料，刘保国、王志新、雒三桂等先生曾经陪同我采访靳先生，黎煜女士还作为第一个读者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一解玺璋先生曾经为本书出版努力，而延安吴起县冯振东先生与文化艺术出版社查振科先生最终让这本书得以出版。在市场决定一切的时代，我理解这些努力所蕴含的人格力量与人文价值。

这本传记凝聚了众多人士的心力与工作，曾经参与、帮助本书的朋友，请接受我的感谢与祝福。

张同道

2008年9月1日凌晨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