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好读陆放翁“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的这首诗，觉得他有燕赵慷慨悲歌之气。但现在的心情，慢慢地转变了。对于流亡的人来说，则《豳风·七月》的诗，较之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诗，更有亲切之情，更增加对乡土的慕恋。
《豳风》，据说是周公自作，或与周公有关的诗。《诗经》把它列在十五国国风的“变风”之末，有人说这是孔子删诗所定的次序。大儒王通推原孔子定这种次序的用意说：“言变之可以正也。”好像《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去泰来一样，以见人道之不可终穷，我想，中国圣人的用心大概会如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他的悲怀宏愿，不肯使人类走上了尽头路。
《豳风》主要的诗是《七月》。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七月》这首诗，一面是歌咏农民的辛勤，同时也是歌咏农民的德性。农民的辛勤和德性，在周公，至少是在作诗序的人看来，就是周朝王业和风化的根本。周公作这首诗叫瞎子唱给成王听，用共产党的术语说，是要成王向农民学习。做皇帝的人，不可忘记农民。要向农民学习，要算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国家迎寒迎暑祈年等大典，都要歌《七月》。郑康成根据《周官》，以为《七月》兼风雅颂三义，则其应用的范围更广。自此以后，《豳风．七月》成为政治的教材，成为艺林的佳话，下开田园诗人、田园画家的广大分野。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把农业文化的静穆敦厚之美，描写得有声有色。而我的朋友程兆熊先生，是学农而由艺以进乎道的；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常以幽峭空灵之笔，写绵绵不尽之心，总是把人类的前途，归到土的上面，归到农的上面。依我看，两位先生对农业的厚意深情，都可说是《七月》篇的流风余韵。
农村，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运命，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刘裕把他未做皇帝时的耕具，陈设在庙里，想借以使他的子孙，能睹物兴怀，知创业之所目。可是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走进去看到这些东西，简直觉得原来出身微贱，惭愧万分，赶快叫人搬走。这恰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心情，而刘裕的子或孙，也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命运。
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假定其中没有蕴蓄着一点可宝贵的生命，则中国历史的存在，全是偶然；而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家们，假定对他所管理最大多数的农民，缺少最低的同情与了解，则他的管理方针，自然会牛头不对马嘴。中国过去做官的人，多半是从农村中来，官告一段落了，也多半依然回到农村去；他们的身上多少总有点土气，他们的脑子里多少总还沾点民情，所以坏也有个限度。清末以来，智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但一离开农村，便永远不想农村，永远不回农村。即使官没有了，也把农村括来的钱，多的汇到外国，到外国去参加人家的现代化。比较少一点的，也竭尽一切的方法，住在都市上，过各种层次的现代化生活。这些人的心中，根本没有自己的钱从何处来、自己的祖宗从何处来、乡下人何以要拿钱来供给自己的现代化生活等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地骑在农民的头上，无穷尽地油滑、浮夸、诈骗、流荡下去。油滑、浮夸、诈骗、流荡，这正是我们都市的“市气”。而“市气”就是这些人的现代化。台湾层出不穷的学生流氓组织，据保安司令部负责指导的人分析其原因说：“父兄位居显要。”“受都市不良生活之感染，不谙物力艰难及农村之疾苦，养成其趋腐逐臭之习惯。”（见六月二十五日军闻社讯）这是当然的。正因为这批孩子的显要父兄，忘记农村疾苦，不谙物力艰难，整天沉浸于腐臭市气之中，所以他们的孩子才家学渊源，箕裘不坠。中国过去是以市井之徒为可鄙，以市井之气为可羞。而这却正是现代智识分子的生命，一直到海外逃亡而不自觉。当着这些市气冲天的现代人，假定也有人出来再赋《豳风‘七月》之篇，使这些忘本的现代人，也亲一点土气，也想一想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代一代的来源，或许可以使他们稍敛一点虚伪浮夸之习，稍存一点朴厚凝重之心，倒未尝不是促使大家在流亡中重新想问题的起点。更不说甚么戚继光练兵，要“再换清水”（农民），曾国藩用人，特注重“乡气”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