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欧美当代经典文库”规模相当大，共有五十来种。时间跨度也不小，几位19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可见这里的“当代”是用以区别于“古代”的概念，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近代”和“现代”。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杰瑞·史宾尼利编著的《疯狂麦基》是该文库之一。

杰瑞·史宾尼利编著的《疯狂麦基》介绍：麦基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男孩。他跑得比狗还快；面对小镇上最厉害的投手，他也能打出全垒打；他能解开令所有人望而却步的绳结。周围的人都认为“这孩子是个疯子”。但这并不是他成为传奇的全部原因。他酷爱读书，热情善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小镇上长久以来对立的两个种族关系缓和，而自己也最终找到了一个家。

正文

至于谁是第一个真正停下和他谈话的人，那应该是阿曼达·比尔，而且这完全是因为一个误会。

那是早上八点左右，阿曼达正要去上学，就像整个小城几百个其他的小学生一样。她唯一不同的是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正是那个行李箱吸引了麦基的眼球。他认为她和自己一样，都是在逃跑，所以他停下来，说了声：“嗨。”

阿曼达对面前这个男孩开始心生疑惑：这个陌生的白人孩子是谁？他在东区干吗？这儿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黑人，他又为什么跟我说话？

尽管如此，阿曼达·比尔还是很友好的，所以她停了下来，回了一声“嗨”。

“你在逃跑吗？”杰弗里问道。

“啊？”阿曼达感觉很诧异。

杰弗里指了指她手里的行李箱。

阿曼达先是皱眉，然后想了一会儿，接着大笑起来。她笑得太厉害，笑得几乎站不稳了，于是她放下行李箱，坐在了上面，因为这样笑起来更安全。到最后她终于止住大笑可以说话的时候，她开口道：“我不是在逃跑，我只是去上学。”

她看出了他满脸的费解，于是她从行李箱上起身，就在人行道上打开了它。

杰弗里深吸了一口气：“书！”

确实是很多书，行李箱的两边都被装得满满的。比任何需要做家庭作业的学生带得都要多得多。

杰弗里双膝跪地。他和阿曼达以及这个箱子就像人潮中的石头；赶去学校的人们就在他们的左右匆匆流走。他转着头读着那些书的名字，他把上层的书一本一本举起来，好看清下面的。这里有小说类的，也有非小说类的，有侦探类的书、交友类的书、辨识类的书，有教人如何应对问题的书，有教人如何避免问题的书，还有教人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孩子的书。在箱子的最底下放着一本单册的百科全书，是字母“A”开头的。

“我的图书馆。”阿曼达·比尔骄傲地说。

突然有人喊道：“要迟到了，同学！”

阿曼达抬头扫视了一圈，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了。她砰地关上行李箱，拖起来就要走。杰弗里一把抢过行李箱说：“我帮你拿。”

阿曼达被他的举动惊呆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又把行李箱夺了回来。“你是谁？”她说。

“杰弗里·麦基。”

“你从哪儿来，西区？”

“不是。”

她注视着他，注视着他啪啪作响的鞋底。在那个时期，这个城镇是被完全分割的。东区是黑人的辖区，而西区是属于白人的。“我确定你不是东区的。”

“我从布里奇波特来。”

“布里奇波特？在那边，是那个布里奇波特？”  “对。”

“好吧，那你为什么不待在那儿？”

“那是我来的地方，不是我应该在的地方。”

“很好。可你住哪儿？”

杰弗里环顾四周：“我也不知道……也许……这里？”

“也许？”阿曼达摇着头轻笑，“也许你该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你是不是住在这儿。”

说完，阿曼达加快了脚步。杰弗里一度被落在了后面，但又立刻追了上来：“你为什么要带着所有这些书去学校？”

阿曼达告诉他，家里的弟弟妹妹喜欢用蜡笔在他们能找到的每张纸上画画，不管纸上是不是已经印满了字。还有家里那只狗，旺旺，所有能咬到的东西，它都要尝尝。正因为这样，她说，她不得不每天带着她的“图书馆”上下学。P7－9

这套“欧美当代经典文库”规模相当大，共有五十来种。时间跨度也不小，几位19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可见这里的“当代”是用以区别于“古代”的概念，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近代”和“现代”。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将近二十年前，在我的理论书稿《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付印出版的时候，就曾暗想，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那该有多好！当时这话是不敢和人说的，因为拙著还没受到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是否站得住脚，实在毫无把握。现在，虽然书已印了三版，但仍须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仍不敢肯定它是否站得住，而我还是渴望有一套大型翻译作品集可与之对读。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理论的正确，而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这样思考的结果，可能恰恰证明了拙著的不正确或不严密，而这更为喜人——这不就使理论得到突破，使认识得到了推进吗？中国从来就有“左图右史”之说，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所以，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

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这样就可发现，各个种类的、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体验世界和人生，并得到文学的乐趣。而此前，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这里，“爱的母题”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顽童的母题”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自然的母题”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在“爱的母题”中又分出“母爱型”与“父爱型”两类，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的爱的传递，如《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红帽》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但世代流传，广受欢迎，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童文学，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所谓“教育性”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但真正好的“父爱型”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而不应像治病的药。

我欣喜地看到，在这套大书中，“三大母题”都有丰满的体现，一眼望去，满目灿烂，应接不暇。这里既有《小熊温尼·菩》《哎呀疼医生》《风先生和雨太太》《蜜蜂玛雅历险记》《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等“母爱型”作品，也有《表》《野丫头凯蒂》《疯狂麦基》《老人与海》等“父爱型”作品；更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小飞侠》《马戏小子》《傻瓜城》《列那狐》等顽童型作品；还有《黎达动物故事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狗狗日记》等合于“自然母题”的佳作。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魑蝠小子》四部曲，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想，这就在“自然的母题”基础上添入了“父爱型”的内容，使其具有了一点儿近乎“科幻”的成分，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细读这套书中的各类作品，一定会有更多更新鲜的发现。这是很令人期待的。

这套书中有很多是旧译新版，如鲁迅先生的《表》，赵元任先生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郑振铎先生的《列那狐》，顾均正先生的《风先生和雨太太》等，有的问世已整整九十年。许多译本我小时候看过，现在重看，仍觉魅力无边。一个译本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堪称奇迹，这也许只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才会出现。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今中外的童心，是无远弗界，处处相通的。这套大书中收入的大量精彩新译也让人百读不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也会使八十岁的老人为之着迷。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蜜蜂玛雅历险记》，初版于1912年，距今已一百多年了，在德国和世界各地，三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一点儿不比儿童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同样非常合适。肖毛先生重译的西顿的动物小说合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一直被当作儿童文学精品印行，但它其实也是写给成人看的。这说明了什么？我以为，这恰好证明了一点：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喜欢，成人也喜欢的；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毫无疑问，应该还是一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同样，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儿好话，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如还要说这是精品，就很难服人。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比如儿童书一定要“有用”，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等等，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成人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辨别能力等，肯定都在孩子之上。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这是有道理的，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本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正是那种孩子喜欢、成人也喜欢的精品。

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是为什么在完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时，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那是因为，当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如前所说，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有用”，即有“教育意义”——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父爱型”的母题中去，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半个母题”？这不太单调了吗？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我研究中所参照的，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现在，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仍是我们的必修课，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总想能限制一下对外国作品的引进，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有了火种，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举例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如果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林格伦的“顽童型”作品（包括《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问题仍然不少。因此，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世界各国最好的儿童文学无疑是我们亟须引进的优秀文化，只有当本土文化与这样的优秀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本土文化才会得以大幅提升（发展和变革总是离不开交融的）。如果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关在门外，以此保护本土文化，那本土文化反而不可能发展——“闭关锁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词汇，类似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所以，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把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我们都应尽快地“拿来”。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们！

2013年4月28日写于北京远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