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一种想象，都市寂寞男人锦一的爱情更是一种错乱。记忆、幻想与真实的感情世界相互交错，他在自我幻觉与现实生活里徘徊，在自己的爱情记忆中寻找真相。在《六十七个词》一书中，作者赵瑜以冷静、从容的笔锋，借助细小或敏感的枝节传达出不同类型的感情世界和故事走向，并从不同的角度去探寻故事的答案，独特的文字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想象力丰富的人，请谨慎阅读！

《六十七个词》通过六十六个碎片化的词语，讲述了一个城市孤独男人锦一的爱情故事。他在自我幻觉与现实生活里徘徊，在自己的爱情记忆中寻找真相。最后，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多么用力地把想象的画面还原为现实，现实却依旧模糊。当他整理好记忆，却错愕地发现，记忆里只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就是邵娅，只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却是田小溪……作者赵瑜运用了大量加法，把不同的人的人生经历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试图还原一个人的记忆真相。他甚至往真实的生活里加入大量幻觉，尝试以幻觉打败真相。《六十七个词》以另类的写法阐述了模糊主义的观点，爱情只是一种想象。

自序：爱情是不解之词

一、风

二、死亡

三、怪兽

四、六月

五、歌唱

六、虚构

七、幻想家

八、烟火

九、等

十、撕碎

十一、下流

十二、玩笑

十三、街道

十四、鬼

十五、骗子

十六、忘记

十七、洞

十八、目的地

十九、爱情

二十、玻璃

二十一、边界

二十二、看见

二十三、两个人

二十四、唐三彩

二十五、比喻

二十六、疼痛主义

二十七、补充

二十八、妩媚

二十九、腰痛

三十、思路

三十一、无知

三十二、艳遇

三十三、被遮掩的

三十四、衣裳

三十五、尖叫

三十六、大男子主义

三十七、模糊

三十八、躲藏

三十九、排队

四十、第九

四十一、很多

四十二、伤口

四十三、一

四十四、追

四十五、食物

四十六、漏洞

四十七、灰尘

四十八、价值

四十九、翅膀

五十、抽离

五十一、虚弱

五十二、营养

五十三、木芙蓉

五十四、简单

五十五、缺失

五十六、性关系

五十七、放下

五十八、断断续续

五十九、落差

六十、飞

六十一、自杀

六十二、爆发力

六十三、脆弱的(或抒情的)

六十四、家园

六十五、身份(或者暗号)

六十六、傻

六十七、模糊的

四、六月

六月是一个疏离的时节，锦一和电视台的一些同事们一起喝酒。

酒吧里的气氛竟然异常的沉闷。音乐像一个到处乱跑的女人，有脂粉的气息。

锦一在酒吧里遇到以前的一个同学，叫麻绳，留着长头发，他正对着一个崇拜者仰着头说话。锦一看到了他，决定不理会他。锦一大学时喜欢过一个女生，被这个长头发的家伙捷足先登了，所以，锦一很反感他。

可是，长头发的麻绳并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却故意和锦一套近乎。上学的时候，麻绳天天来找锦一说画画的事，说完画画的事情以后，还会和锦一说起寂寞是什么，锦一当时在班里是为数不多的实验主义画者，有天分，得到了学院诸多老师的肯定。

有很多女生都喜欢往锦一的身边凑，但锦一偏偏喜欢上了那个单眼皮的鲁四凤。

锦一也不知道自己喜欢鲁四凤什么，总觉得，这个女孩从来在班里没有看过别人。

大学里，除了画画就是发呆，有时候也会躲在被窝里摸小弟弟。

锦一每一次都会想鲁四凤，他忍不住了，在一个舞蹈课上，向鲁四凤伸了手。可是鲁四凤看都没有看他一眼，拒绝了他。

再后来，鲁四凤就和麻绳出入成双了。

锦一在大学时也还是往女生宿舍楼去了几次，一次是接吻，一次是脱下了对方的衣服。

当时是六月，马上就要分开了。那个女生必须回到浙江老家去，她就提出彼此要给对方留下深刻的记忆。

锦一就答应了。

那个时候，大学里很流行这种深刻的记忆的。有时候，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也会相互打趣，譬如，同宿舍的兄弟们也问锦一，老三，你和细细深刻交谈了没有。

锦一就会羞涩地笑一笑。

但当锦一深刻地把那个叫细细的浙江女孩阅读完毕的时候，突然觉得有很深的绝望涌出来，他也说不清楚那绝望到底是从心灵的哪一瓣生出。

吃饭的时候，他吃甜点，锦一想，用左边的牙齿咀嚼的食物应该归属左边的心灵吧。

而细细却仿佛满足了似的，不再留恋锦一的任何气味。甚至还和班里的另一个眼睛男眉目传情起来。锦一听说，细细也深深地被那个男人阅读了一回。

这使得锦一对六月有了戒惕，他很快就同意宿舍里最后一个处男的话：生死事小，失身事大。

锦一工作后谈了三次恋爱。几乎都是在六月结束的。

有一个叫鲁亭亭，六月的时候身上起了皮肤病，不让锦一碰。

锦一不好辩解，只好不碰她，晚上的时候也不碰她。亭亭又生气了，大骂锦一是个呆子，白天不让碰，晚上难道也不让你碰吗？

锦一和鲁亭亭分手以后才知道，女人白天说的话，晚上的时候是不能当做真的。

锦一每一年的六月都会对女人有厌倦症状。他对同事们说，女人在六月的时候穿得最少，皮肤的温度不是常温。

锦一还说，女人在六月的时候老喜欢在水里面泡着，但是男人的汗水又不行。

锦一的论调得到了众多女同事的鄙视和批评，吃饭的时候，那些女孩子把在书里面找到的句子一句一句地排比出来，砸向锦一，说锦一患了六月综合症，锦一可能还有肾虚症状。  锦一承认了的，他肾是虚的，经常在六月的半夜醒来，摸到脊背上的一排排汗水。他那了中医去看，被把了脉，问了性生活的规律，又说了近期喝酒吃烟的情况之后，那老中医笑了笑，说，要节制一些欲望，你的肾是亏的。

锦一觉得那老中医的笑充满了吊诡，仿佛他用手指触到了锦一的心事和隐私，又仿佛算准确了前天和昨天锦一的房事，总之，那是一个自信的老中医，他在一个处方单写下好多有诗意的草的名字之后，就开始关心下一个病人的隐私去了。

锦一还是取了药，并排队到煎药处去煎，然后提着十多袋黑黑的药水回家。

在电话里向卡车解释了那些药草的名字和用途，并获得卡车的嘲笑。

没有事情做，他还用处方里的一个草药的名字作了一幅画，叫做当归。他画了一个影子，画了一棵树，觉得画得意境不好，又随手在树的旁边画了一处栅栏和草屋。这一下就有了归的意思。

锦一看着自己的画，忽然觉得，自己画的是一个时节的名字，他觉得自己画是六月的样子。

六月就是一疏离的模样，风把人吹到暧昧的音乐里，阳光把心事一点点地燃烧完毕，只剩下渴望和可耻。

锦一在六月里常常觉得自己是可耻的，他在酒吧里遇到麻绳。一下子把隐藏在内心里的许多孤单与缠绵揪出来。

锦一要出门，转身的时候碰到一个碰咖啡杯子的女人在接电话，那咖啡和六月一样的烫，和六月一样的有阴谋，咖啡在锦一的白色短袖上写了一个Q。

那个女孩子却并不知道，仍然用手晃着她的杯子在回答问题。

麻绳看到了锦一，麻绳很兴奋地叫锦一的名字。

麻绳问，你要去哪里。

锦一说，我要回家换衣服，我要穿上厚衣服。

麻绳在他的身后问，穿厚衣服，一会儿要下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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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不解之词——谨以《六十七个词》向米兰·昆德拉致敬

《六十七个词》是米兰·昆德拉的一篇小说评论的标题，事关别人对他小说的误解，他试图用六十七个词语来表达自己对小说的全部理解。

事实上，他失败了。小说或者根本不在具体的词语里，又或者，不需要这么多词语便可以界定。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

对别人宣布喜欢米兰·昆德拉，这事儿多少有些虚荣。自米兰·昆德拉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他一直占据着太多的词语资源，米兰·昆德拉的好，犹如一款质良好又价格不菲的男用牛仔裤，耐磨、吸汗，又有些休闲的气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款式的裤子，因为，他的裤腿太长了，甚至，它还坚决且固执地在屁股兜的位置绣一个庸俗的图案。

这比喻定会倒了部分阅读者的胃口，那么，便成功了。

我喜欢米兰·昆德拉非常之浅薄，如果我说，我阅读米兰·昆德拉十年，至今一本书也没有看完过，你一定会笑话我。那么，我同意你这么做。

最初是喜欢米氏的谐谑，是的，他是一个对读者很怠慢的人。我常常想，这个家伙，脱光了小说里女人的衣服，正经地坐在那里讨论数学、音乐的节奏、性生活之外的所有琐碎的事情，像极了周星驰的电影台词。

米兰·昆德拉的出现和卡夫卡以及卡佛的出现一样，他们都是对小说文本有大贡献的人。卡夫卡让生活在现实里的人找到了另外的模拟空间，也就是说，卡夫卡拉伸了小说的生存空间。卡佛剪断了小说的冗长叙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又一张照片，也就是说，卡佛让小说的速度放慢了，让我们看到了事物的慢动作。而米兰·昆德拉比他们更强大，他是一个骗子，他既不负责写好看的故事，也不负责弹奏动听的音乐，只负责吹牛，用漂亮的广告词招徕到舞台前，而他却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尿尿，尿完以后，宣布，表演结束。

不可以吗？

他在舞台上反问。我正是在舞台下热烈回应的一个，我喜欢这样的表演，多么随性啊，其实，我也想上得台去，一脚将他也踢下来，接着表演。

可是，终于，我，并未上去。因为，一个人内心戏太多，只能一事无成。

我的小说《六十七个词》便写了很多的内心戏，现在，你若问我写了什么，我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但是，当初写这个小说，的确是看了米兰·昆德拉的那篇《六十七个词》。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米氏试图用六十七个词来完整地阐释他对世界、对感官、对食物、对小说等一切的看法。那么，我完全可以用六十七个词让一对陌生的男人和女人相识、握手、接吻、上床。

请原谅我一开始对小说理解得如此浅薄，在我的恶毒定义里，小说就是让男人找到女人和食物，又或者让男人失去女人或者食物。总之，小说是一种饥饿的艺术，里面的人不能太饱和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

显然，我对自己的定义很是满意。我开始写了，甚至，我写出来了，我发表了，我出版了。我却并没有让小说中的人物获得满足。这源自于我的自私，我讨厌幸福的男人，我凭空觉得那样的男人太庸俗了。我怎么能容忍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如此不堪呢？

于是，《六十七个词》里，我挑选了很多陌生于我日常生活的词语，这些词语不太正经，像极了米兰·昆德拉小说里人物的生活态度。

我相信，这大概就是向一个人致敬的做法吧。

私下里，我总觉得米兰·昆德拉是一个热爱吹牛的人。然而，有才华的人，谁又不是呢。沈从文那么内向，还不是在情书里向张兆和吹牛。乔伊斯更甚，经常向友人理直气壮地借钱，理由竟然是他马上要出名了。米氏的吹牛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溺爱上，比如，他到处炫耀他所精通的音律，他在和萨尔蒙《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中，吹嘘他的《生活在别处》有贝多芬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他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在别处》：第一部分：七十五页中有十一个章节，中速。第二部分：三十七页中有十四个章节，小快板。第三部分：九十一页中有二十八个章节，快板。第四部分：四十页中有二十五个章节，极快。第五部分：一百零四页中有十一个章节，中速……”每一个看到这里，我都觉得他太刻意了，有必要这样超文本解读自己的小说结构吗？我曾一度觉得这家伙太矫情了。可是，他所有的可爱之处，不正是大胆抛售自己的矫情吗？

需要补充证明的是，真正进入爱情情境中的男女，或多或少，不都是有一些异常于日常生活吗？而这可以度量的异常，正是所谓的矫情。

没有矫情，哪来的那么多趣味？

是啊，我终于在一次看周星驰电影的时候理解这种矫情是什么了。

当周星驰赤裸裸地赞美自己说：“我很普通，是个杀猪的”时，我一下子被击了，暂停碟片的画面，沉思良久，觉得，这是一句了不得的哲学话语。

所以，当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周氏电影，是，那部神奇的《国产零零七》时，希望，你不会因此而崇拜我。

回到米氏。他的关于小说的理论，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关于“梦的召唤”的说法。

在小说《六十七个词》里，我几乎强迫男主角进入梦境里，我想要知道，卡夫卡在小说里种植的那个梦现在醒了没有，我想用一个男人的身体和“性”来将这些深层次的思考拉下水，将那些所谓的“哲理”变成下流行为。

然而，让我觉得好玩的是，这只是梦。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梦里救了人而赞美他高尚，更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梦里杀了人而判处他死刑或者终身监禁。

只是，在小说里，梦和现实的边界如何划线，这才是写作者要掌握的尺度。

向某某致敬是一件特别占便宜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样，写作多年，却时常怀疑自己的人。这些年来，我写作的向度越来越偏僻，摆脱幼稚的过程像极了我阅读米兰·昆德拉的过程。一开始，我喜欢他小说的片断，再后来，我喜欢他作品的严肃及庄重，再后来，我喜欢他作品中时时刻刻都透出来的孩子气。

是啊，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都太庄重了，而当我渐趋中年，我觉得，一个有着孩子气的人，是多么值得珍惜。

我希望，我也是那个值得珍惜的人。谨以此篇小说向米兰昆德拉致敬。

赵瑜

67.模糊的

最后：六十七个词后记《模糊的》

小说是什么。

我喜欢米兰昆德的分类：一是讲述一个存在的故事，二是思考一个存在的故事，三是虚构一个可能存在的故事。其实米兰昆德拉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他仿佛是这样说的：讲述一个故事、描写一个故事、思考一个故事。

我改变了他的原话，并仍然执著地认为，我改变过的话才是昆德拉的原话。因为讲述一个故事和描写一个故事层次并无大的分别。

我喜欢第二种：思考一个存在的故事。

讲述一个存在的故事，我认为只是抄写。这些工作电视工作者就可以做了。而虚构一个可能存在的故事，是一种逃避。相当于饥饿的时候画葡萄止渴。

还是思考一个故事好。倘使一个人跌倒了。讲述故事者一定会讲述他的血液流出来，声音传过来。虚构故事者一定会安排这个跌倒的人在倒在地上的一瞬间看到一个写有密码的纸条，从而解决了他的难题。而思考这个故事的人，会考据这个人的职业，会悉心观察他摔倒以后的表情和心理活动。思考一个存在的故事，才能帮助没有到现场的人无限地接近事件的真相。

是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小说观点，接近最本真的生活现场，不是直接转述，不是间接虚构，是兼融了二者的思考。

那么思考的结果呢。我觉得，多数事件的真相，都是模糊的。

一个作者能站到多高的位置呢，能看到多少事件的全部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且悲伤的现实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处于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部，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真相都是局限在特定年代和特定的语境里。时过境迁，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当时的思想的尴尬。但局限并不是绝望。局限里的美好依旧是美好的。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内心深处挖掘，回到最初出发的地点，童年，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那正是一个模糊的美好，无法用黑与白区分的美好。

我以前很喜欢玩一个游戏，仿佛是情色游戏吧。一个扔蓝球的游戏。如果能准确地扔进那篮球框里的话，游戏中的一个漂亮女孩就会脱下一件衣服。

无聊吧。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可是，忍不住，想脱干净她的衣服。只是，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正是因为没有成功过，所以才一直坚持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这是一个比喻。

事情的真相常常在我们脱下一个女人的衣服的时候才能知道，之前的所有过程不过是猜测，是模糊的、未知的。

小说具备这样的功能。

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极容易被故事本身迷惑，他就像一个工匠，拉了一辈子大锯，就连吃饭夹菜的时候样子都像拉锯子。那么，我还是赞美思考故事的人，他不满足本身的现状。他深入到故事内核去察看，细小的或者敏感的枝节都会传达出不同类型的感情世界和故事走向。

我想到了有一个重大的社会新闻。2006年，轰动全国的珠海虐待保姆案。女主人被控变态，虐待小保姆，造成小保姆全身多处受伤，有不忍目睹的惨状。报纸出来之后，全国各大媒体均猜测性地报道女主人的残暴和没有人性。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被这个恶毒的女主人激怒了。可是，半年过去了，女主人不服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辩护自己说根本没有虐待小保姆。辩护律师多方取证，发现，女主人对小保姆竟然不错。因为女主人是单身，钥匙从来都是小保姆拿着，她随时可以逃走，如果真有虐待的话。医生验伤结论得知，女孩子的伤很严重，和她的实际年龄对比，她能忍受长达一年的虐待，并不敢声张不报警，于任何逻辑不合。邻居证实小保姆经常对女主人撒娇，而且女主人曾经给小保姆的伤，小保姆的母亲曾经到广州医院陪护，期间小保姆均未对母亲讲述遭遇虐待，直到一年后才向媒体报料。

这个事件，从一开始简单明了，引起国人一齐发怒到最后真相模糊，只用了半不到的时间。

给小说文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范例。

什么是真相，真相其实是模糊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黑和白。

而故事的思考者，恰好可以一点一点剥离这些被新闻的泡沫、道貌岸然的正义以及支离破碎的事实经历，可以找到这个小保姆伤口的出处、邻居的证词以及女主人同事的证词都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

新闻的后续中，专家组甚至对两个做了同性恋倾向测试，没有得出结果。

这样一个故事陷入真相模糊的僵局。所有的律师、法官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都说了相同的一句台词：真相只有两个人知道。

小说的思考者一定可以无限接近的抵达这个事件的真相，而小说的描述者做不到，他最多只能忠实地做一个疑问语气的反问。虚构故事者也做不到，他会根据自身的主观的经验任意改写了故事的走向，成为娱乐或者消费这一事件的高级新闻记者。

思考让一个世界多了很多个层次。

我想起一个日本的故事。我不止一次地讲述过这个片断，用来表达我对一个事物内核的模糊学认知。如下：一个日本男人带着妻女去原始森林旅游。突遇一只黑熊，身材巨大。那名男子吓得大叫一声跑远，抛妻弃女。然而，那头黑熊却执著地追逐男人而去，最后，男人死于非名。事后，妻女均不原谅临阵脱逃的丈夫或父亲。

新闻报道出来很多天以后，这名男子得到了舆论上极大的甚至是极端的鄙视。一个不肯负责的男人在现实主义眼光比比皆是的日本当下，永远不会有好吃的果实。

然后，多年以后，一个日本小说作者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小说。他没有虚构任何情节，只是调查了这则新闻的前前后后，并采访了相关的动物学家。最后，小说发表了。震撼了所有的读者。逃脱的丈夫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妻女。黑熊是一个有食物洁癖的动物，他不吃死了的不动的尸体，但事态紧急，虽然知道该如何防犯黑熊，但是丈夫也来不告诉妻女保持不动的姿势让黑熊走过去。如果黑熊扑向妻女的话，那么，受惊的妻女一定一个逃不脱，他也没有能力从一只野蛮的黑熊手里救出妻女，所以，万般无奈之际，丈夫只好选择跑动，来吸引黑熊的注意力，最后死去。

真相大白。也或者说，一篇小说模糊掉了原来的新闻事件。

事后，多数动物学或者人类学者的专家均发表言说，支持小说的观点。

这个事件佐证了我对小说的个人理解。小说是对一个事件内核的无限接近。小说模糊掉你正看到的世界。

我觉得完全忠实于现实世界的描写或者讲述，不是小说，是纪录。而小说要有思考。

这则黑熊吃掉男人的故事。如果让一个喜欢讲述事件的作者来写，一定只停留在浅层的谴责上。而如果让一个懂得虚构的小说作者来写的话，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写到黑熊吃掉男人之后的妻女生活现状，他一定会虚构很多个结局来制造曲折的小说情节流向，借以展示作者个人主观的人生体验或者是才华。

但这两个果都不如思考这个事件更有力量。

经过思考之后，结合媒体报道的情况，了解了死亡男人的职业，妻女的现状，他们是如何决定去原始森林的，死亡男子的个性表征、同事反应以及邻居评价等等。得出结论，男主人的逃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一瞬间，人的本能的恐惧战胜了一切责任感、道义感等传统约束，狼狈逃窜。再一种可能就是相反，他有可能只是为了能引开黑熊，并伺机逃脱，然后再回来和家人团聚。只是并未成功。

思考的小说模糊掉了以前的真相现状，就像前面举到的那个例子一样，小保姆和女主人的故事忽然被一个小说文本裹了一层纸。那么真相开始变得模糊。原本清晰的脉络渐渐昏暗，成了浅薄的见解。

说到这里，要解释一下。思考一个故事，其实一定会用得上讲述和虚构这两个层面。

这是一个模糊学常识，就相当于我们问一个孩子最喜欢吃什么一样，他会回答：巧克力、棒棒糖、薯条、鸡翅、腊肠、梳达饼、蔬菜饼、蛋黄派、冰淇淋……等等等等，可能不可尽列。但等到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可能只会说，喜欢吃水果、巧克力或者某个明星代言的果冻布丁。等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你再问他，大概只会喜欢吃吃面食，或者喜欢吃肉。简单明了，只有一个。

然而，这个时候的喜欢，是模糊的。

他喜欢吃面，只是经常的状态，除了吃面，他一定还会吃很多其他杂食，但在这里，被一个主题给模糊掉了。

小说不仅要告诉读者一个人最喜欢吃的食物，还要告诉读者，这个人最喜欢的食物还有其他的陪衬。

事件的真相只存在于当时的瞬间。过去了也就意味着真相的死亡。哪怕是经历过的事件的人，再来回忆，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当时的细节。

这里，我特别同意有一个畅销书作家海岩的话：历史都是虚构。我一年前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关于我自己的作品，我和别人发生了争执，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像是被一个固体给抹平了一样的干净。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甚至连这样一个场景都想不起来。更不用说那个会议上我所有的发言。

我相信，如果这个时候，海岩看到了别人关于他的发言的纪录，他一定会觉得陌生得厉害。

这就是事件真相的模糊性。可是，作为写作者，我们如何来接这些事件的真相呢，其实，最最接近的方式，不外乎是听一个新闻记者采访当事人，或者亲自去问询当事人。这就有了一个可笑的悖论，既然，当事人自己都可能虚构那天的经历，那么，写作者该如何判断当事者的讲述呢。

又需要思考了。

日本有一个黑白大师。叫做黑泽明。他的《罗生门》就探讨了事情的真相问题。他没有刻意地得出“事情的真相是模糊的”这样一个结论。可是，他用不同人的眼睛和语气讲述同一个片断时的客观和思考，让所有的人眼睛一亮。

他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角度不同，总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又想到“苹果是蓝色的”这个悖论。

有一个从遥远地方赶来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苹果。他来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当他看到苹果的时候，发现，有一束蓝色的聚光灯打在果盘里的五只苹果上，那苹果的蓝显得真实和安静。于是，他大发感慨，说，原来苹果是蓝色的。

是啊。苹果是绿色的，这是我们见到过苹果在树上的模样。可是，对于一个从未见过苹果的人来讲，蓝色灯光下的苹果，就是他所见到的全部真相。

真相就是这样模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看到蓝色苹果的人。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局部的历史阶段当中。

二十年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被时代或者周围的世界骗了。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一定要想办法使自己站得高一些。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情色游戏打爆，要脱下那个女孩的衣服。

这是我们获得真相最切实的方法。

写到这里，我忽然特别想闲扯。

我想到一个获得真相的途径，这也正是我这两年的阅读所做的工作，那就是看书信。

我看了两年的鲁迅书信集，我知道鲁迅和沈从文是如何矛盾的，鲁迅和顾颉刚为什么吵架，鲁迅和许广平是如何好上的，鲁迅在广州是如何开书店的，鲁迅和高长虹是如何闹翻的，鲁迅和周作人是如何老死不相往来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相，虽然依旧是模糊的，但，这些书信让我看到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子。

我甚至想过，通过书信来往的方式写作一个长篇小说。

但那需要详实的阅读积累和人生积累。所以，我只是在这里慷慨地计划一下，并没有决心实行。

书信是一个窗口，打开来，透透气，可以看到停泊在过去历史中的真实的笑脸或者云彩。但是，并不曲折，甚至它过于片断、隐约、朦胧、隐私和残缺。

所以，小说又有了舞台。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关于画家郁风的文字。

郁风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弟子。当然，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侄女。

郁风对别人说：潘玉良长得特别难看，因为太难看了，没有学生敢去选她的课，一个也没有。郁风是偏执狂，看哪个老师的课没有人选，她才专门去选。所以，她成了潘玉良惟一的弟子。

(这个惟一在这里有些胆怯，我没有查证。我最爱干这样的事情，为了讨好自己，用一些夸大其实的词语来自我蒙蔽。)

我当时看到这个片断的时候惊呆了。潘玉良，中国著名的画家，作过妓女。哪能不漂亮啊。

可是，她的学生不会说谎的。

有时候，历史真相爱和我们的猜测开玩笑，它沉着、冷漠，却会在我们不经意地时候突然热情，出乎意料。

而小说的写作者，正是伴随着这些出乎意料的事件真相成长、延伸。

小说要截取片断，同时又要补充片断。要删除多余的、繁琐的、平庸的生活片断，又要增加规律的、细密的、动情的生活的片断。

小说永远是加减法并用的一种记忆方式。把不同人的人生经历放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加法。把一个地点上发生的很多故事都忽略不计，只写出一个小而又小的场面，那就是减法。

《六十七个词》用了大量加法。

在这个文本里，我试图还原一个人的记忆真相。

我试图往真实的生活里加入大量的幻觉，我甚至试图用幻觉打败真相。

但是，作为写作者，我没有忘记用小说思考一件又一件事件的真相，我最后清醒地意识到，不管多么用力地把一个想象的画面变成现实，但现实中，它依旧是模糊的。

模糊主义。

有一个人在楼下拉小提琴。另一个人在楼上骂他。后来楼上的人死了。楼下的人再也不拉小提琴了。他觉得没有了相互陪伴乐趣了。

这是毛姆的个小说情节，同时也是我思考一个事件的结果。如果一个坏的情节消失了。好的东西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

而且，好和坏本身就是模糊的。  对于一头牛来说，草是最好的东西，而对于庄稼来说，草是不好的。

我要说的是：把草从庄稼地里拔出来，想办法给一头牛。这是小说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