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信仰的崩溃与重建--宗教改革》由于洪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内容：罗马教会大一统的神权统治，十六七世纪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革，改革先锋的心路历程，“民族教会”“廉价教会”的建立。

《信仰的崩溃与重建--宗教改革》由于洪所著，《信仰的崩溃与重建--宗教改革》供读者阅读。

总序

第一章 崇高的信仰时代

 从耶路撒冷到罗马

 台伯河畔的神迹

 走进上帝之城

第二章 信仰的危机和希望

 教皇成了敌基督

 贫穷人的福音

第三章 自由意志的全面觉醒

 “葡萄园中的野猪”

 信与爱的力量

 圣经与刀剑

 “新教的罗马”

第四章 没有教皇的天主教

 与罗马彻底决裂

 激烈的信仰冲突

 安立甘宗的确立

第五章 上帝的回归

 灵魂的医师

 为信仰而战

附 录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尼禄和图密善都在其统治时期抛弃了罗马帝国原有的斯多噶主义，逐渐走向神权政治，在帝国范围内推行独裁统治，为此残杀了很多臣属和无辜的民众，极力剪除一切反对力量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们成为罗马帝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暴君。当然，有许多史学家认为尼禄和图密善的残暴还源于他们个人心理的不健康，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以看出其心灵的扭曲和变态。为了渲染和维护神圣的形象，尼禄和图密善必然强迫所有人像崇拜神灵一样崇拜他们自己，而基督徒只能崇拜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所以尼禄和图密善最先发起了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

图拉真皇帝(98～117年在位)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极致，东至两河流域，西到不列颠大部分地区，南到埃及和北非，北达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图拉真在位期间主要致力于扩大帝国的疆域，对基督徒的迫害较尼禄和图密善在位期间要轻得多，但还是委派普林尼在小亚细亚地区对基督徒进行了迫害。普林尼曾经专门上书图拉真皇帝表达了对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强烈担忧，小亚细亚的大多数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基督徒遍布城市和乡村。普林尼认为基督教的发展使得罗马神殿衰败了，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压制基督教的发展势头，普林尼的建议得到了图拉真的认可，并授权普林尼处置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徒。(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33页。)

很多基督徒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且拒绝向罗马的诸神献祭而被处死，甚至耶路撒冷主教西门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安提阿主教依纳爵被押送到罗马，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对流血殉道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纳爵拒绝了图拉真的意见，誓死不向罗马诸神献祭。他坚称自己侍奉基督于心中，是上帝忠诚的仆人。最后依纳爵在圆形竞技场被狮子撕咬致死。正如吉本所言：“在一大群狂乱的、被激怒的暴民中，诉讼案是不会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的；在一个被野兽和格斗士的鲜血染污了的露天剧场里是不可能听到怜悯的声音的。巨大的人群以不耐烦的吼叫声指控基督教徒是所有人和神的公敌，呼吁应判处他们最残酷的刑罚，而且会在这个新教派中挑出一两个出头最多的人物，带着无比激愤的情绪呼喊他们的名字，要求把他们立即抓起来扔进狮子笼去。”[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327～328页。]显然，图拉真和普林尼在小亚细亚地区对基督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所幸的是迫害并未扩散到帝国的其他地区。

图拉真皇帝临终前指定哈德良为其继承人，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即位之后致力于恢复罗马的传统宗教和多神崇拜，基督教的处境迅速恶化。哈德良还建造了希腊之神丘比特神庙和希腊神比诺斯之像，以打击基督教的成长。哈德良在去世之前指定了两代继承人，即哈德良认安东尼为养子，条件是安东尼同样认养马可·奥里略和维鲁斯为养子，这样哈德良为罗马帝国的皇位确定了两代继承人。

安东尼·庇护皇帝(137～161年在位)即位之后却努力保护基督徒的安全，但是小亚细亚总督违背安东尼的意志对基督徒进行了大肆迫害，小亚细亚总督抓捕了士每拿主教波利卡普，并声称若他指着皇帝的名起誓咒诅基督就释放他，但波利卡普坚定地说：“八十年来，我侍奉我的上帝、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又岂能否认拯救我、爱我、满有慈悲怜悯的我的主呢？”最后，波利卡普神情泰然地走上了火刑场，在烈火中他高声赞美主说：“赞美主，感谢主，因您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耶稣苦难的杯，使我借圣灵得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而享永生。”

马可·奥里略皇帝(161～180年在位)是一位斯多噶派哲学家，撰写了希腊语的著作《沉思录》，该书大多数内容是奥里略皇帝在征战中写下的，记述了皇帝对当时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思考，反映了其追求冷静和达观生活的愿望，这本书一直流传至今，足见其影响深远。然而，这样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皇帝却认为基督教信仰是虚幻的，并残酷地迫害基督徒。“在公元177年，奥里略对罗讷河谷的基督徒展开可怕的迫害。主教坡提努斯和数以百计的基督教平信徒和长老，惨遭杀害。这个地区性迫害的记载，读起来令人触目惊心。”(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8～59页。)实际上，斯多噶派也有一神论思想，他们的一神指的是世界理性，所以奥里略这位斯多噶派晚期代表思想家不能容忍基督教的存续和发展。

戴修斯·图拉真皇帝(249～251年在位)致力于恢复古罗马传统的精神，250年，他向帝国各地的总督下令残酷逼迫基督徒。迫害遍及罗马帝国，这是有史以来殉道人数最多的迫害，特别是主教和其他教会的领袖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罗马主教法比亚诺斯、安提阿主教巴比拉斯和耶路撒冷主教亚历山大等在此期间殉道。

瓦勒里安皇帝(253～260年在位)即位之初对基督教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但257年以后他突然转变了态度，将平民信徒和圣职人员驱逐出境，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下令禁止基督徒聚会。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迫害是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约200～258年)的殉道。西普里安以主张“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强调教会有形的统一，并以罗马主教并不比其他地区主教优越的主张而出名。西普里安被认为是罗马诸神和罗马法律的仇敌。他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自己脱下衣服，遮住双眼，让一位平信徒长老把双手捆绑，而后慷慨殉道。西普里安高喊“慈爱的神”，直到断气前也不忘祷告。

P8-11

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