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上下狄更斯集)(精)》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的小说里,狄更斯借用“小大卫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从不少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文章通过主人公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小说中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金钱导致的。摩德斯通骗娶大卫的母亲是觊觎她的财产;爱弥丽的私奔是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威克菲尔一家的痛苦,海穆的绝望,无一不是金钱造成的恶果。而卑鄙小人希普也是在金钱诱惑下一步步堕落的,最后落得个终身监禁的可耻下场。狄更斯正是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从而揭开“维多利亚盛世”的美丽帷幕,显现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真相。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大卫·科波菲尔(上下狄更斯集)(精)》是其代表作。主人公科波菲尔是个遗腹子,继父对他和母亲横加虐待。母亲不久去世,科波菲尔沦为孤儿,他找到了姨婆,在她的监护下开始新的生活。世事变迁,亲情友爱令人欢欣,风波和伤痛予人磨练,科波菲尔最终成为一名成功作家,并与至亲爱人幸福地结合。《大卫·科波菲尔(上下狄更斯集)(精)》言语诙谐,爱憎分明,情节曲折,画卷宏大,体现了狄更斯一贯的风格。是狄更斯爱好者们的必读杰作。
第一章我生下来了
在我自己的传记中,作主角的究竟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本书应当加以表明。我的传记应当从我的生活开端说起,我记得(据我听说,也相信),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间十二点钟。据说,钟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考虑到我下生的日子和时辰,保姆和邻居一些识多见广的太太们说(她们在无从与我会面的几个月前就聚精会神地注意我了),第一,我是注定一生不幸的;第二,我有眼能见鬼的特禀:她们相信,这两种天赋是与星期五夜半后一两点钟内降生的一切不幸的男女婴儿分不开的。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里说什么,因为那预言结果是被证实了呢,还是否定了呢,没有比我的经历更能表明的了。关于本问题的第二项,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婴儿时期就已丢光那一份遗产,那就是我还不曾承受到呢。但是我若被夺去这份财产,我一点也不怨恨;假如任何别人正在享受它,我衷心欢迎他加以保有。
我带着一层胎膜降生。,这一张胎膜,以十五基尼。的低价,在报纸上登广告出卖。是那时航海的人们缺少钱呢,还是缺少信仰、宁愿穿软木衫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与证券经纪业有关的辩护士递过唯一的价:两镑现款,余数用葡萄酒补足,宁愿放弃不沉水的保证,也不肯加一点价。结果广告撤回,广告费完全损失了——谈到葡萄酒,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自己那时也有葡萄酒出卖呢——十年以后,那个胎膜由当地五十个人抽彩,每人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出五先令。我自己也在场,像那样处置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记得,我觉得很不安,很难堪。我记得,那个胎膜由一个带提篮的老太太抽到手,她很勉强地从篮子里拿出规定的五先令,都是半便士的铜币,还短少两个半便士——虽然用了一大段时间和一大篇算学向她证明这一点,但是并未发生任何效果。后来她并不曾被水淹死,却以九十二岁的高龄意气洋洋地死在床上,这故事将成为那一带长久不忘的奇闻了。我已经听说,她一生最大的夸口就是,除了过桥,她生平从来不曾到过水上;在喝茶的时候(茶是她极端嗜好的),对于胆敢“荡”世界的水手们和别的人们的罪过,她一贯地表示愤慨。对她说明有一些享受品(茶大概也在内)从这种讨厌的行为得来,是没有效果的。她总归更用力更自信地说:“我们不需要荡。”
我自己现时也不要荡了,我要转回来,从我的出生写起。
我生于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或如苏格兰人所说,“在那块儿”。我是一个遗腹子。对于现世界的光明,我父亲的眼睛闭上了六个月以后,我的眼睛就睁开了。即使在现时,一想到他从来不曾见过我,我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觉得更加奇怪的,是我儿时对于墓地里他那白色墓石所起的幼稚的联想,是当我们的小客厅被火炉和蜡烛烘暖照亮,而我们家的门却把它关锁在外面时(我有时简直觉得残忍),我对于黑夜中独自躺在那里的它所感到的无限的同情。
我父亲的一个姨母,因而是我的姨婆(我后面还要谈到她),乃是我们家中主要的大人物。特洛乌德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于这可怕的人物的惧心,敢于提到她的时候(那是不常有的),总称她为贝西小姐——曾经嫁过一个比她年纪轻的丈夫。他是很俊秀的,倘非如俗语所说,“美貌在于美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在争论日常饮食时,他甚至鲁莽到想把她抛出三层楼的窗子。这些脾气不投的事实,使得贝西小姐给他一笔钱,双方同意分居了。他带着他的资本去了印度。据我们家中一种荒诞的传说,一次有人见他在那里跟一个大狒狒骑在一头象上;但是我想,那应当是一个贵人,或是一个公主。不拘怎样吧,在十年以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到家中。我姨婆听了这些消息作何感想,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分居以后,她立刻恢复了作女儿时的名字,在遥远的海边的小村中买了一间小屋,带着一个仆人住在那里作独身女人,大家都知道,她此后决心度与世隔绝的生活了。
我相信,我父亲一度是她所宠爱的人,但是他的婚事非常伤了她的心,因为她说我母亲是一个“蜡娃娃”。她不曾见过我母亲,但是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西小姐再也不曾见过面。在他结婚的时候,他两倍于我母亲的年纪,体质也不大好。他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在我来到世界上以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重大的要紧的(请恕我这样说)星期五的下午的情形。所以我不能说,在那时我已经知道情形怎样,或对下面的事有根据自己官觉的任何记忆。P1-3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本书的翻译开始于1943年秋季,完成于1944年冬季,与著者写作此书的时间约略相等。据卷首传略所载,本书自1849年5月起,随写随印,每月出版一册,到1850年11月出齐,距现时差两年便是一世纪了。译者翻译本书,每天平均译三千字左右,星期日也不除外。当时所以能这样做,一因沦陷时期,久病初愈的我,别无可做;再因当时的稿费,千字易米三升(最初合二十元一升,后来米价高涨,连这个标准也不能维持了),非译这么多字不能生活。当时想到严几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话,深以无暇推敲为憾。等到知道了著者写作的速度与我翻译的速度不相上下,而且说不定他同时还兼写别的书(因为如传略所说,他时常有两三部作品同时付印),不得不叹一句,人之才力相越岂不远哉!
说到这里,我还得赶快表明一句,这个译本能有现在的样子,实在很得力于何仲宝兄的校正。他在八小时的工作后,时常在夜间黯弱的灯光下对照原书看我的译稿。不但译错的地方替我改正,连偶然漏译的一字半句也替我补足。有时附带说明一些文法上和习惯用法上的问题,使我所得好处不限于这个译本上。他对朋友对文化工作的热情,使我感激;他在外国语文和文学方面的修养,使我惊服。论起年纪来,他几乎比我晚着一辈,他的学识大半靠自修得来,英文和文学也并不是他的专业呢。因了各自的工作和兴趣,我们现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他的友情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个普通读者,假如每天能用几个钟头读这样一部书,几乎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可以读完。译者在这部书上不仅所花的时间十倍于读者,所用的力量也是无法比拟的。因此,若说译者所得印象较一般读者的为深,应当是很自然的。假如读者读后有与他人共欣赏的行动,则译者怀有更大的这样做的冲动。也是很自然的。不过等到拿起笔来写译后记时,不但时间感到促迫,篇幅也似乎不便拖得太长了。因此,关于本书的好处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领会,这里只想提一提卷首传略中一些未涉及或说得不充分的问题。
读过狄更斯的著作和别人为他作的传记,不难看出狄更斯有最突出的两重性格:观察敏锐,感情丰富。前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也非常以此自负,如他在本书题名“我观察”的第二章中所说。而第十一章有一个更具体的例,便是:监狱中的密考伯派大卫去哈普生船长室中借刀叉,大卫详细叙述过道中的情形以后,说道:
我在他门口上那羞怯的停留,用时至多不过两分钟;但我带回这么多的知识,正如刀子和叉子握在我手里一样的可靠。
谈到感情丰富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受难者的同情对迫害者的憎恨上看出来。这是一种革命者的感情,所以有人说,狄更斯已经达到一个革命者的中途。
以上两种性格,有多少是与生俱来的,多少是在环境的影响下造成的,恐怕是一个无法决定的问题。但是,若说他早年孤寂困苦的生活,在那两种性格上加了十分有利的磨硎,应当是确定无疑的。关于这一点,传略中已有比较扼要的说明,可以不再多赘了。
这两种突出的性格,加上勤敏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再加上他那锋利而婉转的表现方法,使狄更斯写成光芒万丈的大量作品,也造成他在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以来无与伦比的地位。本书中有一段话,写出他那认真的态度,我觉得,每一个有志上进的青年都应当铭诸座右:
我生平不拘做什么,总是全心去做,不拘献身于什么,总是完完全全地献上;在大事上和小事上,我总是一贯的认真。我断乎不相信,任何先天的或后天的才能,可以无需坚定的坦白的苦干的品质而得到成功。世界上没有像那样成就的事。某种可喜的才能,某种幸运的机会,可以形成某一些人上升的梯子的两侧,但是那梯子的横级必然是用禁得住摩擦和牵扯的东西做的;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彻底的、热情的、诚恳的真功夫。凡可以献上我的全身的事,决不献上一只手;不管我做什么工作。决不妄自菲薄;我现在发现,这已经成了我的金科玉律。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是,不但看不起别人已有的成就,也常做出看不起自己手头上的工作的样子来,其意若日:“我所能做的比这个伟大得多呢!”结果是,实做的做不好,想做的做不出,眼高手低,一事无成。上面的话是一则良药。
狄更斯在英语民族中声誉之隆,传略中说得相当充分,现在说一说他在其他民族中的影响吧。
俄国的阿波斯托罗夫写过一篇题名“托尔斯泰与狄更斯”的论文,据说,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起便是狄更斯的崇拜者,不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受了大卫·科波菲尔显著的影响,而且爱好已经由著作发展到作者,牙斯拿亚·波力牙纳的住宅中常悬有狄更斯的画像,从家属到仆人,都把狄更斯看作“心爱的作家”。
托尔斯泰不断称赞狄更斯为“世界天才”,“真正文学语言大家”以及诸如此类的名号,直到他晚年写作艺术论时,这见解不会有很多改变。他的夫人在给人的信中也尝说道:“我的丈夫很重视《大卫·科波菲尔》,也常称赞狄更斯其他的作品。”
……
上面几节文字表明,狄更斯处理他的人物时,不仅观察那个人的仪表,动态,语言,也深入他的内心;不仅作里里外外的分析,更注意到那主要性格的发展历史。以本书而论,几乎所有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是照这样处理的。
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已经不多,但用现代的眼光看,我们依旧觉得美中不足。我们认为,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的原因,便是有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制度。解剖社会现状的人,不发现这一点,不算发现真相。不发现这一点,也无法开出根治的方案。以斯提福兹的聪明才力,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殃及了许多别人。狄更斯似乎有意归因于他从小没有父亲。不过他的母亲在主要性格方面并不更好。我们不得不认定,这是他和她所从属的不劳而获的阶级必然的产物。这一阶级的人,尽管行为方式不同,结果总是妨害人类社会进步的。这是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根本原因,唯一正确的改革方案是除去这个原因。
狄更斯的思想似乎永远未达到这一点。他天真地希望好人得好报,恶人得恶报。他的因果律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斯提福兹可以死于海上的暴风,但也可以不死,倘非迷信鬼神的话。至于把一切受污辱、受损害、不见容于现存社会的人——辟果提先生,小爱弥丽,古米治太太,麦尔先生,密考伯全家——完全送去殖民地澳洲,这在狄更斯当时可能是一条出路,但总是一条逃避的路,而且也断乎不是一条永久走得通的路呵!
任何有远见的人,都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使狄更斯早生一百年,我们对他在社会思想方面的造诣,应当只有崇敬,不加苛求,不过狄更斯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在他以前,已经有过像托马斯‘穆尔那样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的见解虽然是空想的,但所具的深度和远度,仍非狄更斯所能企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始创者,也只比他迟生六年,而《共产党宣言》的出世比《大卫·科波菲尔》还早两年呢。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与传略作者一同断言,狄更斯是把精力转向文学的19世纪事业家,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他只做到反映世界,却未想到从根本上变革世界。虽然他深受托尔斯泰的崇拜,在思想的深度和远度方面,却赶不上托尔斯泰。后者不过比他迟生十六年而已。
用现代眼光批评古人,假如不是为了接受一定的教训,而只想借此夸示自己的高明,那动机是浅薄的,不足取的。我希望读我这个译本的人能尽量吸取狄更斯的长处,但不要停留在这些长处上,因为我们的时代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不能不负起进一步的责任。
董秋斯记
194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