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之编著的《家国往事》是作者反思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历史文化散文集，上至上古三皇五帝，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均有涉猎，内容庞大，气势辉煌。全书共分四编，“迷离商贾”收录了《资本之死》《最后的贵族》和《淹没的辉煌》等关于中国商人的三篇文章；“史林悲风”收录了《异化的大神》等关于关帝庙、雁门关、长平古战场的五篇文章；“家事国史”收录了作者祖先家事的三篇文章，从微观的角度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曲折历程；“华夏根祖”，收录了《祖脉的标识》和《大美黄河乾坤湾》两篇关于中华民族祖先三皇五帝的探秘解疑文章。

李琳之编著的《家国往事》是一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另类山西解读，作者不是从史读史，不是从书到书，而更多的是到实地去寻访去感受，去想方设法还原一个历史的真相，作者由此得出的一些看法或结论，与现时代流行的一些观点或观念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大相径庭。书中所记述的这些事件发生演绎的地方都在山西，如代县雁门关、长平古战场、运城关帝庙、陵川王莽岭，以及清康乾时期的中国首富平阳亢氏故里、民国初年晋商领袖刘笃敬故里、具有众多远祖遗迹和传说的乾坤湾，如此等等。这些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山西，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核心内容。

第一编 迷离商贾

 大商的梦魇

 再去去瓜洲古渡吧，那里应该是亢氏及晋商先人们吹响号角、走向商战，抑或战罢归来的拐点，那里应该寄托着他们对亲人思念和对金钱渴望的纠结，那里应该残留着他们人生成败的喜悦和悲伤……但诗人们在这里成了历史的主角，戏剧里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成了游人的佐料，而那些创造扬州历史的商人在这里却成了多余而没有让成千上万的文人骚客为他们留下哪怕片言只语……

 最后的贵族

 我在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的悲怆……我的眼前不时涌现出那个长跑马褂、儒雅倜傥的刘笃敬形象———他义无反顾地去刑场收殓杨深秀尸体的样子，他站在轮渡船头蹙眉思考的样子，他在谈判桌上智斗英人的样子，他在这个老宅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样子……而最后，他留给我的是一个中国最后的贵族步履蹒跚、踽踽独行的背影……

 湮没的辉煌

 明清时代的“襄汾商人”，这是一支曾经纵横大江南北、威震长城内外的“商师”精锐，一队曾经让皇帝老儿屡次弯腰借钱的商业群体，一个曾经让桀骜不驯的郑板桥躬身侍教的传奇商帮，一个曾经奠定山西近代工业基础的先驱，一个曾经领袖晋商群伦的商中翘楚，一个曾经完美演绎晋商绝响的民族工商业代表。

第二编 史林悲风

 异化的大神

 徘徊在烟雾缭绕的圣殿里，在四周都弥漫着一种浓烈的忠义氛围中，我仿佛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明白，对于我而言，这实在是一种文化包袱过重压抑而导致的呼吸不畅现象。由此想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肌体上还背负着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糟粕与精华齐在，渣滓同精髓共存，她负荷着如此沉重的负担前行，怎能不蹒跚踉跄、步履维艰？

 千年不醒

 王莽被自己和众人用谎言与假象打造成了光鲜亮丽的“圣人”，他又被群儒们高高地托举到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神”的地步。当谎言和假象露出它邪恶的本来面目时，那些不遗余力推着他前行的那股力量，就不仅成了他肉体的践踏者，连他那颗求圣求王的质洁心地也成了他们邀取政治资本而可以随意玷污的垫脚石。

 文明的疤痕

 在文明和野蛮的无数次搏斗绞杀中，文明可能会暂时败得一塌糊涂，但每一次的野蛮胜利都是以更人性化的文明进步为代价的，随之成为殉葬品的是曾经被视为文明的野蛮———那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丑恶野蛮。

 一个民族苍凉的文化符号

 邪恶化身为正义的面目出现，正义的真身在这里却成了风雨中的飘零，将士们的鲜血成了奸佞小人“邀功”的资本。这是一个历史的暗角，是历代文人们冲锋陷阵意图攻克的堡垒。然而，历史的巨轮在这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抛锚、搁浅……

 大国顽疾

 它就像一个布满残红血迹的带着侮辱性的巨大惊叹号，充斥在史乘笔记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又像一个冥顽不化的黑色幽灵，鬼鬼祟祟地游荡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不时地戳打着你的心扉，不时地刺激着你的神经……

第三编 家事国史

 一生的突围

 父亲一生都被笼罩在一张无形的大网中，他从少时即挣扎着要摆脱它的束缚，但结果是刚挣脱开一张踉跄着跑出来，却有另一张更大的网当头罩了下来。他挣扎、反抗、突围了一辈子，当到他年老体衰、身心疲惫、几乎绝望时，那张无形的网才蓦地揭开了……

 寻祖

 我又要离去了。临走前，表哥把我领到了祖父、祖母的坟地里。那里已经是一片被平整后的小树林了，四周一望无际，苍茫浩远。我拉着儿子一起跪下，谢祖宗先人的血脉之恩，谢皇天后土的养育之恩。

 暗角

 掌声和鲜花都送给了她们的丈夫，送给了她们丈夫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如夫人”，她们却只能躲到阴暗的旮旯里无声地啜泣。没人去关注她们，没人去帮助她们，她们就像那疾风暴雨吹打下的飘萍一样，任由时代的洪流无情地吞噬……

第四编 华夏根祖

 大美黄河乾坤湾

 中华龙的形象是否就是黄河永和段形状的现实模拟呢？

 伏羲是否就是中华龙最早的丹青手呢？还有，乾坤湾是否就是伏羲阴阳八卦机理的灵感触发点呢？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黄河、乾坤湾、伏羲、中华龙、八卦易学原理……思绪至此，我的心似乎要飞起来……

 祖脉的标识

 中华远古文明的汁液就渗透在我脚下这片平实的泥土里，中华民族的祖脉就绵延在我眼前这逶迤的山岭上、这舒缓的水流里、这蔚蓝的天空中……哦，我的故乡，那黄汾交融的地方，映现着一个民族伊始迷离的背影。

 水亮的人物（代跋）蒋泥

后记

再去去瓜洲古渡吧，那里应该是亢氏及晋商先人们吹响号角、走向商战，抑或战罢归来的拐点，那里应该寄托着他们对亲人思念和对金钱渴望的纠结，那里应该残留着他们人生成败的喜悦和悲伤……但诗人们在这里成了历史的主角，戏剧里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成了游人的佐料，而那些创造扬州历史的商人在这里却成了多余而没有让成千上万的文人骚客为他们留下哪怕片言只语……

我关注一个大商很久了，说来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太过富裕，太过传奇，太过神秘，他的身上也太具备中国商人的特性了。说他太过富裕，是因为连和他同时代至尊无上的乾隆皇帝都惊呼：“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说他太过传奇，是因为明清以来的数十种话本小说、野史笔记和民间关于他林林总总的各种传说轶闻都显得过于夸张和不可思议；说他太过神秘，是因为他的身世、他的发家、他的衰败，以至于他后人的踪迹都是百年不解的谜团；说他太具备中国商人的特性，是因为他的张狂炫耀，他的穷奢极欲，他的盛衰沉浮，都典型地体现出了极权社会里所谓“下九流”中国商人千年不变的悲剧性命运相似的一致性。

这个大商就是康乾时期名动九州、震惊朝野上下的山西平阳(今临汾)亢氏。把平阳亢氏看作那个时代的中国首富应该说一点也不过分。

史载，当其时也，朝野上下流传有“北安西亢”和“南季北亢”之说。“北安”是指安岐家族。安岐曾为康熙年间权倾一时的相国明珠的家仆，后在天津和扬州经营盐业成为巨富，被钦定为当时两淮盐务总商，属于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富可敌国。“南季”是指季振宜家族。季振宜，泰兴(今江苏泰州靖江市季市镇)人，曾先后任河东巡盐御史、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季振宜I因河东巡盐御史身份，靠经营盐业而“极一时之盛”。清人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记载，季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仅巡夜者就达60人。康熙九年，阴雨连绵，“恐霉气浸沈”，即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利狲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又蓄养众多伶人，还有三个女子乐队，都是稚齿韶颜，花容月貌。“服饰皆值巨万，开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大臣上朝时持的手板)，绣袍锦靴。”及其长大，或者白纳为妾，或赠人为小，出手之“阔绰”，天下罕见。 平阳府亢氏与其相比，犹过之而无不及。静庵先生在这本书中如此描述亢氏之富：

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妾)皆作吴中装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馀万! 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晚清文献学家、藏书家马国翰在其《竹如意》一书中也不无感慨地写道：

山右(山西旧称)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

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

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

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除过这些泛黄发霉的野史笔记片言只语的各种记载外，民间关于“亢百万”的神奇传说也是沸沸扬扬、不绝如缕。譬如，吕九成、权书民二先生就根据临汾民间传说在《临汾文史》撰《亢百万富名惊动康熙》一文，讲述了一个康熙微服私访见证亢氏之富的传奇故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连年的讨伐战争，国库捉襟见肘，康熙帝就决定向各省摊派捐款。有户部尚书出奏：据闻山西平阳府亢百万富可敌国，可向山西摊派双份。康熙闻奏，觉得在理，即命传亢百万赴京协商。亢百万进京得悉此事，竟欣然上殿伏奏日：“全国富户少，贫户多，如果统一摊派，恐怕对贫户是一场劫难。为朝廷着想，小民愿一力承担向全国摊派的所有银两!”康熙感慨不已，立时龙指一点，赐封亢百万为“护国员外”。

亢百万返回平阳了，但他的富裕和豪爽却刺激了康熙的好奇心。康熙打算南下平阳府，微服私访亢百万的宅邸，一探究竟。康熙一行抵达亢府时，不巧亢百万下了江南。亢府总管见多识广，知道这行穿着不凡、气质高贵的“京城富商”大有来头，就热情接纳他们住在亢府，当上宾招待。当婢女奉金盆供康熙洗脸净手时，康熙想知道亢府有多少这样的金盆，就诡称一个金盆不够用。孰料很快就又有十来个金盆送了上来，且大小成色几无差异。

亢府总管招待康熙一行用餐时，康熙见总管身穿镶边皮马褂，质地上乘，十分珍贵，就顺口问：“总管大人的马褂值银几何?”

P3-5

李琳之先生是个会写文章的人，以物种而论，这样的物种，已日渐稀少。

拿到这部书稿，先看的是他的自序，顿生好感，多么简洁又多么得体。得体且不论，就文章而言，简洁，说是文字的一种特色，莫若说是作者的一种品质。他知道自己不是神，下笔总是适可而止，他知道对方不是愚顽，故而不会把话说满。这样的文章，看到会心处，你会轻轻一笑，你知道自己得到尊重，由不得也就尊重对方。书中文章，以篇数论，并不多，以各自的篇幅论，堪称长，夫所谓大散文者是也。

此一文体，近年来颇有张扬之势。始作俑者，是一位现在已视为神物的大作家。他的书，我看过，很佩服，只是我不敢那么写。比如说，敦煌莫高窟里，有个佛洞，一半佛像用石灰涂成白的，一半没涂，作者说，王道士原本第二天去集上再买一担白灰的，有事打扰没去成，后来忘了，遂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要让我写，必得看过《王道士日记》，载明“欲赴集上买白灰一担，因故未去”，至少也得是，见某老者，有此传言。什么凭据都没有，敢这样下笔，还敢说是散文，我虽下愚，亦期期以为不可。

起初我以为，《家国往事》这样的大名目，会是这样的大散文。看过方知，李先生不光文笔好，脑子也清楚，大散文的精髓得着了，弊病且让他弊病去，自个没有染上。

无论文笔，还是文体，对阅读者来说，都是一种辅助，最最重要的，还得看有没有收益。

或许是真的老了，这些年，拿起一本书，常会有种胆怯的感觉。

怕什么呢？

怕看过之后，一无所获又投诉无门，只能仰天长叹，恨不得抽自个几巴掌，那种失落感，那种狼狈相。

读此书，我是抱有期望的。

抱有期望，就会有危险，实现了固然欣喜，没有实现，必然是怨尤，是恚恨。

我早早作了防备，告诫自己，期望尽可期望，只是不必过高。

实现没实现，且置之一边，先说我的期望是什么。

这些年，不，这几十年，人们一提起山西，就是晋商如何的辉煌，而晋商者，非是晋地商人之谓，乃晋中商人之谓也。什么乔家大院，常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一个接着一个，还有皇家的大自鸣钟，还有御赐的小火车头。再加上那几部电影电视，真叫个绘影绘声美不胜收。所有这些，让你不能不信，不能不服，不能不有这样的错觉。

我的疑惑在于，在山西，谁都知道，论富庶，数晋南，论文化，数晋南，怎么一到了做生意上，晋中就比晋南强了？莫非做生意上有另外的法则，越是穷困越是精明，越是没钱越会挣钱？还是说，红面鱼鱼（一种高梁面做的面食），比白面馒头，更滋养人的智慧？

琳之先生是晋南人，这本书写的是晋南的商业往事，有关乎国家的，也有关乎私家的。因此之故，看书之前，我就先存了这样的期望。

如何呢？

释我疑惑矣。

在《湮没的辉煌》一文中，作者以大量的史实与史料，叙述了襄汾县晋商的辉煌历史。如今的襄汾县，系1950 年代中期由襄陵与汾城二县合并而成，更早以前，汾城县叫太平县。早在清季，襄陵与太平两县的富庶繁华，史乘多有记载。仅以当铺业为例，嘉庆年间，山西有当铺4000多家，太平县有126 家，排在绛州（今新绛县）与榆次两县之后。绛州乃州府所在地，榆次紧邻省城，剔除这些因素，则太平县当铺的密度，当冠绝三晋。再以驻京城会馆为例，清代山西各县，在北京建有会馆39 座，河东各县共有22 座，其中襄陵会馆4 座，太平会馆4 座。至今宣武门外有个晋太胡同，就是因为当年建有太平县会馆而得名。

地方的富庶，必然推动文化的发达，而文化的必达，必有其杰出的人物。

作为晋南实业与文化代表的，是太平县南高村的刘笃敬先生。此人有四件事，已然青史留名。一是，戊戌政变失败，谭嗣同、林锐、杨深秀等六君子斩首于北京宣外菜市口，杨深秀是山西闻喜人，家人不敢收尸，当时刘笃敬不过是个小京官，挺身而出，为杨氏收尸并送回山西老家。二是，早在清末，受朝廷委派，作为实业界代表，出访欧洲各国。三是1906 年山西民间集资修筑南同蒲铁路，刘氏作为主要投资者与督办人，建起太原到榆次间十几公里的铁路，为山西最早的一段铁路。四是辛亥革命成功后，1812 年孙中山来太原视察，与山西各界人士在劝业楼（今文瀛公园内）前合影，他与山西督军阎锡山，分坐在孙的左右两边。再就是，他本人是一位读书人，也是一位书法家。

有这几项，刘敬笃可说是近代山西商业的代表人物，也可说是山西文化的典范人物。看到这儿，我心中多年的疑惑，能不豁然开朗吗？直觉没有骗了我，只能说自己过去见闻不广罢了。其他各篇，各有各的精彩，兹不赘。有鉴于此，我要说，一个喜爱山西文化的人，应当看看这本书。如果你没有看，遗憾的不会是作者，也不会是我。作者写出了这样的书，我也尽了见告的义务。

从《感喟秋雨》到《中华祖脉》，再到这本《家国往事》，我的研究和写作实际上经过了三个小阶段。《感喟秋雨》是我结束写作生涯20年后的重新起航，其实也是我年过不惑后重新寻求自我定位的一次试水，那本书不管是文章体裁，还是文章内容都因此显得比较庞杂。《中华祖脉》是我“上道”后对中华祖脉和传统文明的一次充满激情和感恩的探源之旅，是对中国文化深度挖掘后发自肺腑的讴歌和礼赞，用作家路云亭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那里有一种很稳定、很庄严、很厚重、很温暖、很亲切、很神圣的乡土色调。温暖、圣洁得让人心醉。”(《神圣、温暖的晋地乡土色调——<中华祖脉>》，见2014年2月17日《山西商报》)《家国往事》从形式上来说，延续了《中华祖脉》宏大叙事的大散文风格，但从内容上来说，是我对中国文化内核进行的更高一层的反思，是一种批判中的继承，或者说是继承中的批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扬弃”。

应该说，这三本书都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另类山西解读。

说是另类解读，一则因为我的解读方式。我不是从史读史，不是从书到书，我更多的是到实地去寻访去感受，去想方设法还原一个历史的真相；二是因为我由此得出的一些看法或结论，与现时代流行的一些观点或观念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大相径庭。

说是山西解读，这首先因为我是山西人；再则因为这些事件发生演绎的地方都在山西，如洪洞女娲陵、万荣后土祠、吉县人祖山、襄汾陶寺遗址、临汾尧庙、代县雁门关、长平古战场、运城关帝庙、陵Jilt莽岭，以及清康乾时期的中国首富平阳亢氏故里、民国初年晋商领袖刘笃敬故里、具有众多远祖遗迹和传说的乾坤湾，如此等等。

因为书中所追述的这些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山西，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核心内容，所以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真正解读。

具体到这本书，我想揭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两干多年的大一统封建社会中，中国没有真正的商人，有的只是官商和小商小贩。真正的商人在其中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做大必死——皇帝不容，官僚不容，黎民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畸形思维也不能容忍大富大贵的存在。所以，300多年前的平阳亢氏虽然“富可敌国”“极一时之盛”，但最后还是被乾隆皇帝“籍没全家”，连一个后人都没有留下。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明初的超级富豪沈万三身上，朱皇帝不但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还杀了他全家男女老少80余口人。

二、中国传统的贵族精神能够在中国商人身上开花结果。多元化的政治时代，能产生真正的大商人，更能涌现出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贵族，二者可以融为一体。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晋商领袖刘笃敬恰恰就是这种具有贵族精神的卓越商人代表。这种贵族精神其实就是一种谦谦君子的文化修养，是一种追求高尚的超凡脱俗，是一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自觉自愿，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更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豪迈气概。

三、统治者无须把自己打扮成劳苦大众的救世主，无须给天下画一个“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所谓“大同社会”美好蓝图，然后强迫黎民百姓步调一致地按照他们随心所欲的指挥棒去稍息、去立正。真正的大智慧在民间，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民众。统治者“无为”，民众才能“有为”。统治者朝令夕改的“有为”，往往会挫伤百姓的积极性，让他们最后处于贫病交加的悲惨境地。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作为“圣人”的形象登上皇位完成朝代更替而没有让天下流血的帝王，但这个王朝仅仅存在了短短的15年。别人把他当作救世主，他也把自己看成了拯救天下的“圣人”——他把孟子描绘的那个“理想国”作为“新”朝最高目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强行恢复梦想中的“井田制”。为了追求完美，他发布了名目繁多的政策律令，又屡次改变，结果各种规章制度都形同虚设，弄得朝野上下无所适从，怨声载道。他根据《周官》和《王制》的经文，设置了五花八门的官职，三番五次地重新划分全国的郡、州、县，目的是为了达到“万国”这个数目，以符合东周初年“万国林立”的史实。为了让各地的名字更加“完善”，他又下令拟定新名称以取代原来的地名。此后又年年变动，一个郡甚至五六次改名，最后却很荒唐地回复到原来的名称上。王莽终不是救世主，他甚至连自己都救不了——他被叛军乱刀砍死，夷灭九族，他的“大同”社会——也终在血雨腥风中呜呼哀哉了。

四、标榜“德治”的社会都是以虚伪的道德说教作为幌子的人治社会。这种社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把“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圣人当作救世主，把“市价无二，官府没有狱讼，城邑没有盗贼，乡野没有饥民，路不拾遗，男女不同行”的“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目标，把是否具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君子人格作为官吏的考察标准，把虚幻的抹杀个体利益的震天响的口号作为宣传手段——从亚圣孟子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从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梦想构筑“太平天国”，到康有为撰说，可以确认这一带是大禹治水和就位“天子”后处理朝政大事的重要场所。

正如中国科学技术哲学首席科学家郭贵春先生在《重新观照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评<中华祖脉)》一文中所说：“(李琳之)循着我们老祖宗的足迹，上山下乡，走东访西，实地考察这些先人活动的遗址废墟，寻访中华文明滥觞之地的种种蛛丝马迹，从中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祖先活动脉络，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观照‘三皇五帝’和华夏文明源头的坐标。”(见2014年10月6日《光明日报》)

郭先生的“坐标”说，我愧不敢当，但包含晋南、部分晋东南，甚至包括陕西和河南一小部分地区在内的山西古河东地域就是中华祖脉的绵延之地，就是事实上的“古中国”，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这本书从前年8月份开始调研写作，前前后后达18个月之久。这期间，山西官场爆发了耸人听闻的“塌方式窝案腐败”，山西经济更是停滞不前，山西成了全国各省市名副其实的垫底“副班长”。对比山西建国前笑傲神州大地的辉煌历史，我不禁悲从心来。我不得不临时中断该书的写作，愤而写下了几篇关于山西的时论性文章。文章从微信平台上发出去以后，反响之大之强烈大大超乎了我的预料——各种互联网媒体纷纷转载，总传阅量突破数千万人次。很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给我留言、打电话，甚至再三要请我吃饭，以表示对我的敬意。我很感谢读者对我的认同——我是一个文化学者，不唯上而唯真，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是我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我只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而已。我研究历史，我写历史，都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为现实服务。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中共中央党校苟君厉教授、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健康教授、山西大学薛勇民教授、赵跃红教授，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陈为人先生、蒋泥先生，以及张晓绵、徐建宏、史海卿、石耀辉、来祥生、黄俊英、刘晚、高建录、杨志刚等，我谨在此一并鞠躬致谢。特别要提到的是94岁的邱文选先生和76岁的曹文敏先生，他们在身体不适时还艰难执笔为我撰文唱赞，幸何如之!

同时谢谢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崔晋宏先生、战富国先生、张跃进先生，谢谢“佳佳林作文”和“老家山西”诸位同仁给我提供的方便，谢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包容和支持。

晋商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但是对于大众来说，基本的了解也就是之于《乔家大院》那部电视剧带来的冲击，晋商到底有多厉害？可以这么说，乔家仅仅是很普通的一家，超过乔家的商家不止上百家，财富到底有多少，只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个文化学者，在他知天命之年开始了他的文化寻根，他走过了很多地方，他挖掘到了被历史埋没的太多的辉煌，这些历史上的小点滴足以震撼我们的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