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失事后，人们往往通过分析黑匣子的内容，寻找酿成空难的原因。

而在发表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黑匣子》一书中，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让男女主人公在婚姻失败并中断了七年联系之后，坐下来通过书信分析他们人生中的黑匣子，一边破解家庭生活破裂的原因，一边将以色列的社会现实与政治论争拉出地表。

阿摩司·奥兹的《黑匣子》是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显然受到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波斯人信札》的启迪。小说开篇，以色列妇女伊兰娜因为儿子布阿兹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向自己的前夫吉代恩求救。读者从字里行间得知，他的前夫古代恩是一名以色列退役军官，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知名学者，与伊兰娜和布阿兹中断联系达七年之久。古代恩、伊兰娜、伊兰娜的第二任丈夫索莫以及其他几位当事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不仅破解了吉代恩、伊兰娜婚姻失败的“黑匣子”，也揭开了以色列社会政治中的诸多谜团。

《黑匣子》曾获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和H.H.温盖特／《犹太季刊》文学奖。

美国芝加哥伊利诺中西大学政治学系

亚历山大·阿·吉代恩

亲爱的阿里克：

如果你在认出信封上我笔迹的那一刻不把这封信毁掉的话，则表明好奇胜过了恨。或者说你的恨需要添加新的燃料。

现在你的脸色苍白了，用你自己特有的方式缩起你的双颌，像狼一样，嘴唇都看不见了，你忙不迭地在字里行间寻找，看看在我们断绝了七年音信之后，我向你索要什么，我敢向你索要什么。

我想要你知道布阿兹的状况很糟糕。你应该赶紧帮帮他。我和丈夫无能为力，因为他和我们断绝了所有联系。像你一样。

现在你可以不看信了，直接将它付之一炬吧。(由于某种原因我总是想象你待在满是书籍的狭长房间，独自坐在漆黑的书桌后，面对着窗外白雪覆盖的绵延平原。平原上没有山丘，没有树木，白雪耀眼，没有生气。你左侧的壁炉火光闪闪，你眼前空荡荡的空桌子上是一只空玻璃杯和一只空瓶子。整幅画面是黑白的。还有你：苦行僧，苦修者，桀骜不驯，整个的你也是黑白的。)

现在你把信揉成一团，用英国人惯有的方式哼了一声，不偏不倚地将它投入火中：你管布阿兹干吗？无论如何，你不会相信我的话。眼下你的灰眼睛凝视着闪烁的火光自言白语：她又来捣鬼了，这个女子从来不会罢手，也不会消停的。

我干吗要给你写信呢？

没辙了，阿里克。当然，在绝望的时候，你就是我世界的主宰。(是啊，我当然——像大家一样——读你写的书《绝望的暴力：狂热主义比较研究》)但我现在不打算谈你的书，而是谈铸造你灵魂的物质：没有感情的绝望，冷冰冰的绝望。

你还在接着读信吗？还在恨我们吗？像小口抿着上品威士忌酒那样在品尝幸灾乐祸吗？如果这样的话，我最好别再取笑你，最好集中谈谈布阿兹吧。

事实是我现在不知道你究竟了解他多少。如果知道你了解一切详情，让律师扎克海姆每月向你汇报我们的生活情况，这么多年一直用你的雷达屏幕在监视我们，我一点也不吃惊。另_一方面，如果你对一切均无所知，不知道我和一个叫米海尔(米晒勒一亨利)·索莫的人结婚，也不知道我有了个女儿，不知道布阿兹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也不足为奇。就像你当初掉头而去，永远将我们隔绝在你的新生活之外。

你把我们扫地出门后，我带布阿兹住到了姐姐和她丈夫的基布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处可去，也没有钱。)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月后回到了耶路撒冷。我在书店工作。而布阿兹在基布兹住了五年，直到年满十三岁。和米晒勒结婚前，我基本上每三个星期去看他一次。从再次结婚起，孩子管我叫婊子。像你一样。他甚至一次也没有来耶路撒冷看过我们。听到我们女儿(马德来恩·伊法特)出生的消息时，他啪的一声把电话给挂了。

两年前的冬天，他突然在凌晨一点钟闯到我们这里，告诉我说他再也不在基布兹住了：要么是我把他送到农业学校，要么是他“露宿街头，我休想再得到他的消息”。

我丈夫被吵醒了，让他把湿衣服脱下来，吃点东西，洗个澡，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晨再说。孩子(即使那时只有十三岁半，长得已经比米晒勒又高又壮了)像是把只虫子踩在脚下，回答说：“你算老几呀？谁搭理你了？”米晒勒笑了一下，建议说：“我说朋友，出去冷静一下，换副模样，再敲敲门重新走进来，那样便像个人，而不是像大猩猩。”

布阿兹转身朝向门口。但我自己站到了他和出口之间。我知道他不会碰我的。小姑娘醒了，大哭起来，米晒勒去给她翻身，到厨房给她热奶。我说：“好吧，布阿兹，要是你真想上农业学校的话就上吧。”米晒勒穿着内衣，抱着已不再哭闹的孩子站在那里加了一句：“但有个条件，这之前得向妈妈说对不起，好好提要求，而后说谢谢。怎么，你是小马驹儿吗？”布阿兹一下子变了脸，带着极度的憎恶和从你那里继承下来的蔑视低声对我说：“你就让那玩意儿每天夜里糟蹋你吗？”随后立即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头发，换了种口气说：“可你们的孩子挺可爱的。”每想起此话都令我心如刀割。

后来(由于米晒勒哥哥的缘故)我们把布阿兹送进泰拉米姆农业中学。那是两年前1974年初，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我听说你从美国回来当了西奈坦克兵团的指挥官，而后又跑了回去。我们甚至屈从了他的要求不去看他。我们付了学费并且一声不吭。这就是说，学费是米晒勒付的。也不完全是米晒勒付的。

我们那两年连一张明信片也没从布阿兹那里收到。只收到来自女校长的警报。孩子有暴力倾向。孩子吵架，把学校守夜人的脑袋打开了瓢。孩子当夜就不见了。警察局将孩子记录在案。孩子被狱外监管。孩子得离开学校。孩子是个怪物。

阿里克，你想起了什么？你最后一次看见的是一个八岁的小东西，头发棕黄，又高又瘦，像根玉米秆，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地坐在凳子上，倚靠在你的写字台旁，按照你给他买的《自己动手》那本小册子，专心致志地用印度轻木制作飞机模型，那是个认真仔细、听说讲理、几乎是胆小怕事的孩子，即使那时只有八岁，他已经能够用某种安静与执著的克制战胜屈辱。与此同时，现在十六岁的布阿兹六英尺三英寸了，还在长，是个痛苦野蛮的孩子，恨与孤单使他拥有了惊人的体能，像颗定时炸弹。今天早晨，很长时间以来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是个紧急电话。他们决定把他从寄宿学校开除，因为她侵犯了一位女老师。至于详细情况，他们不告诉我。

就这样，我立即赶了过去，可布阿兹拒绝见我。只让人带话说“他不想和那个婊子有任何瓜葛”。他是在说那个老师，还是在说我？我不知道。事实证明他并非真的“侵犯”她：他只是开了些冒傻气的玩笑，她扇了他一个耳光，他立即回了两个。我乞求他们将决定开除的事情缓一缓，让我能够安排一下。他们看我可怜，给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

米晒勒说，要是我愿意，布阿兹可以和我们一起住(尽管我俩和孩子只住一间半房子，还得为此偿还抵押借款)。可你和我一样清楚，布阿兹不会同意的。这个孩子讨厌我。也讨厌你。所以我们，你和我，毕竟还有共同之处。对不起。

让警察局备了两次案，又被狱外监管，没有机会再进第二个职业学校。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即便你不看信，即便你看了信也不会回复，我也写信给你。充其量你可以让你的律师扎克海姆给我发封律师函，体面地提醒我说他的委托人还没有承认父子关系，血缘鉴定结果模棱两可，我本人那时又反对做细胞亲子鉴定。将死。

P3-6

飞机失事后，人们往往通过分析黑匣子的内容，寻找酿成空难的原因。

而在发表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黑匣子》一书中，当代最富有影响力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让男女主人公在婚姻失败并中断了七年联系之后，坐下来通过书信分析他们人生中的黑匣子，一边破解家庭生活破裂的原因，一边将以色列的社会现实与政治论争拉出地表。

《黑匣子》是深受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影响而创作的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早在十九世纪早期现代希伯来小说的发轫之际便被希伯来小说家所使用。奥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沿用这种文体，意在“穿上不同人的鞋子与衣装”，用不同人的心声解说当代以色列的现实世界。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是以色列妇女伊兰娜。伊兰娜出生于波兰，幼年时随父亲和姐姐移居以色列。父亲死于意外事故后，伊兰娜与姐姐相依为命，在艰辛中长大。小说始于她在耶路撒冷家中，在第二任丈夫米晒勒·索莫身边给自己前夫亚历山大·阿里克斯·吉代恩写第一封书信，结于他在前夫的病榻旁和现任丈夫米晒勒之间的书信往来。整部作品的主干由四十九封书信组成，其中包括伊兰娜的十三封书信，伊兰娜前夫阿里克斯·吉代恩的七封书信，伊兰娜的现任丈夫米晒勒·索莫的九封书信，伊兰娜与阿里克斯的儿子布阿兹的七封书信。此外还包括阿里克斯的律师曼弗雷德先生的书信，伊兰娜姐姐拉海尔的书信，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相互往来的电报，阿里克斯收集的哲理性卡片，以及私人侦探报告等等。

在第一封书信中，伊兰娜因为儿子布阿兹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向自己的前夫阿里克斯·吉代恩教授求助，打破了自己、丈夫和前夫的宁静生活，揭开了旧日创伤，引起新的生活波浪。读者透过字里行间得知，吉代恩曾是一位驰骋沙场的以色列军官，而今已然退役，成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际知名学者。吉代恩和伊兰娜一起生活了九年后离婚，与伊兰娜和他们唯一的儿子布阿兹中断各种联系已达七年之久。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圣经》中历经七年束缚而获得自由的这一古代犹太传统。在这七年中，伊兰娜另嫁他人，并生有一个小女儿。而布阿兹由一个“认真仔细、听话讲理、几乎是胆小怕事的孩子”，一个“能够用某种安静与执著的克制战胜屈辱”的孩子，变成一个“痛苦野蛮的孩子，恨与孤单使他拥有了惊人的体能，像颗定时炸弹”。根据学校女校长的警告：孩子有暴力倾向。孩子吵架，把学校守夜人的脑袋打开了瓢。孩子当夜就不见了。警察局将孩子记录在案。孩子被狱外监管。孩子得离开学校。孩子是个怪物。围绕着孩子的拯救、教育与塑造等问题，各种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场。而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的复杂交往，以色列社会政治中的诸多谜团得以揭开。

吉代恩出生在以色列，其父沃罗迪亚当年为躲避一桩刑事纠纷从俄国移民到巴勒斯坦，几经冒险，开创了一番事业，成为当地一个富足的种植园主。吉代恩母亲不幸盛年早逝。他在缺少关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造就出单纯、孤僻、冷酷、酷爱探索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本土以色列人，他在服役时能征惯战，所向披靡，但为人纯真、坦率、不谙世事，甚至到被伊兰娜“俘获”时还不解男女情事，是个童男子。因此，他对婚姻与家庭生活并没有很好的心理准备。婚后，儿子的出生曾令其感到困惑，而发现妻子与自己的上司、同事乃至陌生人通奸的背叛行为更令其无法容忍。他申请宗教法庭为他和伊兰娜办理离婚手续，而后只身到美国从事学术生涯。他所从事的狂热主义研究，显然对犹太复国主义深怀不敬，暗示出犹太复国主义与宗教狂热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利他主义以及极端权力之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为了我们眼中‘希望之乡’这样一个朦朦胧胧的虚假幻术，为了心目中某种‘至高无上生活’这样一个海市蜃楼，愉快地奉献我们的人生，心醉神迷地将他人灭绝。”但充满悖论的是，他在身患肾癌绝症之际回到以色列，希望死在故乡。

吉代恩的父亲沃罗迪亚去往以色列，当时叫做巴勒斯坦，显然不是出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而是为了生存需要，这一主题曾经在奥兹发表于2004年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得以强化。沃罗迪亚的遭际与体验在老一代犹太移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眼里，“巴勒斯坦是——另一首歌。巴勒斯坦是什么？是现实？巴勒斯坦是一个梦。巴勒斯坦是一个噩梦，但还是一个梦……在梦里是没药树，是乳香，但在现实里是……”那里一片荒漠，到处是“墓地！恐惧！狐狸！先知！贝都因人！空气像火烤一样”。沃罗迪亚没有像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倡导的那样用双手在土地上建造家园，而是通过做生意积累财富，把自己置身于国家与民族建造事业之外，甚至对犹太国家属性与未来表示怀疑：“犹太人为他们自己建造了一块国土。它不是正确的国土，但不管怎样是建起来了！现在我们等着瞧上帝对这一切怎么说？”

如果说，奥兹在对吉代恩和其父亲沃罗迪亚的描写中，已经对犹太复国主义信仰进行反驳的话，那么他在表现书中最为复杂的人物，即伊兰娜的第二任丈夫米晒勒·索莫时，则更进一步无情地揭示出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追求所谓的信仰时走向极端，对他们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径予以揶揄、嘲弄与讽刺。

索莫的性格、出身、文化背景与吉代恩形成强烈反差，尤其在宗教信仰上与吉代恩迥然不同。索莫出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十四岁时随家人迁往巴黎，在那里求学，寄人篱下，尝尽世态炎凉，后来参加了青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二十岁时移居以色列，当过建筑工人、巡夜人、电影院售票员、军事警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狐狸尾巴”。在信仰上，他显然是宗教复国主义者，说话时经常引经据典，认为吉代恩的学术研究为以色列招致了坏名声，对其《犹太复国主义的困扰》一文大加讨伐。在政治上，他属于极右营垒，竭力主张通过金钱诱导与和平占领土地等方式，鼓励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国家。身为右翼人士，他寻找各种借口向吉代恩索要金钱，以实现购买西伯伦土地，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的梦想。

奥兹虽然肯定了索莫身上的诸多优点，如善良、忠诚、懂得关心与爱护家人，但对他的宗教狂热与狭隘心胸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借吉代恩、吉代恩的律师曼弗雷德、布阿兹等人之口，将索莫描述成“伪善的家伙”、“本意还好但令人讨厌”、“狡猾而雄心勃勃的狂热之徒”、具有“梦游者般的自信”、“靠一点点地蚕食将圣地收回”、“靠蛊惑和诅咒和吉代恩的钱将所有的外国人统统赶了出去”。甚至决定放弃自己的教师生涯，用索取来的吉代恩的钱为自己购买轿车和气派的住宅。至此，第一代以色列作家讴歌的励精图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了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更为尖锐的是，奥兹借吉代恩之口质问以索莫为代表的宗教复国主义者：“出卖以色列来购买占领地的做法是否值得？”

吉代恩与索莫的对立不仅体现出一个爱情三角关系中两个男性情敌之间的矛盾，而且透视出温和的左翼人士与极端右翼人士在占领地和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同时凸显出以色列社会内部阿什肯纳兹(Ashkenazi Jews)与塞法尔迪(Sephardic Jews)两个族群之间的冲突。阿什肯纳兹和塞法尔迪是犹太人中两个最为基本的族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说的是从十四世纪开始居住在德国、与塞法尔迪具有不同生活习俗的犹太人，专指居住在西欧、北欧和东欧(如法国、德国、波兰、立陶宛、俄国等地)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塞法尔迪(字面意思为“西班牙人”)犹太人指1492年之前居住在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犹太人的后裔。犹太人于1492年在西班牙、1497年在葡萄牙相继遭到驱逐后，散居到北非、东欧和南欧(从今天的意大利到土耳其)、黎凡特，或地中海东岸。塞法尔迪这一术语经常被大量用于非阿什肯纳兹血统的犹太人，包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居住了数百年乃至千年的东方犹太人。

以色列建国后，这批人成了国家领袖和文化精英。何况，以色列国家的创建者们在教育、经济、选举等政策方面都体现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优越之处，而从东到伊朗、西到摩洛哥等地移居到巴勒斯坦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却形成了一个游离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外的独特群体，在议会、内阁、政府阶层、工会、经济和军事机构中得不到应有的表现，在经济、教育领域缺乏话语权，在对国家的文化归属上感到压抑。

在《黑匣子》中，吉代恩、他的律师曼弗雷德，包括伊兰娜均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内具有一种优越感。吉代恩教授的一个越洋电话，便轻而易举地使女校长撤销开除布阿兹的决定，而伊兰娜和她的现任丈夫对此则无能为力。索莫可以说是塞法尔迪犹太人的代言人，经常不平则鸣，抱怨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种怨艾，通过他写给吉代恩的信可见一斑：

你们是土中之盐，拥有财富与强权，拥有智慧与判决权，我们是你们脚下的尘土。你们是祭司是利未人，而我们是抽水的。你们是以色列的光荣，而我们却是乌合之众。你们是选民，被奉献给神，成了神子，而我们则是后娘养的。赋予你们显赫的声名、迷人的魅力以及堂堂的仪表——整个世界为你们惊愕不已——而赋予我们的则是卑微的精神、委琐的外表，和阿拉伯人只有一点点区别。

而透过这些文字，读者在破解以色列家庭生活之谜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在解析以色列社会政治的神话。我想这是在阅读《黑匣子》过程中，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钟志清

201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