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属于现代文学第二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终身私淑鲁迅先生。孙犁的创作灵感，来自抗日战争。他的大量写作，都是讴歌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牺牲的质朴的农民与士兵，赞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人类优秀品质，如善良、正义、坚强、忠贞、乐观等等；而他梦寐以求的，则是乡土、家园、爱情和自然的和谐圆满。

《孙犁作品新编》所选作品，大致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所据版本，主要是1980—1990年代孙犁生前认可的作品专集，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与2002年版《孙犁文集》及其续编，并参考了张建星等所编“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孙犁作品新编》简介：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三十年的短暂历程，但在东西方文化浪潮的交汇与激荡之中，却风生水起、云蒸霞蔚，涌现出一代灿若星河的新文学作家，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伟大新纪元。辑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者，均为名家名作，风格绚丽多彩，文体摇曳生姿，名臻其美，蔚为大观。

《孙犁作品新编》为其中之一。“新编”之“新”，在于既注重择选经过时间淘洗、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经典，又着意搜集那些过去不大为一般读者所知的随笔、散论、杂谈、书信等非虚构的精彩篇什，以更完整、更集中、更丰富地反映和体现孙犁一生著述的思想艺术全貌。

前言

小说

 女人们(三篇)

 琴和箫

 丈夫

 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一

 碑

 钟

 新安游记

 石猴

——平分杂记

 秋千

 婚姻

 春歌(上篇互助组)

 女相士

 三马

 亡人逸事

 王婉

 鱼苇之事

 一个朋友

 杨墨

 杨墨续篇

 冯前

 无花果

 颐和园

 小同窗

 故园的消失

 忆梅读《易》

散文

 识字班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采蒲台的苇

 安新看卖席记

 一别十年同口镇

 婚俗

 黄鹂

——病期琐事

 石子

——病期琐事

 服装的故事

 童年漫忆

 吃粥有感

 删去的文字

 悼画家马达

 戏的梦

 乡里旧闻(节选)

度春荒

村长

凤池叔

干巴

木匠的女儿

老刁

菜虎

光棍

 芸斋琐谈(二则)

谈妒

谈改稿

 报纸的故事

 母亲的记忆

 青春余梦

 芸斋梦余

 火炉

 戏的续梦

 昆虫的故事

 吊挂及其它

 疤增叔

 父亲的记忆

 告别

——新年试笔

 菜花

 吃菜根

 拉洋片

 记春节

杂论

 书衣文录(节选)

序

中国小说史略

一周间

六十种曲

西游记

尔雅义疏

风云初记

战争与和平

静静的顿河

越缦堂詹詹录

海上述林(上卷)

毛诗注疏(国学基本丛书)

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

二刻拍案惊奇

本草纲目

观堂集林

铁木前传

西游补

古今谭概

扈从东巡日录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茶香室丛钞

陈老莲水浒叶子

全唐诗乐府

湘军记

司马温公尺牍

缶庐近墨第一集

鲁迅全集

 耕堂读书记·《三国志·关羽传》

 幻华室藏书记序

 我的二十四史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我的经部书

 《善闰室纪年》摘抄

 《陋巷集》后记

 《无为集》后记

诗歌

 海鸥

 窗口

 天使

 希望

——七十自寿

 眼睛

 作家之死

书信

 致康濯

 致冉淮舟

 致陈炜

 致陈乔(二通)

 致铁凝(二通)

 致柳溪

 致刘心武

 致丁玲(二通)

 致贾平凹(二通)

 致鲍昌

 致罗宗强

 致韩映山(二通)

 致李准

 致姜德明(四通)

 致鲁承宗(三通)

 致徐光耀(三通)

 致曹彦军

女人们(三篇)

红棉袄

风把山坡上的荒草，吹得俯到地面上，砂石上。云并不厚，可沉重得怕人，树叶子为昨夜初霜的侵凌焦枯了，正一片片地坠落。

我同小鬼顾林从滚龙沟的大山顶上爬下来。在强登那峭峻的山顶时，身上发了暖，但一到山顶，被逆风一吹，就觉得难以支持了。顾林在我眼前，连打了三个寒噤。

我拉他赶紧走下来，在那容易迷失的牧羊人的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在乱石中开拔着脚步。顾林害了两个月的疟疾，现在刚休养得有了些力气，我送他回原部队。我们还都穿着单军服，谁知一两天天气变得这样剧烈。

虽说有病，这孩子是很矜持的。十五岁的一个人，已经有从吉林到边区这一段长的，而大半是一个人流浪的旅程。在故乡的草原里拉走了两匹敌人放牧的马，偷偷卖掉了，跑到天津，做了一家制皮工厂的学徒。事变了，他投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身子一弱就到了这样！”

像是怨恨自己。但我从那发白的而又有些颤抖的薄嘴唇，便觉得他这久病的身子是不能支持了。我希望到一个村庄，在那里休息一下，暖暖身子。

风还是吹着，云，凌人地往下垂，我想要下雨了，下的一定是雪片吧？天突然暗了。

远远的在前面的高坡上出现一片白色的墙壁，我尽可能地加快了脚步，顾林也勉强着。这时，远处山坡上，已经有牧羊人的吆喝声，我知道天气该不早了，应是拦羊下山入圈的时分。

爬上那个小山庄的高坡，白墙壁上的一个小方窗，就透出了灯火。我叫顾林坐在门前一块方石上休息，自己上前打门。门很快地开了，一个姑娘走了出来。

我对她说明来意，问她这里有没村长，她用很流利的地方话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小庄子，共总三家人家，过往的军队有事都是找她家的，因为她的哥哥是自卫队的一个班长。随着她就踌躇了。今天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妈妈去外婆家了，哥哥还没回来。

她转眼望一望顾林，对我说：

“他病得很重吗？”

我说：“是。”

她把我们让到她家里，一盏高座的油灯放在窗台上，浮在黑色油脂里的灯芯，挑着一个不停跳动的灯花，有时并碎细地爆炸着。

姑娘有十六岁，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很平，动作很敏捷，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便盯住人。我想，屋里要没有那灯光和灶下的柴火的光，机灵的两只大眼也会把这间屋子照亮的吧？她挽起两只袖子，正在烧她一个人的晚饭。

我一时觉得我们休息在这里，有些不适当。但顾林躺在那只铺一张破席子的炕上了，显然他已是筋疲力尽。我摸摸他的额，又热到灼手的程度。

“你的病不会又犯了吧？”

顾林没有说话，我只听到他牙齿的“得得”声，他又发起冷来。我有些发慌，我们没有一件盖的东西。炕的一角好像是有一条棉被，我问那正在低头烧火的姑娘，是不是可以拿来盖一下，姑娘抬着头没听完我的话，便跳起来，爬到炕上，把它拉过来替顾林盖上去。一边嘴里说，她家是有两条被的，哥哥今天背一条出操去了。把被紧紧地盖住了顾林的蜷伏的身体，她才跳下来，临离开，把手按按顾林的头，对我蹙着眉说：

“一定是打摆子！”  她回去吹那因为潮湿而熄灭的木柴了，我坐在顾林的身边，从门口向外望着那昏暗的天。我听到风还在刮，隔壁有一只驴子在叫。我想起明天顾林是不是能走，有些愁闷起来。

姑娘对我慢慢地讲起话来。灶膛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的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像蔓延着火焰一样。

她对我讲，今年打摆子的人很多。她问我顾林的病用什么法子治过。她说有一个好方法，用白纸剪一个打秋千的小人形，晚上睡觉，放在身下，笫二天用黄裱纸卷起来，向东南走出三十六步，用火焚化，便好了。她小时便害过这样的病，是用这个方法治好的。说完便笑起来：“这是不是迷信呢？”

夜晚静得很，顾林有时发出呻吟声，身体越缩拢越小起来。

P1-3

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5月生于河北安平，2002年7月在天津去世。他前半生的主要经历，在本书所收的《<善闇室纪年>摘抄》中有简要记载。

孙犁属于现代文学第二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终身私淑鲁迅先生。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在校刊发表习作。1933年高中毕业后，到北平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做过一段时间职员，1936年到新安县同口镇小学教书。1938年加入吕正操抗日部队，因文学才能而在冀中根据地小有名气。1944年被派往延安，次年在《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杀楼》《麦收》《荷花淀》《芦花荡》等而一举成名。1945年的延安，“整风”之风暴刚刚过去，作家们大都处于痛苦的“蜕变”中，创作一片沉寂。《荷花淀》等在此时出现，其“歌颂工农兵”的主题与朴素清新的语言，被顺理成章地当作“整风”后出现的新形式、新作品受到推崇，孙犁由战士“改吃小灶”(干部待遇)，并成为鲁艺教员。孙犁的创作灵感，来自抗日战争。他的大量写作，都是讴歌为民族解放做出巨大牺牲的质朴的农民与士兵，赞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人类优秀品质，如善良、正义、坚强、忠贞、乐观等等；而他梦寐以求的，则是乡土、家园、爱情和自然的和谐圆满。

如果将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的文学传统分为古典文人文学、民间文学、西化的现代文学，那么，赵树理选择的是民间文学，而孙犁的选择，是五四以来的西化文学与古典文人文学。

与赵树理相似的是，孙犁曾经被视为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涌现的新兴作家；与赵树理不同的是，农村出生的孙犁，身上却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的创作，尽管写的人物是“工农兵”，主题也是“歌颂”的，但是，他的语言和情调，都与赵树理的“大众化”、通俗化追求不同，更趋向于文人化、西方化。上个世纪40年代解放区讨论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时，他就“倾向洋化”(《<善闇室纪年>摘抄》)，后来在讨论继承文学遗产时，他也一再强调新文学的遗产，不应当仅仅是民族的和民间的，还应包括“外国的遗产”和“明天的遗产”(《接受遗产问题》)。孙犁作品惯于在社会政治冲突之外表现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伦之和谐，艺术上追求诗化抒情，语言清新淡雅，与强调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有一定距离，故每遇政治运动，辄往往被指为“风花雪月”、小资情调，正如他自己所说，“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文学和生活的路》)。

1949年后，孙犁一直在《天津日报》做编辑，发表大量散文，而小说创作也持续至60年代初，完成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另一部中篇小说《铁木前传》1956年勉强完成。随后十年时间，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孙犁因神经衰弱症而四处疗养，期间写有少量散文记载“病期琐事”，但均属自我排遣的“抽屉文”，“文革”结束才公开发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孙犁作为“老干部”兼作家被抄家、关牛棚，在监督劳动过程中，屡起自杀之意。1970年代初，他被“落实政策”，抄走的书籍如数返还。在近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孙犁闭门读书，“读所有的书”——“圣贤传道的书，星象占卜的书，农耕授时的书，，牛羊牧畜的书”，却不愿再读“大言欺人、妖言惑众的书”(孙犁诗《希望——七十自寿》)。这十年，是孙犁舐伤自疗的十年，也是其思想和语言升华的十年，其间，他每日的功课之一，是用到处搜罗的旧纸，包装和修补劫后余生的书籍，思绪浩茫，随时记在书皮纸上的随想、感言，少则数十字，长则近千字，后来辑纂成脍炙人口的《书衣文录》，记录了他这个时期“伤心悟道”的心灵历程，亦勾勒了乱世市井风情。至1977年“文革”结束复出文坛，孙犁的创作风格已然大变，再不是从前那种单纯轻柔的抒情，他矍铄老练的文字，深受读者欢迎。1977年至1995年，孙犁发表了大量随笔和杂论，结集为《耕堂杂录》《耕堂读书记》《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书啉秋草》《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等，逾一百万字，情感节制，语言简约，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批精品散文。

孙犁的短篇小说，大都不注重故事和情节，属鲁迅肇始的散文化抒情小说，其初期创作尤其具有“琐记”、“速写”意味。他以一颗纯真的心，捕捉平凡生活中的善与美，而女性的“阴柔之美”，成为承载孙犁爱欲与诗情的理想意象。在解放区乃至建国以后十七年，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作家将劳动妇女的劳作场面描绘得像《荷花淀》那样充满诗意与柔情。月下织席的水生嫂，既是质朴的普通农家妇女，却又有几分缥缈若仙的轻灵美感。那一派由月光之皎洁、秋水之静穆、苇眉子之柔顺、荷叶荷花之清芬所构成的超绝意境，使女性的纯洁、宁静、深沉、温柔、优美尽在不言中。孙犁前期的小说和散文，大都是有关战争的，但他的笔触却往往远离战争的风云，而捕捉战争烽烟之外的偏于善和美的人情与风俗。

孙犁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一些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如果“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这个立场，使他能够超越阶级论，他的创作，比起同时代的大多数革命作家，也更具有一种宽容、温和的气度。孙犁的人道立场，最初来自家庭影响，后来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升华。这些心灵的轨迹，在他回忆父母与叙述读书生涯的文字中都有清晰记载。

孙犁不承认自己的创作是浪漫主义，而始终以现实主义者自居，然而，他的创作与美学观都更带有一种受政治规约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唯“美”唯善、回避丑恶中，与主旋律大致达成一致。1940年代后期他曾经写过几篇有些忧伤调子的作品，如《琴和箫》《碑》等，但怕人说它们“调子太消沉”，便将这些小说长期封存起来，直至80年代初才拿出来与读者见面。

1948年，孙犁曾被组织安排参加土改，以帮助其彻底转变世界观。这期间他创作的一系列小说，都明显有加强作品政治性、表现主旋律的倾向，具体地说就是歌颂土地改革运动。但即使是这样，这些小说还是有许多有悖于主导意识形态的东西。短篇小说《秋千》写的是土改，叙述的焦点却是一个家庭成分被划成富农的女孩子心灵所遭遇的痛苦。土地改革是中国现代社会一场巨大的变革，它带来中国社会经济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它的历史必然性和道德的合理性，几乎是当代文学几十年来集中表现的主题，主流文学也因此而体现着它对政治的忠贞与支持。然而在这场历史变动中，历史的必然趋势对个人命运与心灵的影响是怎样的，却不在文学的关怀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所瞩目的，与政治所瞩目的一致；文学的价值判断，依据的是政治原则，而往往忽略它的主体——人。孙犁的这篇小说，关怀的恰恰是主流文学忽略的个人。194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春歌》，又将同情无条件给手了一个出身中农而“有争议”的人物双眉，揭示了以妇救会干部王同志为首的“大多数”排斥异端的阴暗心理。1962年修订完毕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塑造了一组心灵美好、富于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群像，并将无限的同情和关注，给予了一位非工农出身的女县长。由于容量有限，本书未能选入。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孙犁的理想主义抒情年代，也造就了一位风骨卓然、语言超群的散文大家。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写下的《云斋小说》系列，名为小说，实为以“虚构”之名记录的真实人事。这些“小说”体散文，与其他创作于70至90年代的大量小品、杂文、书话等一起，塑造了一位与过去单纯内向、谨小慎微(孙犁自谓“胆小”)的小说家截然不同的老者形象。孙犁80年代的创作，写得最多的有两类题材：一类回忆故乡与故人(亲人、朋友与同事)，书写“乡里旧闻”，另一类反复记叙文革经历，揭露丑恶年代。尽管文风变得比较犀利，但体现的仍然是孙犁一贯的个性——独立而具有人道情怀的革命知识分子。

孙犁大半生身在革命文化中，可他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鲁迅先生及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精神。人道主义和儒家文化这两种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对立关系的文化精神，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相互融和、共同建构了孙犁的人格与价值系统，这使孙犁的作品具有一种现代个性意识与传统儒者中庸气质相混合的精神特征，也使孙犁人格心理长期处于相互矛盾的紧张与焦虑之中。儒家文化精神构成了孙犁道德至上、谦以自牧、人格完善以及服膺权威正统的人格心理，而人道主义则构成他以人为本、尊崇个性的价值尺度。儒家追求道德完善的人格取向与人文主义的泛爱生命、个性独立价值观这两种因素构成的精神范式，应当说在现代文化史上具有某种代表性，它以一种现代性与传统兼容(具体来说是现代的人文思想与原始儒家的“仁”相互兼容)的形态，通常存在于一些追求道德自我完善而又不以入世为目标、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有独立人格却又显得温和的知识分子身上。孙犁的不幸，在于他一生所居的权威文化，是一种既不符合儒家道德之“仁”、又有悖于人道主义之博爱及个性自由的革命道德，而孙犁忠于“正统”的儒家人格又使他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于革命道德。这样，人道与革命的调和与它们事实上的难以调和，就成为孙犁一生精神焦虑的根源，也使孙犁精神形式显出一种独特——一种既“旧”又“新”、正统与偏至共存、保守与激进兼有的充满矛盾的独特存在。

孙犁始终不肯因为“政治正确”而放弃对人的理解和怜悯，而他顺任自然、服膺正统的性格、心理，又使其在明确感受到道德系统中两种观念的冲突后，不是选择和放弃其中一端(如大多数知识分子)，而是努力以自我检束的方式达到二者的调和。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政策使孙犁的调和成为可能，但调和带给作家的毕竟是痛苦。孙犁在晚年的文章中才放言倾诉自己的忧郁和苦闷，说这些忧郁和苦闷几乎在他进入革命队伍开始创作时就已滋生(《爱书续谈》)，尽管那时他写作的基调是“欢乐”。孙犁最后一部散文集《曲终集》中，有这样的话：“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残瓷人》)他以退隐书斋的方式，疏离了主流社会；“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静。”(《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孙犁一生充满矛盾的心情意绪，都生动而委婉地记录在他晚年那些简约朴素的随笔散文中。

本书所选作品，大致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所据版本，主要是1980—1990年代孙犁生前认可的作品专集，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与2002年版《孙犁文集》及其续编，并参考了张建星等所编“天津日报珍藏版”《孙犁文集》(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选文原始出处的标识，主要依据冉淮舟先生《孙犁著作年表》及张金池先生《孙犁著作年表续编》。

杨联芬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