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在2016年由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共同更新而成，是一本全新的传记。书中除了Lonely Planet和作者的故事，也有托尼对出版行业的看法、各国目的地留给他的印象等，中国旅行者、Lonely Planet的中国团队和中国作者们也都在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本书的插图从56幅增加到116幅，包括珍藏多年的工作和家庭纪念照，还重新描绘了5条重要的旅行线路地图。此外，书中能看到第1版到第18版的“黄色圣经”《东南亚》的封面，以及一些意想不到的绝版指南封面。

托尼·惠勒在这本《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中介绍了他们那次无心插柳的洲际旅行——从伦敦跨越亚欧大陆最后到达悉尼，这次旅行以俩人兜里只剩2块7为终结，但却开启了Lonely Planet的第1本书《便宜走亚洲》。此后Lonely Planet在各种冒险、疲劳、危机和突发奇想中成长起来。这不只是一个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史，更像是这两位创始人的旅行热情里无意生长出了一株出版界的巨树。在每一次旅行中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感动。

在之前的版本中以托尼的述说为主，而这一版更像是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这对夫妻共同完成的谈话节目，因而很多事情都有了不同的视角，也有了补充的细节。书中增加了许多托尼夫妇的新旅行故事和新感想，包括更多在中国的旅行体验、离开Lonely Planet之后的生活轨迹和旅行故事。

Lonely Planet的故事

自序

穿越亚洲

东南亚之行

濒临破产的开始

近乎灾难

更多头疼事儿

短暂的宁静

先欧洲，再美国

有关指南书的一切

世间所有的麻烦

其他活动

有时也当坏人

起起落落

“9·11”以及这一切

Lonely Planet之外的生活

译后记

“两毛七。”我数着手心里那些可怜的钢镚儿。

几分钟前，我们搭乘的最后一趟便车刚刚开过海港大桥，到达悉尼。尚未建成的歌剧院正在左边的港口拔地而起。车子开过大桥的时候，坐在后排的莫琳挨近我低声问道：“我们还剩多少钱？”

那是1972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一天，莫琳22岁，我26岁。

我们盯着看那一小堆硬币，离家有半个世界那么远，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我们究竟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

我可以准确地找到整个事情的起源——1970年10月7日那个星期三下午，伦敦市中心摄政公园的一张长椅。很多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若干关键性的时刻，而这个下午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关键点。那年我23岁，刚刚开始伦敦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这所学校如今已是欧洲最著名的MBA学府之一，当时它才刚成立了5年，位于伦敦时尚高端的新修复区“纳什联排公寓”，就在摄政公园边上。

10月初，我北上伦敦，回到学校。开始上课一周后，在那个命中注定的秋日，我离开学校去买一件新大衣。那天的天气温暖得不像10月，于是我返回校园时抄近路走进摄政公园，找了张长椅坐下来看新买的汽车杂志。恰在此时，一个女孩(不用说，是个美丽的女人！)也看上了同一张洒满阳光的长椅，她在椅子另一头坐下，从包里拿出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

莫琳

我在上个周六的下午刚刚抵达伦敦。在贝尔法斯特机场，妈妈与我告别。我的计划是去伦敦找份工作，待上一年左右，然后回家，就像在我之前来到伦敦的无数爱尔兰女孩那样。伦敦是个大城市，充满刺激和机遇，但那只是一种体验，并非真正的生活。

我向妈妈说再见时，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抱紧我说：“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我内心希望她说的是真的，我想成为那种远走他乡的女孩。我在紧邻托特纳姆庭院路的一所女子旅舍暂住，那是个庞大的建筑，有无数的规矩。每个房间住两个人，共用浴室和厨房。女子旅舍晚上有宵禁，这点让妈妈很宽心。至于我，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满足了。放下行李，我就出门去溜达，一逛就是几个小时，贪婪地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努力地辨认方向。一想到这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就无比兴奋。在贝尔法斯特那样的小地方，出门随便逛一圈想不碰到熟人都难。

我在贝尔法斯特做过秘书工作，会速记和打字。预付了两星期租金之后，口袋里只剩大约12英镑，因此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份工作。那个星期天，我仍然把所有的时间用于探索伦敦，沉浸在自由带来的兴奋之中。到了周一，我就开始进军职业介绍所，周二就得到了一份工作，做葡萄酒商彼得·多米尼克斯的市场经理助理。我喜欢我的老板，办公地点位于摄政公园约克门那边的一处漂亮房子内，薪水是我在贝尔法斯特挣的两倍。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有些晕眩——这—切都来得太容易了。

下个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接下来的几天就都自由了。我酷爱戏剧，于是直奔当时正在上演音乐剧《翠堤春晓》的特鲁里街剧院，想买一张下午场的票。可惜，尽管是星期三的下午场，仍然一票难求。除了戏剧，音乐和读书也是我的两大爱好，路过书店时买了一本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那天刚好天气不错，我就决定到公园里看书。

找到一张洒满阳光的长椅，可是已经有个人坐在那里，靠近了才看清是个年轻小伙子。来伦敦后没多久，已经遇到过几位小伙子跟我搭讪，我多少有点警惕。但那的确是唯一被阳光照到的长椅，我不想放弃，所以选择了长椅的另一头坐下，认真地看起书来。

没过几分钟，长椅另一头传来窸窣声，还伴随着叹息声。我心想：“呃，果然。”

“哎，请问现在是不是流行星期三下午来这个地方看书？”

我故意慢慢地抬起头来，打算用冷冰冰的目光把他从椅子上赶走。可是，我的目光却遇上了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一双绿眼睛。我马上调整了自己的表情，微笑着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上周六才来伦敦的。”

那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风流医生俏护士》，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梦幻般的一年就此开启。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它成了以后经常发生在我们俩身上的一件事：从莱斯特广场返回莫琳住的旅舍时，我想尝试走一条不同的路，结果迷路了。我现在仍然经常尝试走新的路线，仍然经常迷路。

那时候商学院大楼的一端是学生宿舍，第一学年我就住在那儿。莫琳的办公室离学校简直只有一步之遥，很快，我们不仅在晚上约会，连午饭时间也经常见面。不用工作和上课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床上度过，除了爬起来去买份周日报纸——不久前刚刚扩版，附有特别板块和杂志，因此很沉——抱回我的宿舍。

1971年夏天，在我的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之间，莫琳和我一起完成了我们俩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在此之前，我们有过多次在英国国内的周末旅行，但这一次，我们在我那辆马科斯跑车的后备厢里放了露营装备，然后开始自驾穿越欧洲。第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自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下台后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地方。接下来往南穿过奥地利抵达克罗地亚，当时这里还属于南斯拉夫，那里的海岸礁石嶙峋，岛屿成群。然后我们拐到威尼斯，再北上瑞士和法国。

P15-17

当年写下第一本Lonely Planet指南，是因为人们好奇地追问：“你们是如何从阿富汗到印度的？”“没生病吗？”“还可以搭游艇？”他们不停地向我们打听。今天我们写下这本书，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人们一直在问我们：“两个身上只剩下两毛七分钱的背包客，是怎么做到能够拥有一家跨国公司的？”

我们早年的旅行经历激励了大批怀有旅行梦想的人，Lonely Planet的故事也一样，任何一个梦想把自己的兴趣变为事业的人都会在这个故事里找到共鸣。这些年来，我们在许多次访谈和讲座中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旅行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多大比重？我们是如何做到同时维系商业伙伴和夫妻这两种关系的？我们又是怎样把亲子关系和这种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

有时我觉得做生意就像养育小孩，他慢慢长大，自立门户，而你始终放不下对他的那份牵挂。Lonely Planet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岁月，虽然我们已经退休，但仍然觉得自己还像一对既骄傲又担心的家长。从当年那两个二十多岁、没什么钱的背包客一路走到今天，时间让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对旅行的激情依然如故。

Lonely Planet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经历着、感受着、热爱着它，虽然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或有趣的事情，但我们从未厌倦。这几十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关于赚钱，关于工作和生活上的共处，关于承担风险、努力工作，以及当你满怀好奇、张开双臂去拥抱世界时。你会迎来什么。这个故事包含了这一切：旅行、工作和感情关系。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我负责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和莫琳有过热烈的探讨，甚至激烈的争论。但也有一些特别的小插曲，也许由莫琳以她的角度来述说会更好。

大约10年前，我们开始把Lonely Planet托付给新的主人。1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不断地旅行。尽管让许多其他的事务占去了不少时间，我仍然会抽空做些与Lonely Planet相关的事情。而且我们仍然相信鼓励人们走出去看世界，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依然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如果没有广大旅行者对Lonely Planet的信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对于每一个使用过(或滥用过)Lonely Planet指南的读者、每一个在路上给我们写信的旅行者，以及每一个会在出发前往包里放一本Lonely Planet指南的人，我们都要对你说一声：谢谢！

托尼·惠勒

澳大利亚墨尔本

2016年

我和托尼·惠勒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13年7月，Lonely Planet全部股权都已售给BBC环球(BBC Worldwide)，过上退休生活的托尼以全球遗产基金会负责人的身份来山西平遥考察，然后去走那条北京一乌兰巴托一莫斯科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在北京华侨大厦，我有幸扮演记者对他进行了1小时专访，当时的实际心情近于粉丝拜见偶像，后生拜见前辈。我拿出10年前在瑞士一家二手书店淘到的1984年第一版《中国》指南请托尼签名，他在书上写：“赋格，你有一本古老的书！”

确是一本古老的书，也是一本好玩的书。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向外国自助游客打开一条门缝，老外们必须通过香港的“野路子中介”获得中国签证，凭这种“看起来很可疑”的签证只能去有限的一些城市，要去其他未开放的地方就需要公安部门签发的“外国人旅行证”。托尼和莫琳在《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第9章里写到一段趣闻，当年中国某些地方的公安部门经常拒绝承认其他地方签发的旅行证，结果，他们不断听说旅行者因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而遇上麻烦：

“一个旅行者说，他从A地前往C地途经B地时被抓，当地官员警告他不能去B地，必须马上被遣送回出发地。

“‘你从哪里来？’官员审问他。

“这位旅行者脑子倒是转得快，面有愧色地回答：‘C镇。’

“于是他很快被送‘回’了他想去的地方。”

这本书里可以读到很多这类旅行者特有的“路上的智慧”。托尼在第11章里写到他和莫琳1974年第一次去缅甸时如何应对荒谬的“官方汇率”：只需在飞离曼谷时每人花10美元在机场免税店买一条香烟、一瓶威士忌，飞到仰光后卖给缅甸人，就能换来相当于200美元的当地货币。这笔钱“不仅足够在签证允许的7天内周游缅甸，剩下的钱还可以在旅程结束时吃顿大餐或买些纪念品”。

读这本书，像跟随托尼和莫琳走过一段四十多年的精彩旅程，我发现自己不断与他们的足迹相遇，却总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于是，这段四十多年的旅程就像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隧道一样。

2002年，我第一次进入缅甸境内，只是到了大其力这一个地方一日游。2005年才有机会从南到北穿越缅甸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旅行。当时缅甸依然处在军政府统治下，但针对外国游客的“荒谬汇率”政策已经取消，旅游签证有效期也早已放宽到1个月，不再是当年让旅行者抓狂的7天签证。我手上拿着第7版Lonely Planet《缅甸》指南，那本书的特别之处是用了一个跨页的篇幅来探讨“该不该去缅甸旅行”的问题。熟悉Lonely Planet的读者都知道“负责任的旅行”是Lonely Planet所坚持的立场，本书第11章可以说是有关这个话题的“延伸阅读”，托尼的观点也反映出Lonel)rPlanet的态度：禁运制裁、抵制运动只会使平民的生活更艰难，而独裁者的地位却很难因此有丝毫的松动，“去一个政府令人反感的国家旅行其实可以变成一件好事，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游客是目击者”。

2000年，我在喀布尔目击了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平民的日常生活：电影院被炸成废墟，没有电视，禁止音乐，录音盒带被“剖肚抽肠”，长长的磁带缠绕在路障栏杆上“曝尸示众”。在这本书第1章里读到托尼和莫琳1972年那次历史性的欧亚“壮游”，我很感慨。当年的喀布尔竟然是“嬉皮之路”上关键的一站，与西方接轨到了何等程度：“平克·弗洛伊德周一在伦敦发了新专辑，周五就能在喀布尔听到。”

回想自己的旅行经历，最早的一次“Lonely Planet式”旅行是在1992年夏天，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Lonely Planet《尼泊尔》指南，从旧金山经香港飞到加德满都。那年的我，比1972年的托尼还要年轻一些。在背包客扎推的加德满都Thamel区或是博卡拉山区，我遇到许多西方年轻游客，几乎人手一册Lonely Planet指南，简直像一种特殊组织的接头暗号。按理说，如果人人使用相同的指南书、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走同一条路，那会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可是1992年的尼泊尔之行留给我的全是美妙的记忆，Lonebr Planet恰恰是这段难忘记忆的一部分。

在北京的那次采访中，托尼对我说：“Lonely Planet不是圣经。”他在这本书里也这样强调。我作为Lonely Planet的老读者，可以说同Lonely Planet一起从二十来岁步人中年，我把这套书看作一个见识丰富的旅伴，随时可以向它取经，但好的指南书从来不是“攻略”更不是“圣经”，它应该扮演良师益友的角色，让读者在增长见识的同时还能领悟旅行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在北京，中国读者对Lonely Planet表现出来的热情让托尼印象很深。他对我说，目前中国年轻人渴望旅行的心情很像二三十年前他遇见的澳大利亚和德国旅行者，或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个时期的韩国年轻人，大家都刚刚开始往外走，异常兴奋。托尼觉得中国这一代人与西方同龄人的差别在于，在西方，已经不止一代人有过大规模旅行的经验，西方年轻人从小就能从长辈或哥哥姐姐那里耳濡目染地获得旅行见闻，而中国年轻人大多不具备这种条件。

翻译《Lonely Planet的故事：当我们旅行》是一次愉快的旅途。我要感谢托尼和莫琳给我带来阅读上的快感，同时要感谢我的搭档滕左，她的细致工作使这本书更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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