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河南许昌的长葛县，乡亲们去长葛不说去长葛或县城，说去“和尚桥”，说是因为以前，那儿真有这座桥。之前只有河的时候，河的南面住着一个寡妇，河的北面是座和尚庙。和尚跟寡妇私通，每天晚上和尚都要趟水过河。寡妇的儿子心疼母亲给和尚暖脚，就建了一座桥让和尚走。寡妇死了，儿子就把和尚杀了，并在桥上写下字：修石桥为母行孝，杀和尚替父报仇。这足可以反映中国人的人性是多么复杂。一个有深度的电视节目，它的深度往往就体现在对这种复杂人性的认识上。 《天南地北山东人》之所以越来越有影响，题材越来越多，不光是梳理了人的精神的纯粹的一面，更在于他们触碰了人性的复杂的一面。
我有三个不争论：1．搞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代价再大也不如不搞民主；2．20世纪人类最主要的反思是人权大于主权；3．我们是做媒体的，要有媒体的立场，这是被统治者的立场，而非统治者的立场。我曾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的时候，不会这么清醒。我曾托人找到钱钟书先生，请他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被他拒绝了，让我对他至少有十年的不满。一个知识分子，难道不应对大众传道授业负有责任吗?至今，我已懂得我是没有资格对他老人家失望的。电视台喜欢找能说会道的嘉宾，看到那么多不学无术的人在屏幕上夸夸其谈、振振有词，更加怀念钱老爷子的清高。虽然他也有出于无奈、不曾清高、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时候，晚年的操守，就更可贵了。那么我们呢?
凡是媒体都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坚持的人太少。只有这几个有价值观的个人，把个人做成了品牌，而有价值观的媒体几乎没有。所以，在这有价值观的个体和无价值观的媒体时代，《天南地北山东人》发出了自己独特的、产生了相当影响力的声音。
从1985年到中央电视台《人物树林》栏目，我参与设计的人物栏目有《东方之子》《人物》《大家》《大师》《谁在影响中国》。逐渐对研究人物节目，及肖像片、传记片乃至人，都养成了职业的习惯和观察方式。其实这类节目包含的内容无外乎四个方面：主要经历；人生经验；思想信念；性格特点。 总结过去的经历，要学会找到他人生中的转折点，期问的故事一定耐人寻味，既对他本人最有意义，也对他人有启发。当然跟拍到处于事件中的主人公，才最具有记录价值。如果还能有广泛的关注度，就推出了新闻人物。
在此之上，主人公的认识和感悟便更能言之有物，便成为一种“经验”，年代展示出的也许是他的事业成果和生活技巧。
一般说来，行为背后是由某种思想支配的。这一思想就体现在某种看法、见解和观点上，甚至与他的经历是间接的。所以不去挖掘就很难得到。与其思想观点相伴的是他的精神追求，这就是信念，是他值得关注的下一步的精神原动力。
有人说，命运由性格决定，肯定不会是全部的。那么哪些陛格对他的人生会产生影响。人物的性格找到了，用浅了是一种花边，是展示；用深了就是一种宿命，是揭示。
我又把人物节目分成三个等级：低等的是只告诉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中等的能告诉观众他(人物)为什么会这么做，高等的是能够回答我为什么要拍这个人。在中等里头，至少还能分出两档，因为值得挖掘的人物的行为动机绝非单一层面。挖掘的层次越深，就越有深度。
一次在去拉萨拍《东方之子》的飞机上，遇到了《天南地北山东人》的摄制团队，四五条大汉。心想他们真够能飞的，居然也到了西藏。自古以来对待缺氧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战胜它，适应了就习惯了；一种是能吸就吸氧气袋或瓶，避免任何一粒细胞的伤亡。我属于后者。所以，两天后我去宾馆看他们，我若无其事，他们东倒西歪。但是，他们肯定会完成拍摄任务，就像以往一样。以他们的信念，高原反应的确不能算什么，他们还要去好多地方，拍摄好多人物，岂是一个栏目、一个地方台的格局?天下为公啊!与他们为友我很自豪。
他们又是爱看书和爱思考的人，其中以卢敏为最。他是山东电视界的旗帜，能再出书，绝不是对过往的沾沾自喜，而是一种怀念，是对整个团队集体的追求和思考的记忆；更是一种传承，他们表达的这种记忆，已经化成了他们的精神传统。有了记忆，才会有传统，有了传统，才会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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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山东人》问世已经整整20个春秋了。
20年过去，《天南地北山东人》在全国广大电视观众的厚爱中一路走来，它的生命存活期比草创之初预想的不知长了几许。尤其让我欣慰的是，受《天南地北山东人》影响，如雨后舂笋般出现于全国各地的数以百计的《天南地北××人》栏目于今仍方兴未艾。
当然，就像画家一旦大火，市场上即会赝品如影随形一样，《天南地北山东人》的鱼目混珠者也迅猛出现了——有人马上抢注了“天南地北山东人”网站，有人在北京办起了《天南地北山东人》杂志。我们遇到的最搞笑的场面是在西安，一辆前窗上赫然立着“天南地北山东人摄制组”牌子的面包车与我们相向而过，堂而皇之，招摇过市。李鬼们实在太过嚣张，防不胜防。面对这种“大红大火”，我们唯有苦笑以对。
凡此种种，谁能说不是创意的力量呢?
但作为这个创意的始作俑者的我个人来说，其中的成败得失，甘苦自知。
做电视栏目，是一件出力难讨好的事情。
最初，在提出《天南地北山东人》的创意时，并没有想将其做成固定栏目。
时间回溯至1993年岁末，彼时山东电视台即将上星，然以当时山东台的节目状态，断难适应这一新变化。上星了，不能还是自己家那点儿事儿，亟须拿出全新节目以解决“让全国观众看什么”的大难题。
决策者们心急如焚，却又苦无良策，于是向全台紧急发出号召，要求大家献计献策。
在台里，我已惯演开路先锋、别动队长的角色。如1988年，我率先揭了台里的招贤榜，三个月拍了近三十部短纪录片，而且每部片子都玩了一把形式创新，许多手法的使用后来才陆续出现在引起轰动的大型纪录片中。这批节目开创了《齐鲁儿女》系列节目之先河，也为山东台以后徐徐上演的纪录片大戏锻炼培养了队伍。1989年，台里准备搞40年大庆献礼片，又贴出了招贤榜，但这个榜迟迟无人接招，台长们面临囿境。无奈，台领导又把我叫去，耳提面命，让我动员哥们儿出来打破僵局。于是我再次披挂上阵，又当了一回救火队长，与弟兄们一起，自己找米下锅，解决设备、经费，完成了25集，每集30分钟片长的大型系列片《齐鲁春秋四十载》。这两个大活儿，弟兄们真是不接则已，接了就拼了命在干。我们曾下到乡镇企业小煤窑里，在高度仅一米多点儿的巷道里低头弯腰屈膝矮行数里到掌子面拍摄，使用的是交流照明灯，后来才知道，我们算命大，因为交流电开关必产生火花，这时若然遇到瓦斯浓度稍高将会即刻爆炸，害了自己，也毁了所有井下的人。还有个哥们儿，为了拍火葬场劳模，抱着摄像机躺在了通向火化炉的运尸车上……就是这样，一群有着滚烫热血的青年电视工作者，无私无畏，完成了最初的职业洗礼。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电视早已不满于陈旧单调幼稚低端的节目模式，萌动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参与意识，这首先在电视纪录片上爆发，全国出现了一大批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纪录片，一时蔚为大观，搅动一潭死水，掀起层层巨浪，而在这波潮涌中，山东台虽非始作俑者，然后来居上，纪录片愈益在全国占据了重要位置。我创作的纪录片《我的太阳》《杜瑶瑶》等纪录片不仅获全国大奖，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并且走出国门，入围欧洲三大电视节之一的德国柏林“未来奖”，于是“拔尖人才” “职称破格”接踵而来，在全国纪录片界亦算是有了些许知名度和一点点话语权。如果这样走下去，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而且厅领导也有意让我负责一个部门。这种背景下，我还应不应该回过头再去当救火队长呢?
以我的性格，答案不言自明。
在一番思考与调研之后，我慎重拿出了((天南地北山东人》之创意。
我的考虑是这样的，作为地方台，不可能像央视那样去做全国视角的节目，政治、经济、文化，做什么都不合适，唯有“人”是最佳切入点。山东是人口大省，人才大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山东人。山东人在天南地北、各行各业俊杰如云，英才辈出，而且已融入当地，成为所在地亲切的一员。拍他们，家乡人喜欢看，全国的观众可能更喜欢看，因为视角的转换，造成了观众收视心理的微妙变化，进而产生了吸引力(开播后证明，《天南地北山东人》在省外影响更大)。况且，这个节目不但可以出省拍，还可以出国拍，天地无限广阔，题材无限广阔(须知那个时代，出国几乎是不敢想象之事，国内电视记者从未出境做过节目)。这也就是后来全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电视台学《天南地北山东人》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这个思路解放了他们，使他们从此走出一隅之地，在全国乃至全球自由行走，无限大地拓展了拍摄空间。
创意甫出，一片喝彩。
接下来就是落到实处，拿出成品。按说值此非常时期应予物质上的起码保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但随即我却被告知没有任何优惠政策，部门向我转达“要人要设备要经费就可不拍”的意见。我到如今都没想通，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初为何还有那么高昂的热情。(我想放在别人，撂挑子走人者居多)但那时就是这样满腔激情，也可以说就是如此憨傻可掬，有喜欢干的活儿就行，丝毫没有物质的或其他七七八八的考虑。
没有经费，部里分管的头儿老韩找同学拉了点儿赞助；台里不给人，只好约上本台驻外记者顾伟林和青岛远洋公司录像室的郑海涛，扛着从远洋公司借的简陋的单管摄像机闯到北京，住最便宜的招待所，乘地铁、挤公车，在两个月间，玩命似地采访拍摄了季羡林、彭丽媛、赵健民(山东省原省长)、已故著名全国劳模时传祥夫人、乔羽、姜昆、唐杰忠、李媛媛、天安门国旗护卫队、解放军三军仪仗队、首钢企业家等著名学者、艺术家、作家、劳动模范、老同志、老将军和军队群体代表、国企代表，拿出了近三十档每部片长十多分钟的节目。原以为一天一集地播完，就可以刀枪人库，马放南山，再去做我的下一个纪录片或去写下一部散文集。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天南地北山东人))播出后大火特火得一塌糊涂，观众，尤其是外省观众喜欢得不得了。收视率创惊人纪录，雪片般来信成麻袋装，(彼时还在鸿雁传书时代)竞至一发而不可收，怎么可能停下来呢?如果停下来，还能有哪个节目顶得上去呢?
面对一连串拉不直的问号，我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头拉磨的驴，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套上缰绳，走上磨道，一拉就是近20年。时青春勃发、壮志满怀的情形如在眼前。一路走来的同道好友，胼手砥足，共同打拼的事情件件桩桩历久弥新。更有知我、帮我，使我能够成为他们骄傲队伍中的同行者的才华横溢的师友们，尤其让我永志难忘。如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如当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总制片人，发掘了白岩松、崔永元等英才的现任新影集团副总编辑时间，如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王进，如解放军宣传中心副总编辑徐海鹰，中央电视台研究室主任王甫博士，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总制片人陈晓卿，安徽电视台副台长禹成明，福建广电集团副董事长叶雄彪，安徽电视台著名编导方可等，都曾有过密切合作，让我获益匪浅。高峰副台长当年在创办《九州方圆》时，曾选用了我与魏建斌兄共同创作的纪录片《希望之光——烟台房改纪实》，因是全国最早的房改节目，故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并获国家级奖项。在剪辑纪录片《杜瑶瑶》时，我与以力作《望长城》一举成名的海鹰工作通宵达旦，24小时不出机房，这部片子后来能够大获成功，他亦有一份贡献。近两年因领衔创作大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大火的陈晓卿先生当年是我的两部纪录片《我的太阳))《杜瑶瑶》的责任编辑，他的深厚学养、过人才华都在修改意见中尽显无疑，在他的帮助之下，这两部片子的艺术质量得以上了一个台阶。站在时代潮头，领一代风骚的时间先生，当年每逢春节，哥儿几个必聚到一起彻夜狂欢。每每组织大型国际电视交流活动，他总不忘邀请我们参加，他登高一呼的号召力及对纪录片的独到见解，对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纪录片人都有偌多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与谦谦君子王进先生共同创作了大型系列节目《八面来风》中的《齐鲁青未了》。20世纪90年代初与饱学仁厚的禹成明先生、方可先生合作了大型系列节目《潮起东方》。与王甫博士合作拍摄了大型系列片《山东九问)) (此片荣获当年中国电视奖一等奖)。与俊逸潇洒的雄彪君无数次给我莫大启发的或于榕城或在泉城的夜话，回想那一幕幕君子之交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令人无比怀念。
在此特别感谢王克玉部长及诸君为本书所做序言，因皆为知我、懂我之半生至交好友，字里行间，情深义重，交友若此，夫复何求?我将其视为对我的圾大鼓励与鞭策，在下一个十年到来之时，当抖擞精神，重新整装出发。
由于电视进入了娱乐时代，即使像《天南地北山东人》这样的电视栏目，生存环境也日渐艰难，播出时间没有保障，被彻底边缘化了，屏幕让位于各种选秀节目，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收视率至上”毁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好节目，也断了电视台本来就像黄豆芽似的文脉。当然，这也不是哪一个台自身的问题，实乃全国电视界的普遍现象。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思考，孩子们不能没有英雄情结，国家不能没有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楷模，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大批有责任感的忧国忧民之士，老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我们当下的电视节目提供的节目所产生的效果却常常与此南辕北辙，令人扼腕痛惜。负责任地说，一大批孩子们疯狂地追星，电视台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周末最好的时间给了谈对象的节目，“娱乐至死”的节目，而像崔永元用了几年时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抢救性地采访了许多抗战老兵的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这样难能可贵的节目，却被电视台冷冰冰地拒之门外，这不禁使人发问，我们的导向是要导到哪里去呢?我们民族下一代的素质靠什么去提升?说实话，我们还远没有资格去疯狂娱乐，要干还没开头的正事儿多了去了。
感谢那些一直惦记着《天南地北山东人》的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们，我相信这个栏目还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因为时代需要它，观众需要它。
因此，我想我还应努力为之。
卢敏
2014年10月16日
这部卢敏编著的《天南地北山东人(共3册)》是用了二十年完成的大型纪实作品的精萃。
二十年间，作者的足迹遍及全国及五大洲的二十多个国家，采访了近八百位山东籍游子，完成了这部堪称“山东游子大传”的作品。
本书入选人物的标准近于苛刻：1．对国家和民族有重大贡献者；2．知名度极高者；3．有非同寻常经历的传奇色彩者；4．所在领域的国际或国内翘楚。
故此，《天南地北山东人》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
卢敏编著的《天南地北山东人(共3册)》是山东卫视金牌栏目“天南地北山东人”的精选内容。采访报道过“艺术名家”、“商界巨子”、“军事名家”等多类型名流，足迹遍及我国包括台湾在内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亚洲的几十个国家，他们构成了多姿多彩、熠熠生辉的人物画廊。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和山东人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