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何至死不见孙中山？黄兴为什么不取代孙中山？宋教仁死在谁的手里？梁启超为什么不敢干革命？手忙脚乱的袁世凯，飘然引退的蔡锷，陶成章死之谜……从子民到公民，从专制到民主，这场革命究竟唱的是一出什么戏？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谁是群角？谁是看客？角色解读革命史，发现历史罗生门！《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中，各路人马纷至沓来。辛亥乱象跃然纸上。本书由傅国涌编著。

在近代中国转型之际，不论是官僚、军阀，还是改良者、革命派，几乎任何集团都想扮演权力舞台上的主角，都很难在民主的原则下容忍对方：维新派与革命派互相拆台，革命派内斗不止；陶成章死于革命同仁之手，宋教仁在角色之争中也惨遭暗杀……

《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以独特的“角色意识”审视辛亥前后的典型人物，通过其台前幕后的诸多细节，展现出近代中国的变化轨迹，刻画出生动的角色群像。《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作者傅国涌摒弃了“成王败寇”式的传统英雄史观，深入挖掘这场世纪之变的历史渊源，精心剖析辛亥豪杰的境遇与人格，往往片语解纷，于不经意间揭破重重帷幕背后的历史真相。

前言 主角与配角：解读近代中国的新视角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

 一、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可结交

 二、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

 三、新加坡事件：康孙合作终成空

 四、在康有为、孙中山之间的自立会群豪

 五、孙、康两派交恶

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二、黄兴的配角意识

 三、孙、黄分歧

 四、黄兴的“雄而不英”

 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同盟会与光复会：革命“正统”之争？

 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与分

 二、章太炎、孙中山的早期关系

 三、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

 四、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

 五、“章疯子”不疯

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

 一、“非袁不可”

 二、兵变之谜

 三、“办共和”

 四、将天下变为囊中物

 五、容不下“七嘴八舌”的国会

 六、“非去袁不可”

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

 一、“不如另外早自为计”到同盟会中部总会

 二、“英而不雄”：总理“自许”本为虚

 三、宋教仁与孙中山、胡汉民等的分歧

 四、“以政治为生命”

 五、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六、宋教仁之死的原因？

 七、到底谁是“宋案”的真正主使人？

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

 一、革命与保皇之间

 二、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

 三、在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

 四、一篇文章胜过三千毛瑟

 五、在进与退之间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二、蔡锷与袁世凯

 三、蔡锷与唐继尧

 四、“为国民争人格”

 五、飘然引退

后记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个多月，黎元洪就职，发布召集旧国会的公文，其时国务院尚未成立，南方的军务院就主动宣布撤销，其中以梁启超主张斡旋之力最多，吴贯因的从军日记7月20日记：取消军务院是浙江督军吕公望倡议的，梁启超继起和之，各抚军赞成，所以就取消了。为此有人颇埋怨梁启超。梁本人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回顾：“当事机极险急之时，袁氏忽然死去，于是黎公遵依约法继任，段将军祺瑞组织内阁以辅之，国势遂大定，此实天之佑我中国也。及约法既复，国会既开，南方军务院即同时撤消。余此次经手事业亦完结矣。……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举义时，曾相约日：‘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养病闲居，吾亦将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且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

“作官实易损人格”

梁启超、蔡锷师生作为稳健派的代表，当时确实赢得了最高的社会声望，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这年7月17日的日记中说：

人问今日国事大势如何。答日，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指护国之役】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初年的情形。……

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把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可有为。

当胡适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时，梁启超正想着退出现实政治。6月29日，蔡锷在病中致电梁启超，不赞同他退隐：“吾师负内外重望，为全国之真宰，此时虽不宜投入政治漩涡中，似不可脱然引避，使社会无所宗仰也。”当时的舆论也有批评他不该不负责任的。从7月以来，梁启超多次声明“不党主义”，他还为自己与同人的出处问题多次磋商，最后表示绝不出山。因为当时有关于他要出来“组阁”的传闻，他在8月13日给蹇季常的信中斥之为“全属远道风影之疑”。不过黎元洪确曾于7月1日致电请梁启超为总统府秘书长，他于6日复电婉辞。以后黎多次致书、派人恳请他人京，并从7月起每月津贴二干元。8月间，梁启超曾对记者发表三篇谈话，8月10日那次他谈及自己的出处，他恳切地说：

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P300-301

十年前(1995年)，我写过一篇《主角与配角》的文章，这个观点最初是和一位朋友的书信交流中产生的。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多少的浮云世变、雨雪沧桑，随着对世事认识的加深，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社会的变革，人类争取自身权利、改变命运的进程尽管干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在关键处往往还是离不开个人特别是被历史推到浪尖上的重要人物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细小的因素，“细节决定成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之后，读史的人也更留意细节了。在找到“主角与配角”这把钥匙之后，我发现在戊戌变法之后的近代重大转型中，许多纷乱的千丝万缕的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袁世凯与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之间、梁启超与袁世凯、国民党之间……他们的关系，或不能合作、或分分合合，或面里不一，最终演成暗杀者有之、水火不容者有之、兵戎相见者有之，说白了，无非是谁占有这个舞台，谁扮演主角，舞台之争、主角之争背后固然也有不同观点、不同的政见也即不同剧本之争在起作用，骨子里还是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所致，鲜有人愿意主动、自愿的扮演配角，更不要说堂堂正正地扮演群角。历经艰难、缔造民国的黄兴诚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他有强烈的配角意识，从未有过取代孙中山的打算，同时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以主角的是非为是非，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仅凭这一点他在近代史上就是光华四射的。当然，最具有健全角色意识、不卑不亢的还是年轻的宋教仁，他的死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损失。不过，正如黄远生所言，看看后来民国的政治格局，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王、没有武力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势，即使他活着，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所以幸还是不幸，还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像宋教仁和蔡锷这样两个阳光般的人物，曾在我们近代的天幕上流星般划过，足以给我们后世的读史者一些安慰。角色意识的一边倒，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其实根植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深处，不是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项羽、刘邦早岁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架势，情不自禁地发出“彼可取而代也”和“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尽管两人性格不同、感叹方式有异，但根本上是一致的。上个世纪40年代，王芸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只看见英雄，惟独看不见人民。其实不是没有人民，而是人民中的普遍意识照样是成王败寇，赢家通吃，没有失败者立足之地，所以只容许舞台上一个主角，独自登上高处不胜寒的大舞台，唱“大风歌罢云飞扬”之类的独角戏。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等又一轮主角之争，张献忠在面临失败、无法挽回之际，他的选择是向普通民众开刀，大开杀戒，遍地流血，原因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留给别人。

到了近代，这一切自然都在发生变化，异域文明投射过来的光与影，康梁长期流亡海外、孙黄宋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有海外流亡、学习的背景，近代史上的这些重要角色，来自维新、革命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对世界大势、对近世主流文明并不是无知陌生的，无论是创立民国还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都是对“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一种刷新，一种全新的超越，一种石破天惊的转变。

成败固然有很多原因，多少世代累积起来的政治文化心理，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他们固然可以在平地上造起民国的楼阁，选出国会，定出宪法，推出总统，组成内阁，但仅仅拥有这些形式还是不够的。当然形式很重要，民国诞生，这是亚洲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意义之大毋庸置疑。袁世凯生当转型之际，除了朝鲜，他没去过其他国家，对外来文明的了解极为有限，他是个传统型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他注定了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人物，他的旧瓶已装不下新酒，他只能回到老式的帝王政治的路上去。历史也不会再给予他多少机会。皇帝梦在经过晚清以来各种思潮、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之后，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尽头。人心已变，他最后免不了以灰溜溜收场。他那位有文学才华的次子袁克文与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就有不同的态度，以诗“明志”，劝说父亲：“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一个终生与权力打交道、对权力有着无穷欲望的人来说，这样的劝说注定是无效的。我想起袁世凯当年被罢官回乡、垂钓洹上时写的那些诗，一方面他固然吟唱着“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诗句，还拍照送人，演得惟妙惟肖，不过即使看他那幅广为流传的“孤舟蓑笠翁”照上，那双电光四射的眼睛也是掩盖不住他的内心世界，更何况他的诗中更多的是这样的句子：

“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在垂钓洹上的日子里，他也没有一刻忘记过“长安”。即使在袁世凯登上总统之位后，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对他的批评，早在“宋案”发生一年前，1912年4月，戴天仇就多次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大总统之叛逆》等锋利无比的短评，但这丝毫无损于袁的主角地位，直到他帝制自为，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呼啦拉袁家王朝倒塌。袁世凯当时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似乎是必然的，这里面有中国习惯的心理在起支配作用，自古以来我们的所有社会变动几乎都是武力造成的，即使到了辛亥之际也不例外，包括观察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这么看：“唯一真正的保障就是武力，靠武力解决问题。看起来，迄今为止袁是唯一有能力应付全国局面的人。”这几乎是当时举国上下包括外国舆论在内普遍的共识，这一“非袁不可”的心理就建立在袁所掌握的优势武力基础之上。黄兴由于饷械严重缺乏，空有兵权，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主张通过和谈建立共和，认为自己下不了北伐的动员令，只有切腹以谢天下。主动权因此落在袁世凯之手。

孙、黄功成身退，高风清骨，打破了几千年来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开启了全新的政治文明模式。蔡锷反对袁氏家天下，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不为一己图私利。历史的真正主角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生前手握重兵、霸占权力舞台、颐指气使，曾经显赫一时的权贵、军阀。

在这幕主角之争的历史大戏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成与败、悲与欢、生与死、阴谋与热血、光荣与屈辱……中国近代的转型最终未能摆脱旧时王朝崩溃之后逐鹿天下的模式，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在无数可以重新认识忧患丛生、风雨仓皇的中国近代史的视角中，我深知以“主角与配角”切入，仅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但这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视角，我喜欢。不同的人读史可以看出不同的景象，我总是不能忘记鲁迅关于(《红楼梦》的那段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老实说，读史也可作如是观。以角色意识为切入点，只是我个人认识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视角。在主角意识、配角意识之外，我想提出群角意识，希望更多的人具备健全的群众演员角色意识，这一思路在本书还没有真正展开，这是我必须说明的一点。另外，我还想说明中国社会从～个刀耕火种的封闭式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新的开放文明的社会转型，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甚至更有成效的不光是推动维新变法的康梁、创造民国的孙黄宋等、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梁启超、唐继尧等，还有无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各个不同的层面推动了文明的人们，比如缔造了近代出版业的张元济他们，怀抱科学报国、教育报国、实业报国、新闻报国的人们，“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历史是由合力构成的，正是他们的努力，使中国有可能告别中世纪，从古代走入近代。近些年来，我对历史的关注点渐渐转移到了他们身上。这已是我下一本书的主题。

傅国涌

2005年5月3日，莫干山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北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

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硬；语言也是简洁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觉不粗陋。

——评论家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