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丛书收录了包括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在内的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夫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王曾瑜编写的《潘家园书声》则为“岂有此理”丛书之一，具体内容包括《忆黎澍先生》《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宋代的绿色革命》等。

《潘家园书声》是由王曾瑜编写，《潘家园书声》旨在让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显示出本来面目。具体内容包括《忆黎澍先生》《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宋代的绿色革命》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忆黎澍先生

忧国忧民启深思——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

也谈劝戒贪赃的《戒石铭》

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

清官考

清官辨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古代哲人为官之道

读《海客述奇》谈科学精神

司马迁笔下的刘邦——流氓无赖

正确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

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和政治文明

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

宋朝的守内虚外

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北宋从腐败走向灭亡

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

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岳飞事迹杂谈

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和岳母刺字的传说

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文天祥的家族

李清照和秦桧、王继先

李清照与赵明诚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

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宋代的绿色革命

珍珠小史

袜的故事

金鱼的故事

书同文和标准话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言》和《二拍》

《忆黎澍先生》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此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人有时就是想不开，他们辛辛苦苦工作，又是图个什么？但总不是为了自己鼻子尖的蝇头小利，想捞一把吧。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划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向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丝毫没有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决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_999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关于刘大年自文革后期开始的表演，我在《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已作介绍，不必赘言。这些是上年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我与刘大年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有他人所不知的秘闻。在此也不可能对胡绳先生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学问有完整的评论，只须指出众所周知者，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做开国功臣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式的史学家，确实是少一个，好一个。中华民族真正需要的，正是如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的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授人大常委委员等职，胡绳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还有不少人，似乎是走着既不同于黎澍先生，也不同于刘大年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也自我感觉良好。人生本来是个万花筒，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不可相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P1-6

岂有此理！我相信，从鲁迅到当代的杂文家，他们的绝大多数杂文，都是怀着“岂有此理”的愤懑，伏案疾书，掷出杂文的匕首或投枪的。说来有趣，“古月照今尘”，三百多年、二百多年前的文坛前辈们，早已举起“岂有此理”的武器。

说来更有趣的是，八十多年前，吴稚晖老先生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从中得到了写文章的诀窍，喜不自胜，跟朋友说，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话传到钱玄同先生的耳朵里，大感兴趣，连忙到书摊上买部《岂有此理》来看，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又买来《更岂有此理》来看，更没有那两句，他废然浩叹日：“此吴老丈造谣言也！”(刘半农：《重印<何典>序》。)其实，吴老先生并未造谣，只是记错了书名，应当是《何典》。这部康熙年间上海作家张南庄写的鬼小说第一回《五脏庙活鬼求儿；三家村死人出世》，开头有《如梦令》，词日：“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康熙年间，钦定的主导思想是程朱理学，倡导毫无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儒生们满口天理、堪舆之学，也就是“谈天说地”；皓首穷经，考证草木虫鱼的考据学风行学界，堪称“咬文嚼字”之学。张南庄把这些视为狗屎不如，全是放屁，以鬼世界的阴间喻现实世界的人间，对“岂有此理”之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成了文坛奇书。这对文字狱横行的康熙王朝，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再说《岂有此理》这本书，虽然没有《何典》开头那二句惊世骇俗的话，但也是一部奇书。书分“天下岂有此理”“正义岂有此理”“历史岂有此理”“人生岂有此理”“金钱岂有此理”“文人岂有此理”“美味岂有此理”“夫妻岂有此理”“女人岂有此理”“官吏岂有此理”“文化岂有此理”十一章。从逻辑上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批评它“岂有此理”，未免杂乱无章。但全书有不少离经叛道之论，作者空空主人，在文字狱空前、知识分子头上罩着弥天恐怖黑网的乾隆时代，竞写出这部充满杂文气息的书来，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虽然他的书一直被清王朝列为禁书，但生前他并未被捕，让吃饭的家伙搬家，够侥幸的了。

列入本文丛的杂文家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是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虽然各人的风格并不相向，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深刻名世，他的这本杂文集《南磨房行走》，书名就俨然是一篇杂文。如果要指出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夫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我不敢说这些杂文篇篇都是传世之作，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余某人自我标榜的那样，“我等不及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北方文艺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这套文丛，都是杂文家们呕心沥血之作，如果读者竞不屑一顾，那肯定也是“岂有此理”！

2010年8月24日上午于牛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