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
在提倡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的国际性体育盛会上.在世界各国热情观众的注视下,11名无辜的以色列奥运代表队成员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色九月”残忍杀害。
这一轰动全球的悲剧性事件史称——“慕尼黑惨案”。
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暗地里,时任以色列女总理果尔达·梅厄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制造惨案的恐怖组织“黑色九月”付出代价。为此,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提供了一份罗列出11名恐怖分子头目的暗杀名单。就这样,历时多年、花费巨大、足迹遍布欧洲的秘密复仇行动在无声中开始,最后又在无声中结束。
后来,当媒体逐一披露出这些秘密暗杀事件时,为方便报道,将其统称为——天谴行动。
乔治·乔纳斯著作的《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可以帮您系统理清巴以冲突的具体原因,以及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国际关系。
《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讲述了5个普通的以色列人被“摩萨德”选中,组建成行动小组,肩负起了暗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头目的任务,誓要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时死在恐怖分子手上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报仇。阿夫纳(化名)是当年那支5人行动小组的组长,如今已离开“萨摩德”的他和妻子女儿在美国生活。本书是作者根据阿夫纳的亲自口述,由加拿大著名作家、学者乔治·乔纳斯执笔完成,记录了复仇行动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一些相关人士的名字均采用化名,以免曝光其身份。
谈判还在继续。最后期限被延长到了晚上9点。恐怖分子降低了要求,只需要派一架飞机送他们和人质到开罗。他们声称,到达开罗之后,除非以色列政府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否则他们不会释放这些运动员。与之前恐怖分子威胁要在这里枪杀人质相比,这也算是个小小的让步吧。
晚上8点钟的时候,德国人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来了食物。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公开谴责这起事件,并希望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时建议不要取消奥运会,因为之前以色列曾建议为纪念两名被杀害的运动员而取消奥运会。在勃兰特总理看来.如果取消奥运会就等同于宣布了恐怖分子的胜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继续举办象征着友谊和和平的奥运会,权当恐怖事件不存在,这不也很容易被看成是恐怖分子的胜利吗?不管怎样,当局要求所有参加奥运会的国家在下午都降半旗。十个阿拉伯国家表看;抗议,德国人又顺从地把这些国家的国旗升到了顶。
大约晚上10点20分,两架飞往慕尼黑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的直升机在奥运村附近一个杂草丛生的围场准备起飞。9名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到达了停在大众汽车厂里的直升机旁。尽管西德当局和以色列政府保持着高度一致——他们是不会让恐怖分子带着人质去开罗的,但是也没有试图在恐怖分子上直升机的路上伏击他们。尽管马后炮谁都会放,但如今回忆起来,这可能意味着失去了解救人质的最佳机会。
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距慕尼黑市中心大约15英里,在机场事情发展得很快,不到一刻钟,也就是大约晚上10点35分,两架直升机降落了,一架载着4名人质,另一架载着5名人质。直升机降落在离一架波音727喷气飞机一百码远的地方,表面上看这架727飞机是要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质去开罗。4名恐怖分子下了直升机去检查飞机。过了不到5分钟,5名德国狙击手在昏暗的灯光下从远处朝他们开火了。
有恐怖分子被击中,其他人开始还击。两架直升机上的4名德国机组成员试图逃跑。有两人成功了,另外两人在交火中受伤严重。以色列人质却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被牢牢绑着,蒙上眼睛,堆坐在直升机里。
令人惊讶的是恐怖分子并没有立刻杀死人质。他们可能觉得人质是他们最后的底牌;也可能是因为要与德国狙击手交火、躲避子弹而顾不上;甚至可能是不忍心杀掉明显手无寸铁的9个人:这是凶手在最绝望时的一种本能的拘束力。恐怖分子拒绝投降,尽管他们知道投降能救自己的命。
交火大概持续了25分钟。大约午夜十分,德国人不仅没法把恐怖分子从直升机下赶出来,因为人质的关系也没敢火力全开,这时他们决定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派步兵突击。就在突击要展开之时,一名恐怖分子朝载有5名以色列人质的直升机里扔了一枚手榴弹。直升机立刻炸成一个火球。几秒钟后,另外两名恐怖分子开枪射杀了第二架直升机里的4名人质。
讽刺的是,装甲车突击队这时又耽搁了好几分钟,否则,说不定泽夫·弗雷德曼、约卡夫·斯林格、艾利兹·哈芬和尤赛夫·戈特佛伦德四人还能救活。这4名以色列运动员已经快要解开捆绑他们的绳子了——事后在绑他们的座位和粗绳结上发现了牙印——他们可能马上就能自己松绑,让直升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以色列人质曾试着抢恐怖分子的武器进行自救。不过,对于第一架直升机上的阿米兹·沙皮拉、大卫·博格、安德烈·施皮茨、马克·沙文和柯特·绍尔而言,我们已不可能得知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P9-11)
1981年秋天,我的出版商问我是否愿意见一个有故事的人。在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后,我们的会面被安排在北美的某座城市里进行。在一问小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他,他向我讲述了参加以色列秘密反恐战争的主要经历,那是1972年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被杀害后,以色列组建了一支反恐分队的事。
在联系我之前,出版商毫不怀疑这个男人的诚意。当会面结束,我问了他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最终也得到了和出版商一致的结论。很显然,据我们了解,这个从孤独中走来的男人,是我们采访到的第一个以色列特工。
于是,我答应在做进一步研究后会写一本关于这位特工的书。在随后的一年时问里,我周游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还花了不少时间待在两个铁幕背后的城市里。一段时间里,信息提供人和我不停地在世界各地会面。在他的指引下,我又采访了身在德国、法国、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六人。此外,有幸还采访到了一些人,包括专家、官员和旁观者,他们能够为我提供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或其他资料。很多旁观者我都可以公开致谢。不过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人我是无法公开致谢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也不能说出主要消息提供人的名字。当然,他自己也做了很多防范措施以免我在言语上百密一疏,说漏了嘴。他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以便完成现在这本书。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中的细节,联络人安排我去看一些小型野外作战行动。我陪着特工们在欧洲工作,了解到了常规特工工作的一些基本内容,比如购买和使用非法证件,建立安全隐秘的住所,以及特工之间的联络方式和把钱交给线人的方法。虽然我的研究还远不够全面和彻底,但对于我将要写下来的这个世界来说,算是有了第一手资料。
我要写的绝大多数事件在当时的报纸上都会见到一两篇短报道。尽管从未得到过官方的承认,但这些被报道的事件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是以色列反恐分队干的。近来一些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的书籍和新闻纪实也多少暗示了这方面的意思,写过这方面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比如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以色列秘密机构》(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斯图尔特。斯蒂芬(Stewan Steven)的《以色列间谍大亨》(The Spymasters of Isral)、大卫·B.廷宁(David B.Tinnin)和德格·克里斯滕森(Dag christensen)合著的《突击队》(The Hit Team)。埃德加·奥巴兰斯(Edgar O’Ballance)在他的名作《暴力语言》(Language of Violence)中概述了一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头目在欧洲被暗杀的情况。尽管主要情节都已经很明了了,但我还是希望能从中找到新的视角。
尽管我没有虚构任何事情,但我也不指望自己能够达到历史学家的严谨程度,因为我的写作不得不依靠那个我不能说出名字的某人提供的一面之词。他所说之事的具体细节我难辨真假。更多的信息我是满意的,但为了保护我的线人和其他消息提供者,有些信息也做了适当的修改。当用一份保密的信息为蓝本写作时,最理想的手法是将两个相互独立的信息来源在一起印证:但在本书中,我并不总能达到这一标准。同样,针对没有留存谈话相关资料的情况,我不得不凭着线人的印象来还原当时的情景,这就要冒些风险了——因为人们的记忆可能是不完整的,或是倾向于自己的。
我决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讲述这位特工的故事,就像用绳子的两端把他和我的想法连在一起。在这本书里,我用了同样的方法处理不同的人物。与第一人称叙述不同,这种方法能够使我用消息提供者的眼光看待问题,进而避免我对任何观点都照单全收。就像陪审员一样,我可以从事实中推出结论。
当然,这个故事里也有不少“第三类线索”:也就是一些二手信息证据,这些已经在文章和注释里做了标记。当有时候事件原先的报道与我的理解有出入时,我会在不一致的地方加上标注。
因为书中涉及一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况且也没有什么评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解释一下我的个人倾向。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并不赞成因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恐怖行动。而且,我也不认同“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目的,而是因为他们为达到政治目的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同时,我对“恐怖主义是无能的”这种普遍的谬论也不敢苟同。我相信提出这种谬论的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恐怖主义往往会失败,或者难以达到目的,但常规战役、外交斡旋或者其他政治努力也是如此。如果这么说,那么人们就该认为战争和外交等手段也没什么用了。我觉得,不管成功与否,恐怖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
然而,反恐往往也是血腥的。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在祖国政府的授意下,最终亲手杀死12个人,其中7个人是被冷血地谋杀,故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一系列种族问题,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讨论,因为这些问题都会在书里找到答案。
在以色列及其敌人之间,我支持以色列。除了我是犹太人之外,还有两个理由。第一,我相信自由民主制度要优于其他已知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最接近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二,在武装冲突方面,尽管以色列的记录,特别是后期记录不那么完美,但是在整个中东冲突期间,以色列一直坚持以适当的更高标准打击对手。我并非不同情巴勒斯坦人,我只是不同情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
乔治·乔纳斯
于多伦多,1983年6月
这本书充满了令人信服的细节。——《纽约时报》
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之间架起的罕见视角……
几乎可以让所有读者对情报工作的阴暗面感兴趣。——Kirkus
我们所处时代的真实故事。——《星期日邮报》
引人人胜!——《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