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融为一体！非常时期传人的一次大手笔，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份！

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来看，1975年是少有的波澜激荡的一段历程。在这一年，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天下大乱”、“打倒一切”造成的后果积重难返。也在这一年，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在奇迹般复出后，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党心民心大为振奋。在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和一些思想敏锐的干部群众对中国前途的深沉思考，以及为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表现出的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境界和风骨，是感人至深的。今天看来，当年积累起的一些真知灼见和政治经验，无疑连接着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并导向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种历史内在的逻辑，使1975年成为值得记述的一年。这是《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要着重研究和叙述的内容。本书由张化著。

张化的这本《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专著，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得。作者发掘了大量当年从中央到各部门以及一些重点地区的文献资料，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将文字资料与口述史料融为一体，深入地论述了1975年整顿的历史背景、整顿的指导思想以及各领域整顿的特点，记述了整顿中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所进行的斗争，首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在不少方面填补了空白。

前言

第一章 新年的到来

 一、进入1975年的中国社会

 二、毛泽东生日的谈话

 三、四届人大的召开与国务院新领导班子的确立

 四、动荡的新春

第二章 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一、军队整顿为开端

 二、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

 三、打通铁路大动脉

 四、“铁路上来了，你们怎么办？”

第三章 “敢字当头”、“不怕打倒”

 一、钢铁生产仍在欠账

 二、“一吨不少”、“各家不让”

 三、企业要讲经济效益

 四、“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辨子多”

第四章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一、三十三条语录和“全面专政论”的提出

 二、难以跨越的障碍

第五章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交锋

 一、“反经验主义”浪潮的兴起

 二、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交锋

 三、“三项指示为纲”

第六章 加快发展国防科技

 一、“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

 二、“还我旧时精神”

 三、大家都做“七一”派

 四、抢时间研制出战略导弹

第七章 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

 一、新的军委常委会和两个主要工作

 二、军队要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

 三、军权不能落到“四人帮”手里

 四、转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轨道

第八章 整党的初步措施和部署

 一、党和政府内的“反潮流”分子

 二、闹派性的人有多少，调多少

 三、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四、准备全面整党

第九章 在工业发展上理出思路

 一、经济领域风波迭起

 二、整顿企业的动员令

 三、制定加快工业发展的章 程和长远规划

 四、工业“十八条”的形成和“二十条”的定稿

 五、各种经济管理条例的制定

第十章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一、把搞乱了的科技战线“扭”过来

 二、所长同志，听你的！

 三、“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

 四、《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

 五、《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讨论和定稿

第十一章 扭转教育界存在的危机

 一、围绕教育部部长人选的斗争

 二、“教育界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

 三、说教师是资产阶级，不是打自己的嘴巴吗？

 四、学校不培养人是要拖后腿的

 五、《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

第十二章 文艺政策的调整

 一、“百花齐放都没有了”

 二、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

 三、在“四人帮”独霸的文艺界打开缝隙

 四、一丝生机的显露

第十三章 思想理论界的斗争

 一、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思想理论队伍

 二、“抓理论旗帜”的背后

 三、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没有解决

 四、《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五、刊物要反映“迫切的、尖锐的问题”

第十四章 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全面整顿的提出

 一、难以确定的会议主题

 二、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

 三、江青的蛊惑

 四、农业问题上的不同声音

第十五章 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形势的逆转

 二、整顿的中断

 三、“实践可以证明”

第十六章 共和国历史转折的前奏

附录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重印后记

第一章 新年的到来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九个年头。

新年到来时，《人民日报》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元旦这一天，报纸头版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刊登毛泽东的彩色照片，照片左边是三条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

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

实行全面的专政。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新年献词》强调：在新的一年里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紧进行“批林批孔”运动，等等。其他报纸也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语言。小报抄大报，大报抄“两校”，是人们多年来对新闻界的一种概括。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像这样逢节假日以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和“最高指示”作为报纸头版内容或刊物封面，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九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剧烈而重大的变化，此时，这种现象没有随岁月流逝而有所改变。

当然，新年到来时，社会也不是一切如常，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就多少带着点儿新鲜味道。哈尔套公社是一个有着多年集市贸易历史的地方，在1975年元旦，出现了改造旧集市而创办的社会主义新型大集。“这一天，各大队的社员群众由干部带领，挑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四面八方赶到哈尔套街里，参加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把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交售给供销社，然后，再到供销社的门市摊床选购自己需要的各种农具和其他日用品……过去那种呼买叫卖、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习气一扫而光。”当时认为，这样做“就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九类一百二—H＼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阵地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把资本主义势力压下去了”。哈尔套大集是与“旧传统决裂”、“兴无灭资”的一个典型，它在1975年元旦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大革命”结出的又一“成果”。当时认为，这是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种种迹象表明，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将继续下去，哈尔套大集的出现，使新年一开头就充满了“继续革命”的气氛。

一、进入1975年的中国社会

1975年不是平静地到来的。它虽然刚刚开始，但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蕴藏着的多种矛盾到这时已经积聚得越来越深刻。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时预定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由“天下大乱”引发出的矛盾却越积越多，造成的恶果逐渐彰显。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社会上下对运动的厌倦情绪不断发展，希望社会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的呼声更加高涨。中国是带着这些积聚己久的矛盾和不断产生的问题进入1975年的。

为了对1975年到来时的社会状况有个大致印象，不能不对这场运动发动九年来的基本进程作一回顾。

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预定的目标。1966年，为了把他认为的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他不惜以打乱全国秩序为代价，从文化领域开始，发动了这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经过长达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在狂暴的造反浪潮冲击下，先是“挖出”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继而，摧毁了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和地方数以几十万计的领导干部、知名人士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完全停顿。

“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经过两年多造反、夺权狂潮的冲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这时他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两三年内“胜利结束”。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大上向全党和全国发出了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逐步结束“文化大革命”。

P2-4

本书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一年发生的事情。

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几年前偶然产生的。那是因为工作需要，我接触到1975年前后的一些文献资料。翻看那一页页泛黄的纸张，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冲动，产生了较强的写作欲望。

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翻阅当年的史料，在心灵上产生奇妙的感应和契合，是十分自然的。不过，产生这股涌动的思绪，或许还与回顾历史时有了新的发现有关。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是，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我们可能至今不清楚当时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压根儿不会想到一件看似平常的事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会对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对于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更感到困惑了。现在，既然自己有幸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应该把自己了解到的、想到的写下来，告诉同辈的和后来的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昨天，认识中国的今天。

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来看，1975年是少有的波澜激荡的一段历程。在这一年，震撼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天下大乱”、“打倒一切”造成的后果积重难返。也在这一年，被打倒多年的邓小平在奇迹般复出后，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社会秩序明显好转，党心民心大为振奋。在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和一些思想敏锐的干部群众对中国前途的深沉思考，以及为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表现出的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境界和风骨，是感人至深的。今天看来，当年积累起的一些真知灼见和政治经验，无疑连接着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并导向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这种历史内在的逻辑，使1975年成为值得记述的一年。这是本书要着重研究和叙述的内容。

在1975年，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方面是，全国开展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继他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作出“五七指示”、1969年进行“斗、批、改”之后，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集中反映。虽然，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可是，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机是很难简单地予以否定的，更何况那个年代遗留下的一些问题至今仍在缠绕着人们。比如，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除了要打倒他认定的党内“走资派”以外，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在上层建筑领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能够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队伍出现腐败现象吗？1975年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比较典型的历史环境，这是本书将加以考察和研究的又一个方面。

为了全面而系统地反映1975年整顿的全貌，本书在按时间顺序从总体上反映整顿进程的同时，适当集中材料反映整顿在重要领域和方面的进展概况，尽量做到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当然，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只能由读者来评价。

张化

于北京大有庄

几年来，在完成室里交办的各种任务和其他工作的过程中，我一边四处奔走，查档、采访、收集资料，一边在一个个专题研究中形成认识，断断续续地写下了这本书的一节节、一章章。整个过程似乎不大容易，基本上是写写停停、放放改改，稍微有点时间，就赶紧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上来。光阴伴着电脑键盘的跳动从指间一点点流过。我曾经采访过的当事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已身患重病言语困难。而我却时常被这样那样的事情“绊”住，不能一鼓作气地写作、修改此书，因此经常感到苦恼。不过，每当想到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为了接受采访而翻箱倒柜搜寻尘封多年的笔记本和第一手资料，竭尽所能地提供各种线索时，一种责任感便使我平静下来，又打起精神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中去。这本书的完成也算是对这些老同志诚恳相助的一个回报吧。

到目前为止，所能查阅的资料和能了解到的情况是十分有限的。由于亲历者、记录者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局限性，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得出相异的、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这本书对一些史实的叙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难以摆脱的局限性。对于书中的不准确和不周全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惠同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韩钢同志、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单秀法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书稿写成后，财政部原部长张劲夫同志看了有关财经整顿的内容；中央丈献研究室原主任李琦同志看了第十一章；郑惠同志看了第十二、十三章；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同志看了第十章，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席宣同志、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周承恩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谦同志审读了全书，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根据这些意见，我又对书稿作了较大修改，部分调整结构、补充内容，并对开头和结尾的两章作了进一步概括、充实。对于上述老师和同志对此书的指点，以及多年来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我的帮助、支持，谨表示真挚的感谢。

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先生吴新华，多年来他一直关心、支持着我的研究工作。他是我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时与之商讨的对象，也是_位严格的评论者。

对于此书的编写体例、内容安排、材料运用以至观点表达等方面的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将来适当时候进行修订补充。

张化

2002年12月8日

在本书正式出版前，我又对一些篇章作了调整、修改，并根据不断披露的史料，在一些方面作了补充。

2003年12月补记

此书既有理论分析，又有经验总结，史料翔实，述评可信，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论著。在“文化大革命”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应属首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席宣

这本书是以1975年整顿为主题的学术著述中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不仅以资料的丰富和全面见长，在观点上也力求创新，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较传统看法有所突破。

——金春明

该书的最大优点是历史过程叙述清楚，资料丰富，文字干净。用第一手独家采访资料来说明问题，史料价值相当珍贵。

、——石仲泉

作者依据丰富可靠的史料对这段重要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和深入具体的分析，是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严肃认真的专著，将1975年整顿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周承恩

一部资料丰富的好书。著者将档案资料、文字资料与口述历史融为一体，点面结合，重点突出，使历史事件生动地再现。

——王年一

一部用史实说话的好书。该书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详尽叙述了这段波澜激荡的历史，并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分析，向人们揭示了中国在这一年出现剧烈动荡的深层原因。

——林蕴晖

作者依托丰富、翔实的史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与结论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党史、国史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

——掷谦

这是一部重要的学术力作，是邓小平生平研究的一个突破。本书史料翔实，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透彻，有独到见解，给人以启发。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得，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龙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