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到1945年的8年抗战中,电影也形成“全民抗战”之势。在武汉、重庆、成都形成了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和西北制片厂为主体的“大后方电影”,如“中制”的《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民族万岁》;“中电”的《英雄的中华儿女》、《中华儿女》、《长空万里》;“西北影业”的《风雪太行山》等,都成为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的战斗号角和反映军民英勇抗敌的英勇的交响曲。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有着一支艰苦奋斗的电影队伍,以袁牧之、吴印咸为首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记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这套丛书由《抗战时评》、《抗战诗歌》、《抗战戏剧》、《抗战电影》、《抗战海报》、《抗战照片》6部分组成。它遴选、收录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14年间海内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时评、诗歌、戏剧、电影、海报、照片,并加以研究,这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尤其是抗日战争文化史的研究上是一个贡献,它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
丛书各册有其独特的学术意义和价格。譬如,学术界、出版界过去甚少关注抗战时评和抗战海报,国内外尚未见到类似的出版物。抗战诗歌、戏剧、电影的编选和介绍,也有其新颖之处,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自领域的新成就。抗战照片不是简单的图片汇编,它以真实的场景把人们拉回到那个受屈辱和奋勇抗争的英雄年代。
迷途的羔羊
1936年8月
导演:蔡楚生
摄影:周达明
主演:葛佐治 陈娟娟 沈浮 郑君里 黎灼灼
故事梗概:
农村苦孩子小三子的爸爸,和同村的小女孩小翠的爸爸一起被抓了壮丁。旱灾来临,小三子的奶奶饿死了,爸爸又因想逃回家而被打死,无家可归的小三子成了孤儿,流浪到上海。大城市同样不景气,工厂倒闭、商店停业,到处是失业者。为了生活,小三子做过乞丐,替瞎眼的算命先生引过路,也帮过黄包车夫拉车过桥。他常独倚桥栏,望着人家屋顶的炊烟出神。有时候,直到街灯亮了,他才好容易搞到一点吃的。深夜,他在风雨交加中睡在街头。不久,小三子认识了一大群流浪儿,又碰到死了母亲也成了孤儿并流落到城市来的小翠。后来,小三子因偶然的机会做了富翁沈慈航的嗣子,虽有许多人企羡他,老仆人也待他很好,但他却仍旧怀念着他那些流浪的小朋友,常常隔着花园的篱笆,把玩具、糕点送给他们。他被送到贵族学校去读书,同学知道了他出身贫穷,就百般嘲笑他,校长也认为沈慈航不该收留小乞丐作嗣子。随后,小三子因无意中撞见沈太太与姘夫偷情,于是沈太太便串通保镖,诬赖小三子偷窃钻戒。这样,小三子便终被沈慈航赶走,仗义的老仆人为他辩护,也因而一起被逐。老仆人租得一间小屋,与小三子住在一起,并收容了那些流浪的小朋友。后来老仆人饿死在路上,孩子们也被房东赶出,又流浪街头。他们因为饥饿,偷了几个面包,被警察追捕,逃到一座正在建的摩天大楼上。流浪儿们面对着茫茫上海,彷徨无助。这时,银幕上映出了孩子们惊恐含泪的脸,推出了下列字幕:“各位!假如这些‘迷途的羔羊’——无告的孩子们,是你亲爱的弟妹,或者是儿女,你应该有什么感想?”
影片评介:
本片是我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该片通过小三子们的遭遇,生动地反映了流浪儿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它的片尾更是意味深长:小三子和流浪儿们被警察一直追逐到摩天大楼的钢架顶上,这象征着流浪儿在当时社会里的处境,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程度,相当地发人深省。片中许多细节的运用也颇有寓意:初来上海的小三子站在黄浦江边,首先看到的竟是把炮口对准上海的外国兵舰,那粗大的炮筒占据了大部分画面,形象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再如影片中孩子们所玩的“长城之战”游戏:小三子率领大家守卫用石头垒起的城墙,由抵抗失败而终于反败为胜,含蓄地表达了团结抗日的思想。这在当时抗日宣传受遏制的环境下,显然是别具意味的一种努力。
在影片《迷途的羔羊》中,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流浪儿童不幸遭遇上的描写,还着力刻画了他们可爱的性格:小三子的顽皮活泼、机警聪敏、敢于反抗恶势力和对流浪小朋友充满友爱;小翠的天真纯朴,以及其他流浪儿童的团结互助,这一切都很好地再现了流浪儿童的美好心灵。在这里,贫苦儿童的优美性格与他们不幸的痛苦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加激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深厚同情和对于整个社会的反思。该片的插曲《新莲花落》也很出色:“天灾使我们成一家,人祸逼我们牵紧手;要吃饭的大家一齐来动手,没人把粮食送上口!”它隐含着团结反抗的主题,因此在审查时被剪掉了。
P11-13
在最初的石头说话丛书设计中,是没有《抗战电影》的。记得,清刚、自然来京征求意见时,我贸然提出,应当有抗战电影这一部分。他们对于我的意见十分认真,回到河南很快就打电话给我,社里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我担任主编。我再三推辞。他们以为我在北京,寻找合作者比较容易,否则他们就又要跑到北京来,这样,才答应下来。
于是,我便邀请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靖波教授担纲;但是,不久他就接到赴德国访学的邀请,于是便请他的同事史博公同志接手。博公是尹鸿教授的高徒,致力于中国电影史的教学和研究,颇有成绩。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之所以建议将抗战电影列入丛书,并非因为我对于电影有所研究,而是由于在研究中国话剧史的过程中,也不能不对与话剧史相关的电影史有所关注。这使我知道,中国电影,尤其是抗战时期的电影,对于抗战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尽管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艰难,电影的器材和耗材不但依赖进口,而且价钱昂贵。但是,正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电影工作者仍拍下了许多优秀的抗战故事片,以及大量的抗战记录片。
如同抗战戏剧一样,抗战电影也将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的有关抗战的作品包括进来。这是因为,电影在全民抗战前夕,也即在1931到1937年问,就拍下了一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那时,电影公司多系民营,却能把民族大义放到首位,如联华、明星、天一、艺华、电通等都拍了不少呼唤全民抗战的作品,如联华的《共赴国难》、《三个摩登女性》、《迷途的羔羊》、《大陆》、《狼山喋血记》,明星的《十字街头》、《同仇敌忾》、《马路天使》等,其中《马路天使》堪称经典之作。
在1937到1945年的8年抗战中,电影也形成“全民抗战”之势。在武汉、重庆、成都形成了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和西北制片厂为主体的“大后方电影”,如“中制”的《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民族万岁》;“中电”的《英雄的中华儿女》、《中华儿女》、《长空万里》;“西北影业”的《风雪太行山》等,都成为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的战斗号角和反映军民英勇抗敌的英勇的交响曲。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有着一支艰苦奋斗的电影队伍,以袁牧之、吴印咸为首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记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其他,如上海的“孤岛”,在日寇的眼皮F,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创造了另一种类的电影,如以古装片来塑造民族英雄,拍下《木兰从军》、《明末遗恨》等,鼓舞民族士气。有的更以时装片来揭露日寇铁蹄下的灾难生活,如《王先生吃饭难》等。从内地到达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则在香江建立起抗战电影的阵地,拍摄了一批抗战的电影作品,如《血溅宝山城》、《游击队进行曲》等。
正是在电影中,不但诞生了《义勇军进行曲》如此伟大的歌曲,更涌现出一批抗战歌曲,唱遍了全国,汇成全民族的怒吼!
抗战电影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抗战电影中凝结的民族的正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魂,是永不屈服愤然崛起的精神!
由于时间的紧迫,加之篇幅限制,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务期见谅!但我们献上的是对于抗日电影工作者的崇高的敬礼和深深的怀念!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回顾60年前的那段关乎国破家亡的电影史,无疑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要重新感受“抗战电影”,我们就首先必须对“抗日战争”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定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八年抗战”的说法早已约定俗成、家喻户晓,然而广为人知的提法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确凿写照。事实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当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则仅仅标志着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否则我们不但无法评说——此前已经沦陷了6年的——发生在那片黑土地上的历史,而且我们也无法告慰那一个个——在1937年以前就已经为故国家园血洒疆场的——英烈忠魂。因此,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无疑应当是“14年”,而不仅仅只有8年!!当然,在此期间拍摄的有关抗战或以抗战为背景的电影,无论从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其包含的宗旨来看,显然就是名副其实的“抗战电影”!这批作品既包括那些矛头直指日寇的影片,也涵盖那些虽然没有直接触及战争或抗日题旨,但分明蕴含着控诉侵略者暴行、弘扬团结御侮精神、彰显保家爱国气节的一大批警醒国人的作品。
宏观而言,“抗战电影”在这14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31~1937年)的抗战电影主要来自上海的各个民营电影公司,其抗日主题大都较为含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尚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后期(1937~1945年)与前期的作品明显不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转而奉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国民政府开始大力支持直接服务于抗战主题的影片拍摄,所有“抗战电影”都以弘扬杀敌报国的民族精神为己任。
在后期这8年里,“抗战电影”的制片单位,主要以尚处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范畴之内的、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和西北影业公司等国营机构为主,较著名的作品有《八百壮士》、《东亚之光》和《华北是我们的》等;各个民营公司虽然受战乱破坏十分严重,但也有一些作品问世,代表作有《血溅宝山城》、《孤岛天堂》等,他们的努力充分体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族精神;同时,来自荷兰、美国、苏联等国的电影人也拍摄了几部珍贵的纪录片,其中尤以伊文斯的《四万万人民》最具影响力;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电影事业也在此时起步,留下了《延安与八路军》等影像史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七七”事变之后身处上海“孤岛”和沦陷区各地的广大电影人,面对严酷的生存困境和种种威逼利诱,不仅没有拍摄过一部卖国求荣的汉奸电影,而且还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向铁蹄下的同胞推出了一批饱含着爱国情怀、浸透着民族气节的佳作,典型作品如《木兰从军》、《孔夫子》等,把这批作品也归诸于抗战电影,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这批为数众多的“抗战电影”,包括纪录片、剧情片、动画片等多种样式,选材角度相当广泛,既有正面描绘爱国官兵浴血疆场、壮怀激烈的英雄史诗,也有侧面抒写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毁家纾难的慷慨悲歌;既有表现附逆分子悬崖勒马、将功折罪的边缘题材,也有再现日军俘虏迷途知返、弃恶从善的人间正道;既注重对正面战场的着力弘扬,也不乏对红色边区的刻意点染……可以说,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仅勇敢而自觉地挺立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充分运用手中的特殊武器,为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用自己的血肉与全体同胞共同在华夏大地上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
纵观抗战电影史,我们禁不住为中国电影的先辈们那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与硕果累累的丰功伟绩而击节赞叹,他们不但用自己卓越的才华与超拔的勇气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更为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可歌可泣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