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选本，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将发表子2010年1－12月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杂文选本，偏重真性情的袒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中的人文关怀。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辽宁人民出版社太阳鸟文学年选为当代文学存档，已历时十三年。

丛书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序 杂文，写成“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我不承认你”

论网评“三手制

有尊严地退休

大学是间坏公司

“被代表”

民国“范儿”

把上帝拉来做推销员

大愚若智

老故事

解构血写的历史

所谓故乡

腔调

不留宿债给孩子

我不轻易称是谁的“粉丝”了

光屁股国王的儿子

中国作协与“兹证明”

“揣着糊涂装明白”或反之

阿丑何在

“苦丁茶”之味

得瑟

“卖奥巴马安全套啦！”

听“阿拉”说普通话

这年头，知识为花街柳巷增色

我开始喜欢骗子

“品头论足”也能对打黑作贡献

哭笑不得说“配套”

韩寒说，韩峰是个“好干部”

听闻奥巴马吃街头小店

广告夸张与明星谵语

遥想当年“外宾”好

文学何为？

圆明园，好一个商业资源

七十五，能杀否？

缓查贪官：一个诚信的圈套

中国特色的爱情市场

新闻开放，让上海更美好

韩寒这个叛徒

普京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

顾城躺在他的《墓床》里

被小人物改变才是一个国家的光荣

灯都灭了

删除好友

不是这个是那个

“本人在城区没有一套房子”

好莱坞的“主旋律”

余秋雨最怕什么？

天下大美

古代假冒伪劣

站在巨人肩上“得瑟”

“不考语文”错了吗

从高人与阔人谈李一现象

贺部长，俺跟您说说古仁人为官之道

孔狗鲁牛论

官员“雷语”的积极意义

罚非其罪

交椅

官满如花谢

面对联合国的“夸”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李白写马屁诗

肢体导演张艺谋

“标题党”的快乐岁月

所谓“佳话”

奇技淫巧

不受骗，并不难

进了妖精洞

愿像那水中浮木

诺贝尔的把式与文强的把戏

荷的沉默

今日国民党为啥不挂蒋介石的像

女神在哪里？

“这牌子真棒！”

漫画，用笑来战斗

成熟，难矣哉

反目成友

“人民的任命”在心上

知识就像内衣

寂寞，并非是个传说

养别人的孩子，你愿意吗？

神仙为何偷跑下界做妖怪

他暗暗地与文学离婚

你“喝汤了没有？”

伍部长请补“素质”课

生死豪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身成就奖

唐家璇“泄密”之谜

我们动不动就不高兴

省下的时间哪儿去了

世上没有安于老实的人

一个人的文化选择

曼德拉，曼德拉

粗鄙不是力量

吴公民的“公民精神”

贿赂无雅俗

地主和他的老婆、儿子及私生子

莫让神女悲凄

《阿Q正传》就像说昨天的事

“一罪不两治”和“被笔名”

他们都有气度，那么，鲁迅呢

“小胡适”传

那个人是你亲弟弟呀！

怎样才算了解了中国

《蜗居》的“大错”

“哼哼嘤嘤”的蚊子

真假精神病人：个人、家庭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

老大的幸福与阿Q的幸福

武丑乎，文丑乎？

“谈虎色变”和“谈虎色不变”

伟哥与皇帝

鲁迅又出状况了？

无限柔媚

修复黑夜

今人难当“徐霞客”

鲁迅：神？狗？人？

华佗呀，你真傻

仇和？求救？求久？

“替坏人说话”的勇气

相约星期天

读画

“麻雀实名制”

我们进入搞笑年代了吗？

官气·商气·匪气·江湖气

上风上水

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

打黑“黑色版”

变脸

恩重如山的葡萄

你土不土

我们的饮食文化带着一股豪气

这是中国“园子”里的“凄惨小白菜”吗？

同情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女

“名”花渐欲迷人眼

不成功，赶紧死？

如此“作家”，什么岁月？

俄罗斯姓什么

灭“小三”秘笈

辛弃疾未弃之“疾”

贾宏声之死：中国地下电影的牺牲品

中国外汇能买几个果子？

三俗非俗

国可破，山河不可破

美国佬调侃总统中国人耍笑弱者

笑脸为什么只留给熟人

美国：生活中的英雄

农民工的“帽子”

人生四境，迫生最下

李敖并没有多少关于韩寒的知识

当文字关乎安全和尊严

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

改名改字，不如彰善除弊

我们的安全感与彼辈的安全感

书生与天下

马诺回应赵忠祥的一封信

致良知

语言是无须“保卫”的

奥巴马周末玩得好开心

“我不承认你”

阿敏

有个熟人，在机关里工作，爱较真，属于不怕事的那种性格，他的顶头上司的办公室主任一职，是跑官“跑”来的，他曾当面直白地对主任说：“你以后少支派我。我不承认你！”根本不听指挥。

对通过种种恶心手段得到职务的行为给予鄙视，肯定是一种正义行为，这不会有疑义；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有些颇费踌躇了：该不该承认人家弄到手的官位，听不听人家的指挥呢？

从程序看，人家的职务任命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的，不存在非法；不接受对你的领导，不听从指挥，就是违反纪律，应当受到批评；如果情节严重，根据公务员的有关“条例”，还有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等着你来品尝。但是依照另一种情理来讲，跑官本身，的确极不正当，几乎所有的跑官者，都是携带钱物在“跑”，是不折不扣的行贿行为，视它为“非法”，也不无道理。明知官位得来的途径龌龊，还要接受人家的领导，尤其面对的是趾高气扬的角色，被他支派着千这干那，任谁心里都憋着一口鸟气。

明明白白告诉对方“我不承认你”，把自己心中认定的“非法”(即“不承认”)直通通地说出来，很具有标本意义，可以将它看做是对“程序认定”的一种公然挑战。“程序认定”的“合法”，向来威力巨大，不可抗御，代表着正统的权威。也正因为如此，在“程序认定”这个环节上，官场才会上演出很“生动”的故事，地方人大选举，时有“做工作”压力之下的强拉硬拽事情发生。被强拉硬拽的人，虽然一时很尴尬，甚至有点灰头土脸，可当这个“程序认定”完成之后，立刻就意味着实现了华丽转身，一个合法的、正统的、他下令你不得不听的官就产生了。所以，“程序认定”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即使某个人身上污点显著，可只要经过了这种认定，就奈何不得他了；个人的“心中认定”，从力量对比上讲，是根本不具有抗衡性的，甚至人数再多也无用。然而，“我不承认你”所体现的意义，也恰恰在此，它告诉我们，“程序认定”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已经到了有人甘冒遭受行政纪律处分的风险，不惜采用极端方式以示对抗的严重程度，亟须“心中认定”与“程序认定”相一致的用人制度产生。

个人“心中认定”的“非法”，尽管不算数，一点儿也不耽误“跑”来的官行使职权、享受级别规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可是要想使那些满肚子都是怨气的同僚和属下再兢兢业业地做事情就是妄想了。不少地方，整顿机关干部“散、懒、慢”等不良作风收效总也不大，原因就在于没有消融掉人们的失望情绪，会干的不如会“跑”的，谁还会把干事情当回事呢？

敢于直白地说出“我不承认你”的，绝对不会很多，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像我的这位熟人这么“发飙”，不藏不掖地给对方弄难堪，多是嘴上不说，心怀不满——而这，恐怕就不是少数人了。谁会对跑官的人心悦诚服呢？

说千道万，要紧的还是要让“心中认定”的“合法”和“程序认定”的合法趋于一致。从道理上讲，人们的“心中认定”似乎更重要一些，因为它是一种宾服式的认可，而单纯的“程序认定”则带有强迫色彩。官员的任命和使用者，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掌握着正统权力，以“程序”来轻蔑人心，须知，人们心中认定的“非法”，是有很大破坏力的。

那么，到底该不该承认“跑”来的官呢？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仍很费踌躇，那就等到完善的用人制度建立的那一天吧。

原载《齐鲁晚报》2010年4月24日

论网评“三手制”

安立志

据1月19日《中国甘肃网》报道，甘肃省已作出部署，今年将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形成以50名网络评论“高手”为核心层、100名网络评论“好手”为紧密层、500名网络评论“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这些网评员的任务是，针对网上热点，及时发帖跟帖，正确引导舆论云云。

我国国情比较特殊，什么事情都要分出等级。古代有公侯伯子男，当代有国省厅处科，这网评员也分若干等级，这就是“核心层”之“高手”，“紧密层”之“好手”，“外围层”之“写手”。“三手制”的确定，同样体现了“中国特色”。按照一些大型文化活动颁奖的惯例，评论一下网评员的“三手制”，也要遵循先低后高这个不成文的规矩。

先说这“写手”。“写手”为“三手”之最下者，要求不可太高。既然职责是“正确引导舆论”，既然方式是“及时发帖跟帖”，因此，一有新政推出，就要积极扮演“歌德派”与“喝彩派”。文字好一点的，要多写几篇《为××喝彩》、《赞××》的顺风文章，何况网上已经有了“喝彩王”的现成榜样。要领是迅速和及时，真正做到“喝彩不过夜”，“歌颂不过时”。文字差一点的，首先要抢“沙发”，抢头帖，只要“顶”、“狂顶”、“严重同意”就算大功告成。履职之中，当然也需要对质疑的“拍砖”，但总以“喝彩”为主业。只要与官有染，哪怕是“周老虎”、“七十码”、“躲猫猫”，也要照顶不误；只要与官相对，即使是“开胸之士”、“断指之徒”、“自焚之女”，也要照砸不软。“写手”虽属“外围层”，但阵容强大，蔚为大观，因此可以称为“喝彩党”。由于履行这份差事的技术含量比较低，所以待遇也较微薄，每帖报酬大约一枚黄色硬币而已。

再说“好手”。“好手”也以“歌德”、“喝彩”为主业，但其做起来，技术含量非一般“写手”之可比，比如，某上峰偶放一屁，能否写出“高竦金臀，弘宣宝气”(《笑赞》)的绝妙好辞，那才是检验其本领是否过硬、水平是否真高的基本标准。“好手”人数虽较“写手”为少，但也多达百人，故可称为“屁颂党”。

P1-3

杂文，写成“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王乾荣

25年前，龙应台女士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问》写专栏，于国民党威权严峻统治之下，大批台湾社会弊端——居然大义凛然！大揭台湾社会乱象——居然几无顾忌！大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居然声嘶力竭！

她形容台北的交通“乌烟瘴气”。她贬称台北是她“见到的最丑陋的城市”。她把淡水河比喻成一条“烂肠子”。她告诫孩子家长，“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她竟然傻里吧唧地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甚至蛊惑人心，说“政府若失信于民，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引文见三联书店2010年5月版《野火集》，下同，别有出处者另注)

如此铁板铜锤、目眦尽裂的粗砺“凶相”，不认识的人，谁也不相信她竟然是一位柔弱女子。

后来龙应台将《人间》文字，以《野火集》一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台湾，被誉为“照出了台湾社会人心诸多弊端”的“亮光”。“野火”燎原，“龙旋风”声名大噪，随“火势”而刮遍台岛乃至全球华人世界，于今不衰。

可是，龙先生不过生了一下气，急吼吼说了一些实话而已，没有什么呀。类似“出气”般的谠论，今天在咱们大陆的网络页面、报刊版面，不说铺天盖地，也差不多俯拾皆是，密密麻麻，比龙女士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当时台湾，那简直“反了”！这般“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明目张胆的“抹黑”、“煽动”，可是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只许人民“听话”、喜欢歌舞升平、享惯歌功颂德的统治者，所乐意听的？当然不。“党国”的“有关单位”，十分“抓狂”了！

于是：“中华民国行政院教育部部长”李焕，约龙应台去“部长”办公室“漫谈”；“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想“见一见”龙女士；军方“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欲请她“吃饭”……这些赫赫大员的意图，不言自明。尽管尚无情治机构出面，人们仍为龙先生捏一把汗。

还好。龙应台记录那几场“约见”情景时，写道：“李部长极谦逊，专心地聆听，并且做了笔记。”“宋主任夫妻态度自然，言谈诚恳。我们交换了些对-时局大事的看法。”“许将军温文儒雅，谦和中不失锐利……‘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

关心龙女k的朋友，总算出了口长气——其文虽然被歪曲和夸张成“祸国殃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及被禁的风险，但并未被‘封杀’”；其人，更没有被拘押、公诉、审判，乃至坐牢。

在风雨如磐的高压之下，龙应台侠女一般，一点儿也不唯唯诺诺、吞吞吐吐、温柔敦厚，既痛快淋漓发出了她的怒吼，倾泻了她的怨怼，诉说了她的衷肠，剖白了她的肝胆，燃烧了她的情愫，标示了她的期许，寄托了她的愿景，于几近无真声处，反“潮流”而动，大放厥词，出入所不敢言，道人所不能言，在某类人听来，简直句句刺耳，声声如雷，引起文化管制当局的惊恐和不满——却奇迹般未遭封杀。这是何等境界！她浑身趁几多解数？她是不是太聪明，太有才了？是的，太有。

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台湾《中时晚报》总主笔杨渡先生深知龙氏。他2005年在《检验龙应台》一文中说，龙应台所写，“是一个可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她选择了一个角度，一个射击手的目标”，这样，“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进步的一面，但又不直接让当政者觉得充满敌意，而加以摧毁”。想想看，一人的先进言论，总是大大喇喇莽莽撞撞，动辄突破当局“可忍”界限，连报纸都上不了，又如何去影响读者和大众呢？杨渡说，龙应台“懂得在禁忌和被容许的极限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走在“既有几分危险的高度，但又不至于掉落而亡的地带”，所以，她“赢得最大掌声”。

龙应台所写，属于“敏感文体”杂文。杂文也像人，首要的是生存，然后温饱，进而发展——你不能叫它生下来就夭折了。龙氏以巨笔重批文工会、警总、地方当局、官僚、政客……既可能被查禁，因为文笔火辣而“凶狠”，相当于大陆所谓“恶攻”；却令当局找不到查禁的理由，因为她说得真实而准确。她总是道出“常识”，故而“巧妙地闪躲了政治炮火”。

另一方面，龙应台遭到更激进人士指责，说她“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龙反驳说，她的杂文，“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仰，因为我确实认为‘苍蝇’责任更大，比‘老虎’还大”。其实她虽然没有“直接打‘老虎’”也巧妙地几近“摸”了几把“老虎屁股”，“捋”了几下“虎须”呢。

回顾龙应台当时景况，审视咱们，不由感慨满怀。杂文作者及杂文在大陆的遭际，如诸多“右派”杂家及其杂感，如夏衍、唐弢、孟波及其《长短录》，如马南邨及其《燕山夜话》，如吴南星及其《三家村札记》，过去的，尽人皆知，不说了。毕竟时代进步，如今舆论环境跟“过去”比，有时真觉恍若隔世。即如前述。现今网络报刊杂文随笔，比诸50年前的“放毒”、40年前的“影射”、30年前的“反党”，以及20多年前龙女士的肆意和“狠毒”，都要放胆和赤裸裸得多，并且汗牛充栋。但据我目之所及，尚未发现反对共产党的。在这个大框架内，作者们有啥写啥，并没有遇到太大麻烦。若在1957年，我确信，光是这个选本的作者，一多半早戴上“‘右’帽”了，还让你发言？

当然不是没有麻烦。袁成兰900多字一篇小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不是触怒了一位小小文化局长，被告上法庭吗？而杂文作者如此“被官司”，虽说令人啼笑皆非，却属于“正途”。有没有宣传部长或文化部长像宋楚瑜等那样颇有风度地约请作者“漫谈”或“吃饭”，我不知道，但是没有人像1957年那样上纲上线，断然给作者扣上“攻击党的文化政策”或“反对党的领导”帽子。也许，是袁成兰揭批的政客官衔太小，不值得官方郑重其事“开导”她，兴师动众围剿她；反正，她不但没有被，“约谈”，被打成反革命，几经周折还赢了官司。这就是舆论环境的改观——咱们虽不满足，也应该肯定这个进步。

不能不提一下“个性官员”薄熙来先生。他在治下“打黑”，曾有所针对地说：“有些人埋怨我们‘打黑’，其实做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些人品头论足、七嘴八舌……自己不干事，对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又酸溜溜地说三道四，东拉西扯。”依我看此话有理。可郭光东先生在《南方周末》作文说，…品头论足’也能对打黑作贡献。在一个多元时代，各种声音都会出现。关于重庆打黑，也不可避免地有舆论的多元趋向。赞成、当然是真实民意，反映民众长期为基层黑社会所苦。建议和批评其实也很正常，迄今为止，还没发现一人反对党和政府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的，所‘埋怨’的决不是打黑这个大方向、大前提，而是对其中可能发生的不严格依法办案的警醒，充满了对法治的向往之心，期待打黑能够更忠实于法治”。而“媒体和学界人士的禀性的确与一般人有些许差异，他们更喜欢‘品头论足’，‘说三道四’，‘东拉西扯’”。这话，既是对薄熙来言论的一定认同和补充，字里行间也不无若明若暗的“冒犯”意味。郭光东与之理论的，是那么大的国家级干部，真是斗胆！本人见识格局甚小，读郭文至此，虽觉在理，却心中骇然，额头冒汗。而事后获悉，郭光东并没有被怎么样。这至少是宽松、宽容的一个例证。想想，郭先生即便说错，也是赤心一片，为的是给共和国大厦增砖添瓦，而不是恶意拆台；他之所写，不过是一篇“可以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而已。

然而，并不是所有大干部都有薄熙来的胸怀和气度，也不是所有小干部都像那个文化局长一样，诉诸法律而“说事”——这算文明的。咱们头顶的一些土皇帝，生活在几十几百年前，他们可以随意到不讲任何规则。在舆论上，他们害怕的，不光是杂文；他们钳制打击“冒犯”他们的作者的手段，野蛮、强悍、粗暴而简单，小儿科般一个字一抓。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拘传《法人》杂志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被山西太原检察官从京城家中捕获；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抓走报告文学作家，广东东莞警察连一位小说家，也抓了……只因为，这些记者、作家“抹黑”或“歪曲”了他们。官员质问作者“为谁说话”，成为广布的年度雷入豪语。龙应台如果在这些霸王治下，不管她多么聪明，多么善于“避险”，也必遭抓捕无疑。朗朗乾坤，社会主义，文明国度，“牛”官霸道造次如此！这类明火执仗的愚蠢非法行径，至今仍在发生。相比之下，只空发议论的杂文作者的境遇，似略“好”一筹——只是，别涉及本单位。有位叫柳洫的先生在网上披露：“我认识两个作者，在杂文界小有名气。他二人屡选本单位的人和事做靶子，虽未点名，但正话反说，嬉笑怒骂，结果都光荣下岗，举着大扫帚到马路上‘写杂文’去了。”不晓得，当时龙应台有没有“单位”，单位的头头，有没有权力贬她去耍笤帚？  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因文字被抓之事，引起全社会谴责，暂且不表，还回到杂文。杂文作者被抓被限，我没有太多听闻；被贬去扫马路，如上述，听过一回。现在，人人都是杂文家，尤其网上。问题在，咱们小人物不是像20多年前龙应台在台湾所说，不会生气，而是可以随时随地大生其气。咱们的话实在太多，几乎可以在宪法容许范围内气鼓鼓地畅所欲言。咱们理直气壮，怒发冲冠，说得或许比龙应台当年更放肆、更凶猛。咱们正义凛然，引吭高唱着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和公民权利。咱们激情四射，也可以吸引眼球，掀起轰动效应。咱们嬉笑怒骂，甚至可以无聊地饶舌。但是，说了，骂了，轰动了，又怎样？茅于轼先生呼吁：“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挺好。但是某地区、某部门那类“土围子”，你讲理，人家就不讲理。比如中国特色的，蛮横的，令人发指的，连字面都透着权力至上的所谓“强拆”，拆死了多少生灵？江西宜黄一官员竟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谁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条真理；这位革命者，言之凿凿把“共产党”置换成“强拆”，不是视老百姓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吗？既如此，当以大刀枪炮灭之而后快，还讲啥理？想想，如今熙熙攘攘的社会，有多少事，是靠讲理而非权力办的？杂文家言辞犀利明快恳切，反贪刺腐，揭污捣秽，针砭时弊，或者长于修辞，善用曲笔，绕开“敏感”话题，循循善诱，悲悯众生，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费去几多笔墨，装了多少箩筐，可庶几乎统统——无用；最多，间接导致个把不关紧要的小恶官倒台，无涉大局。再想想，有多少弊端，是因杂文家下笔如霹雳的抨击而消除的？什么样的“劣根性”，是因杂文家鞭辟入里的透析而拔根的？鲁迅近一个世纪之前揭橥的脓包，龙应台20多年前画出的恶相，历历似在眼前，有些在当今社会剧烈变化的空气里，益发弥散，彰显出更恶的人性。

当然“刺”丰“美”鲜的杂文，有天生不满于现状的灵魂。它不是雍容绰约的“杨贵妃”，而是桀骜不驯的“刑天”。可杂文再有刑天的脾性，却远没有那大汉的本领。而且杂文家对“现状”的“不满”，理应包括自身。想起耶稣老头一个故事——几个人当着耶稣之面，要把一个据说犯下“风化罪”的女人用石头砸死。耶稣说：“你们之中谁没有犯过罪，就砸吧。”那帮人自愧，默然溜走。如果杂文是“石头”，杂文家以之“砸”歹人坏事，应该。但也不妨反思一下，自己人性中有没有罪恶的一面，假若做了官，会不会恃权“强拆”，该不该“砸”？郜元宝在《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一书里引述竹内好评论鲁迅杂文的一段话，“真正的文学只把颓败的现实政治当做一面校正自己的镜子，随时从中警惕自己的沉沦，从中‘筛选’出自己”，我十分认可。杂文家别说做龙应台、做鲁迅，能自觉朝“警惕自己”、“筛选自己”方向努力，同时其文或对读者聊有启示，就不错了。

还有龙应台关于“打苍蝇”那话，咱们应该记取，多打包括自己在内的“苍蝇”——“礼失求诸野”嘛。当然，偶尔也学学郭光东。这并非专捏“软柿子”或一味贸然“碰硬”，而是选择“角度”——等到一旦咱们的“苍蝇拍”被没收，咱们就连在报纸上“打苍蝇”，也不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