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里的小旅行(阿兰·德波顿文集)》全球瞩目的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最具想像力的作品！伦敦希斯洛国际机场首度大曝光，引爆话题的跨界文化创意！

2009年夏天，德波顿获邀担任伦敦国际机场的“首位驻站作家”，并被授予史无前例的无限制通行权；他结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访谈行李搬运工、飞行员、高阶主管，乃至机场牧师等人物，以他风趣和智慧的笔触，写出这部探讨旅行、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非凡冥想之作。

《机场里的小旅行(阿兰·德波顿文集)》简介：机场原本只是旅行中的过渡性空间，发生的不过是“出发”与“抵达”，但在阿兰·德波顿的眼中，却成为了一个综合各种文化面貌的博物馆。

2009年夏天，《机场里的小旅行(阿兰·德波顿文集)》作者阿兰·德波顿获邀担任英国希斯罗国际机场的“首位驻站作家”。他可以结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访谈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安检人员、飞行员、首席执行官，乃至机场牧师；他还可以在出境大厅、入境大厅、机场限制区和机场酒店随意进出，德波顿以他独特的视角探索着机场这个熟悉又神秘的“非场所”，观察着其中的奇妙与庸俗之处，以及旅客与员工的互动。

一周后，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以他融合了风趣和智慧的一贯笔触，写出了这部非凡的跨界文化创意之作，探讨旅行、工作、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本质。让我们知道，待在机场里，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具启发性。

一 进场

二 出境大厅

三 机场限制区

四 入境大厅

准时虽然是我们对旅行的基本要求，我却经常希望自己的班机能够误点一这样才能被迫在机场里多待一点时问。我极少向人透露心里的这种渴望，但我曾经暗暗盼望飞机的起落架漏油，或是比斯开湾。出现风暴，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受到浓雾笼罩，或者西班牙马拉加机场的塔台遭到野猫围攻(马拉加机场在航空业界除了因公正指挥地中海西部空域而著称，火爆的劳资关系也是众所皆知)。我还曾希望自己遇上严重误点的情况，而能够因此获得免费餐券，甚至由航空公司招待住宿于一座巨大的如面纸巾盒形状的水泥建筑里，房间的窗户统统打不开，走廊墙上挂着螺旋桨飞机的老照片，床上的枕头则隐隐散发着煤油的气味。

2009年夏天，我接到一家公司的人员来电。该公司拥有多座机场，包括南安普敦、阿伯丁、希思罗以及那不勒斯机场，也负责经营波士顿罗根机场与匹兹堡国际机场的零售服务。此外，这家公司也掌握了欧洲文明赖以维系的许多工业基础设施(但一般人在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使用着浴室，或者开着租赁车辆前往西班牙加的斯的时候，却极少想到这些设施的重要性)：塞斯帕废物处理公司、波兰建筑集团布迪美，以及西班牙高速公路收费公司。

打电话给我的这位人员表示，他的公司近来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决定邀请一名作家到希思罗机场的第五航站楼进驻一周——这座航站楼是该公司最新的旅客集散中心，位于伦敦头号机场的两条跑道之间。这名作家将挂上希思罗机场首位驻站作家的响亮头衔，首先必须走访机场，对整个场地获得粗略的印象，然后再安坐于D、E两区之间的出境大厅里一个特别设置的座位上，在旅客与机场工作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写出一本书。

在我们这个忙碌嘈杂的时代，文学的声望竟然还足以激发一家跨国企业的美学关怀，使其在处理机场停机费用与污水的本业之外，还愿意投注资金从事一项艺术抱负如此崇高的活动，实在令人惊讶又感动。然而，正如这名机场员工在电话里对我说的——他的话带有一种难以捉摸而又诱人的诗意一这个世界仍有许多的方面，大概只有作家能够找出适当的词语加以表达。印刷精美的宣传手册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是极度有效的沟通工具，却不一定能够像作家所写的只言片语那么令人信赖。电话彼端的这位朋友说得更是简洁扼要：不同于文学作品，宣传文字在一般人心目中经常被认为只是一堆“狗屎”。

尽管商业与艺术向来难以和谐并存，彼此都不免以偏执与鄙视的眼光看待对方，但我如果只因为这家公司经营机场美食街，而且采用的科技可能导致地球平均温度上升，就直接拒绝对方的邀请，却也未免太无礼。这家机场公司无疑有些不欲人知的秘密。毕竟，这样的一家企业总是宁可把古老的村落夷平为水泥地，也善于鼓励我们环绕地球踏上不必要的旅程，并且在旅途中不断向我们推销“约翰·沃克”牌威士忌与打扮得像白金汉宫卫兵的玩具熊。

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羞于见人的秘密，所以并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即便是在战场或市场上积聚的钱财，也同样能够用于追求更高的美学目标。我想到缺乏耐心的古希腊政治家，他们曾经把征战所得的战利品用于建造祭祀雅典娜的庙宇；还有文艺复兴时代残忍无情的贵族，也曾经在欢乐的心情下委托画家绘制向春季致敬的精美壁画。

况且，就世俗的层面来看，作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可借着向大众贩卖作品而维持生计，但科技进展似乎已即将为这段美好的日子画上句号，迫使作家必须再度依赖个人资助者的慷慨的经济援助。思考着受雇于机场可能会是怎样的状况，我于是以强装乐观的悲苦心情想起霍布斯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他对自己在德文郡伯爵的资助下写作丝毫不以为意，经常在著作里写下对那些伯爵的溢美之词。他们把自家豪宅一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庄园——一门厅旁的一间小卧房送给他，他也欣然收下。这位英国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在1642年以这段话将《论公民》题献给高傲自大的德文郡伯爵威廉：“我谦卑地将本书献给阁下，愿上帝赐给您长寿，并且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享有恒久的喜乐。”

相对之下，我的资助人科林·马修斯——他是英国机场管理局总干事，希思罗机场即属于这个机构所有——则是个宽宏大度的雇主。他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要求我撰写献辞，也没有要求我祝福他在天堂里享受永生。他手下的人员甚至明言准许我恣意批评机场的各种作为。在这种毫无拘束的条件下，我觉得自己成了一项传统的获益者。在这项传统中，富有的商人出钱雇用艺术家，但对后者任何无法无天的行为表现都已有了彻底的心理准备；他并不期待对方循规蹈矩，他知道自己喜爱的这头狒狒一定会砸毁他的陶器，而且还对这样的结果乐在其中，因为这样的宽容恰恰证明了他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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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在中国

——新版文集总序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反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 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一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

阿兰·德波顿于伦敦

(冯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