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知今编著的《武汉会战纪实》详细、生动地描述了武汉会战的全过程。1938年的武汉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集结兵力最多、双方伤亡最大的一次大会战。该书描述了中国军队以既定的萍乡、铜鼓、武宁、瑞昌、田家镇、广济、罗田、麻城、黄安、武胜关之线为决战地带，以赣江左岸，清江亘九江之线及江北沿鄂皖、鄂豫边境等线山地为前进阵地，坚持外围作战，保卫大武汉的全过程。

方知今编著的《武汉会战纪实》一书真实全面地记录了1938年武汉会战的全过程。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中日双方集结兵力最多、伤亡最大的一次大会战。该书描述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坚持外围作战，保卫大武汉的全过程，展现了广大爱国官兵在劣势装备下与日军殊死搏斗，激烈悲壮的场景，也揭示出武汉最终失陷的深层原因。

序

楔子

第一章　同仇敌忾

第二章　兰封受挫

第三章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第四章　花园口决堤

第五章　应战部署

第六章　安庆失守

第七章　痛失马当

第八章　可悲的乐观

第九章　九江溃退

第十章　张发奎侥幸革职

第十一章　倭寇丧心病狂使用毒气

第十二章　黄、广“拉锯”

第十三章　血战田家镇

第十四章　倭寇碰了大钉子

第十五章　罗山、息县抗敌

第十六章　13师“不知去向”

第十七章　李宗仁惊呆了

第十八章　出奇制胜

第十九章　逃兵与勇士

第二十章　薛岳不买账

第二十一章　血洒麒麟峰

第二十二章　第二个台儿庄

第二十三章　蒋介石苦中自乐

第二十四章　广州重镇设防无兵

第二十五章　武汉陷落

后记

南京保卫战开始前，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迁到武汉，并在远后方重庆设立“陪都”，重新建立起作战基础，在西南重新整编军队，作持久抗战之准备。

最高统帅部为适应新的抗战形势，改组机构，把一切军政及外交、内政诸职权，均由最高统帅部综合处理。重新调整与部署兵力，划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各战区，并于武汉设立卫戍总司令部。当时全国总兵力共有210个步兵师，35个步兵旅，11个骑兵师，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8个炮兵营和其他的特种部队，军需和民用工业，已陆续迁往内地继续生产。

1938年元旦，明令发表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设立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属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田汉任该厅处长之职。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暂且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政策，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成立政治部同然是抗战政治宣传工作之所需，但容纳共产党领导人进入政治部，却是蒋介石作出的一种姿态。

这件事酝酿已久。

1924年成立黄埔军校，是围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两人有过一段时期的紧密相处，蒋介石对周恩来有所了解。“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与周恩来接触，就十分感叹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不为“党国”所用，实在太可惜。陈诚入黄埔军校先任校长办公室上尉特别官佐，后改任炮兵营连长、营长等职。两次东征，消灭陈炯明叛军。作战中，陈诚与周恩来有过接触。陈诚对周恩来的为人处世也十分佩服。

共产党派周恩来到军委会来任职，蒋介石不免煞费踌躇，尽管陈诚是他信得过的亲信，事先也不免再三叮咛：

“为了表示团结抗战，我们不能不吸收一些共产党分子到政府部门任职。当然，兵权是不能让他染指的，我决定在政治部安插一些共产党人。

“记得在黄埔军校成立后至北伐初期，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很有威力的。现在，我们不妨利用其长处，让他们来帮助我们鼓动全民抗战。但要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千万不能让他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工具搞赤化。”

陈诚听了这件事不免皱起了眉头。他自认已是职业军人，不愿干预政治。现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让他相夹其间，处境将会十分困难。但他也知道像这样的事，蒋介石决不会交给别的人去做。他谨慎地问：

“不知共产党方面派谁来任职？”

“周恩来。”

陈诚舒了一口气：“这倒也很合适——此人识大体，顾大局，办事颇沉稳……”  “不！”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提醒对方，“对于共产党分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放松警惕，他们的斗争艺术是相当高明的，你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周恩来可谓盖世奇才……”

“是的。”蒋介石点头承认，“但不为我所用，便是最可怕的对手。你一定要严密控制，不可大意。”

陈诚对蒋介石这番话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既然蒋介石提倡“精诚团结”，在此国难当头之时，更应捐弃前嫌，推诚合作，一致对外，否则必然一事无成。但这种话一出口，必会遭到斥责，所以默默无言。

停了停蒋介石又问：“委你任武汉卫戍总司令是第一步，以后视战事发展，要你掌握的事会更多。在外围防御战中，你打算用哪些人做指挥官？”

陈诚不假思索地答道：“薛伯陵（薛岳）和张向华。”

蒋介石听了沉吟半晌，念叨着这两个人的名字：“薛伯陵……张向华……”

陈诚知道蒋介石对这两个曾经屡次反对过他，并曾几次兵戎相见的广东将领耿耿于怀。于是说道：“在江西‘围剿’之时，为起用薛伯陵、张向华，部下曾向委座担保，现在部下仍愿为他们担保，大敌当前，用人之时，望委座无疑。”

蒋介石颇为尴尬：“啊……啊……这个这个……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命张向华在长沙编组第8集团军指挥机构，负责长江南岸鄂东一带的防御。”

陈诚邀请周恩来商讨组建政治部意见。尽管在当时是以陈诚为主，但陈诚仍以过去在黄埔军校时对周恩来的尊敬态度来听取意见。因为在国民党军界有“念旧”的传统观念，“老长官”因某种原因屈居下级了，“老部下”在“老长官”面前仍旧恭而敬之，不敢摆上级的架子。

在商讨完组建事宜后，周恩来郑重其事地说道：“辞修，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不知你有没有时问加以考虑？”

陈诚很殷勤地说：“请讲，辞修洗耳恭听。”

周恩来对陈诚的态度很满意。“我要谈的是一件往事，但要声明并非和你争论长短曲直，而是要‘从头说起’，才能商讨解决其中的具体问题。

“当年红军从江西撤退，在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个省都留下了游击部队。坦白地讲，这些游击部队便是革命的火种。西安事变后，我曾几次向政府提出停止对这些地区红军游击队进攻的要求，在将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同时，尽快改编这些游击队，增加抗日力量。但是政府没有接受这个正当要求，在去年（1937年）1至7月份，更是加紧了对这些游击队的清剿。直至‘七七事变’后，才被迫停止了进攻。  “时至今日，我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陈诚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我支持！”

周恩来似有怀疑地说：“辞修，口头上的支持容易，落实到行动上，恐怕困难就多了。要说服蒋委员长，你估计会不会大费周折？”

陈诚却不以为然：“蒋委员长早就说过，只要（抗日）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日守土之责。现在我们两党第二次合作，一个共同目标便是抗日。彼此都应该捐弃前嫌，将一切力量投入抗战，全力以赴去争取最后胜利。将游击队组织起来，编成正规军，投入正面战场，这是有利于抗战的事，我相信蒋委员长不会拒绝的。请放心，此事包在辞修身上——相信一定能说服委员长的。”

“好，我恭候佳音。”P3－5

1945年，中国人民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到2015年，抗战胜利已整整70周年了。回顾过去那场4万万5千万人民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我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千千万万在抗战中流血牺牲的先烈们的崇高敬意，特出版这套《中国抗战纪实丛书》，献给今天的中国读者，以示我们对先辈的深切怀念。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回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国内困境，按照他们侵占中国的既定国策，蓄意挑起侵略战争，一举吞并了我国东北；然后经过几年准备，又于1937年7月～8月从华北、华东向我国广大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疯狂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侵略者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他们不畏强敌，团结奋战。侵略者不但未能灭亡中国，反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肆意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蹂躏和欺凌。一次次割地赔款，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逐渐衰败为“东亚病夫”；一次次前仆后继的反抗斗争，都归于失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取得完全胜利、获得彻底的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它结束了中国人民在反抗外国武装侵略斗争中屡屡失败的历史，洗刷了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耻辱。它是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象征，是东方文明古国重新崛起的转折点。

应该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推动下取得的。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人民武装抗日，并且领导或协助一部分爱国军队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游击战争。而此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运动进行破坏。无疑地，这对日本侵略者以后肆无忌惮地侵占整个东北，乃至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产生了极坏的影响。1937年7月，日军又侵入华北；8月又从上海发动进攻，中国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3万人左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10月，华南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抗战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等，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迫使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前进，使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因此，日本侵略者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面对日寇在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巩固和发展敌后根据地，广泛开辟敌后战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歼敌手段，大打人民战争，使抗日战争得以顺利进行和蓬勃发展。而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于1938年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协同日本军队进攻抗日根据地。蒋介石也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3次发动反共高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人民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击退了国民党的3次反共高潮，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1944年起，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形势好转，八路军和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我东北抗联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各地部队投入全国规模的反攻。14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共作战12．5万多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7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作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其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达600余万人。敌后军民以高度献身精神坚持抗战，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国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无须否认，在面临强寇侵略、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鼓舞下，奋起抗战，在他们身上，同样表现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他们的抗日义举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国民党爱国官兵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英勇抵抗日寇侵略。在东北，马占山愤举义旗，被当时外国舆论称为国民党上层官吏中“可堪称道的仅有的一人”。长城抗战、卢沟桥抗战，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及其所部爱国官兵，不畏日寇的猖狂进攻，顽强抗击，在“七七事变”前后，面对敌人的蓄意挑衅，与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和英勇无畏的武装抵抗。在日寇进攻华北和华东，挑起亡我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的情况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接受共产党的团结抗战方针，实行国共合作，宣布抗战。从“七七事变”开始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到顶点，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当时国民党军队有200余万人，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蒋介石和国民党此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其军队先后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相互倾轧、钩心斗角，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仅1年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就丢掉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和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国土，不仅对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对日作战越来越显得消极被动。日本侵略者也把主要进攻重点转到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战场。从1939年至1941年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发动了一些规模较小的进攻战役，如南昌战役、随枣（湖北随县、枣阳）战役、桂南战役、枣宜（湖北枣阳、宜昌）战役等。这些战役除3次长沙作战外，都只是在日军发动局部进攻时才显得激烈，又往往以日军停止进攻即告结束，国民党军队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整个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一直处于士气低落的态势。当1944年4月，日军向豫、湘、桂等省发起“一号作战”的战略性进攻时，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外，大多数是一触即溃。至12月国民党当局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146座城市和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给6000多万同胞造成深重的苦难。尽管如此，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的积极抗战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特别是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重大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承受了日寇的重点进攻。淞沪会战作为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转折点，坚持达3个月；忻口会战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典型战役，是华北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曾经震惊世界；武汉会战作为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也是双方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战略相持阶段，组织的3次长沙会战，仍是国民党军队此前少有的用武力迫使进犯之敌恢复战前态势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与敌人一次次展开殊死血战，多少人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过1万人以上兵力的大规模战役100余次，小战斗1万余次，共有200余万名官兵阵亡，其中有上将军官8名，中将军官41名，少将军官65名，校尉级军官17000余名。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和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团结御侮，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英雄颂歌。

《中国抗战纪实丛书》突出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团结抗敌的历史，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努力抗战，尤其是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抗敌，也作了客观、真实的反映。它采用纪实文学的体裁和全景式、多角度、大场面、多风格的表现形式，深刻而全面地记述在抗战的前线和敌后各个战场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战斗和重要的历史事件，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敌的一幅幅英勇悲壮的历史画卷，揭示了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显示了国共合作、民族团结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3500万以上，财产损失和战场消耗达1000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约600亿美元。我们出版这套《中国抗战纪实丛书》，热诚希望广大读者能了解中国抗战的历史，了解抗战的胜利乃至今日中国的发展来之不易。纪念抗战，缅怀先烈，让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促进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次，我去庐山、黄山、普陀山旅游归来，两位笔墨之交告诉我：出版社计划编一套抗日战争系列丛书。我虽不在京，两位已将我的名字报上了。当时我正着手写长篇系列小说《垂亡三部曲之一代女帮主》，笔头不得闲，但又盛情难却，答应在完稿后即动手写一部长篇纪实方面的书。他们让我选题，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武汉保卫战这一段抗战历史来写作。其原因有二：

（1）先父方靖在武汉保卫战时，任第13师师长，曾参加了保卫战，留下一些资料；

（2）1986年我因公去武汉，顺便去考察过抗战中武汉保卫战较为激烈的一些战场遗址。当地居民告诉我：在“大办人民公社”时，开荒种地，还可以成筐成筐地俯拾烈士遗骨。那已经是距抗战二三十年了。这些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而英勇捐躯的忠魂白骨，本应在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将其妥为收埋，并建碑纪念，以慰忠魂，也教育炎黄子孙后代。可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早把这些民族的烈士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其欠下一笔难以偿还的债。尔后由于时代的变迁，竟将当年英勇抗倭的史实埋没，以致后人将烈士的骸骨轻弃，也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当时我就萌发一个愿望：一定将这段史实采写出来，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反侵略的悲壮历史。

在文稿中多处提到日寇的“优势火力”，是其取胜的关键，也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付出沉重代价的一个原因。除其海、空和机械化、化学武器（各种毒气）的优势外，常规兵器同样亦是敌优我劣。现根据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所附1937年中国军队与日军武器装备表摘录：

由此可见弹丸岛国却敢悍然侵略我泱泱中华，就在于其军备远远胜于当时中国。历史借鉴告诉我们：科技的发展、国防的现代化有多么重要！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100余年，是中华民族受西洋和东洋人压迫的屈辱历史，而所以受此百年屈辱，就在于国防和科技的落后。在此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时刻，我们炎黄子孙应该记取历史的惨痛教训而奋发图强！1990年我写《中国远征军》（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在写的《武汉会战纪实》以及继此书又写成的《抗日鄂西大决战》等书，也是希望帮助广大读者了解这段抗日悲壮历史，激发民族责任感。

在撰写这样一部详细的纪实作品过程中，我还参考了许多史料书籍，如《抗日战争实录》、《李宗仁回忆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日本侵华内幕》，还有台湾出版的《抗日御侮》以及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史料书籍。谨向各位作者致谢。

尤其应该感谢的是赵秀昆老先生及朱国威先生。

赵老早年与先父有袍泽之谊，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父辈。听说我在撰写这方面的书稿，即慷慨地将他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编写组编写的史料初稿寄给我作为参考，这是对我最大支持。朱国威是我童年时代的好朋友，在我撰稿时给我寄了一些参考书籍，对我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致谢。

像完成任务一样交稿了，除请编辑先生多予斧正外，也请海内外黄埔前辈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