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澳大利亚尤为如此。在澳大利亚，“澳新军团”发展成为一种世俗信念并成为自治的澳大利亚国家建国神话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的前身仅是1901年六个澳大利亚殖民地合并成为一个“英联邦”共同体。因此，在1914年及1914年以后参战的士兵是第一批明确为“澳大利亚”效忠的部队。正如珍妮·麦克劳德——对澳新军团的“传奇”思考最深刻的评论家之一——所强调的，澳新军团的“传奇”不过是澳大利亚在世界舞台上作为国家出现的第一次重要表现而已。这是对澳大利亚人“炮火的洗礼”，也是“国家的诞生”。“从现实意义上说”，查尔斯·比恩在《澳新军团的故事》里总结道，“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意识是在1915年4月25日那天诞生的”。
澳大利亚人试图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的角色和澳大利亚的战争角色一样有意义。这使得查尔斯·比恩对澳新军团浪漫英雄式的神话贡献得到了深入的讨论。这一过程在战役期间，从新闻报道表彰澳大利亚士兵在战场上的勇猛与成就时开始了。查尔斯·比恩所编纂的《澳新军团》有力激发了这种加里波利神话或传说，该书收集了许多写于军中的稿件。最初这本书曾被认为是一种鼓舞士气的杂志，像在西线非常流行“威珀斯时报”一样，在1915至1916年的冬天让士兵们打发日子。当这本书在1916年5月出版的时候，撤出半岛的决定让冒险就此成为一种巨大的成功纪念。到9月时，这本书已经卖出了超过10万册。比恩为出版而选用的来稿使存留至今的澳新军团特色成为典范。比恩本人不是士兵，而是一名记者，对他所欣赏的军队的基本民族性格构成持有独特观点，他认为军队的民族性格是由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所塑造的。这种环境产生了毅力、独立、事业心，自给自足的精神和对同胞的狂热忠诚，是澳大利亚人的“兄弟情谊”。在一本1946年出版的“一战”澳大利亚史单卷本中，比恩写道：“澳新军团一直代表着为公理勇往直前的精神，以及事业心、足智多谋、忠诚、友谊和完美无瑕的耐性”。
虽然澳新军团对澳大利亚的意义要比新西兰多，但对于被卷入战争的新西兰而言也有一种相同的情感。由于和澳大利亚人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澳新军团占据联军的主体。1994年，前新西兰总参谋长将军莱昂纳多·桑顿爵士在反思加里波利战役时认为，大部分新西兰人虽然承认英国人确实在那里，但基于十比一的事实，应该否认英国人的数量比澳新军团多。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参战的经过也代表着一种更小的自治领时代的来临。阿兰·穆尔干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写道：“加里波利是一个民族的起源……它教会我们更多地认识我们自身，并设身处地为我们自己着想。新西兰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不是另一个英国，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命运和历史的独立国家。”
“一战”中，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在加里波利的突出表现，体现了战争中的大英帝国在一种进步意义上的崩溃。这种崩溃以一种明显的团结一致为开端，即“帝国什么时候打仗，澳大利亚就什么时候打仗”，终结于和帝国之间从附和发展成了伙伴关系，尽管英国还是那个英国，但有越来越多、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作为“大英帝国代表团”的一部分，分别签署了战后合约。一个世纪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独立国家，澳新两国的主流叙述不断将视角聚焦在参战的澳新军团身上，几乎不承认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大部分军队都是英国人。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埃斯皮诺尔·欧格兰德尔惊讶地发现“澳新军团”在叙述中占的地位如此之高，他写道：“加里波利登陆的周年纪念日被称作澳新军团节，许多人在了解历史后才惊讶地得知，除了参加登陆行动的澳大利亚人以外，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竟然还有其他部队”。
P38-39
一部了不起的全景式历史著作……写得极其生动，杰弗里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历史缝隙中的小插曲比比皆是。
——《华尔街日报》
细节丰富，令人百读不厌……一部详细解读“所有你不知道的‘一战’历史”的作品。相信对许多读者来说都很受用。
——《科克斯书评》
杰弗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优秀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以一腔热情去钻研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细节，向历史学家、历史学爱好者描绘了一幅充满人性的战争画卷。
——《图书馆杂志》
1916年是“一战”极为关键的一年，这本书脱离了描写西方战场的传统路数，转而描写全球层面的冲突，这不只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全球史，值得推荐。
——《出版人周刊》
在纪念“一战”百年的众多作品中，这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部作品。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杰弗里这本书涵盖了所有“一战”参战国的历史细节。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份全球史研究，其目的是通过这个关键年份里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杰弗里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通过描写战争的各个方面，来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
——《文学评论》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一个无比得体、博学的人。
——英国BBC
1919年7月6日，星期日。这一天因为降临在全不列颠的和平，官方将之命名为“公众感恩节”（Public Thanksgiving Day）。在基尔代尔郡阿塞，一所爱尔兰卫理公会的小教堂里，约翰·英格兰牧师在进行弥撒，他因最近发生的世界大战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浩劫陷入了沉思：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他说），我们都无法逃脱战争。这种想法一直存在并压在人们心头—报纸、杂志、甚至电影院和小说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仍处在战争之中，我们的人民被迫放下各自的生活，远赴战地前线，青年人的宝贵鲜血和他们的男儿气概如水一般奔洒在佛兰德斯平原、北意大利的高地、美索不达米亚宽阔的地带、巴勒斯坦的圣地，以及非洲迄今仍未知的地方和公海之上。
这本书从爱尔兰写起，不仅是因为要有力地用证据说明为人所熟知的“伟大战争”（Great War）对爱尔兰当地和全球的影响，还因为1916年的事件是如今使爱尔兰岛上的这个国家在20世纪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关键。对爱尔兰而言，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两个时刻，一是众所周知的“复活节起义”，即1916年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国家分裂主义者共和派发动了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起义；二是1916年7月1日，在那天开始发动的索姆河战役的步兵突击中，第36师（乌尔斯特师）代表爱尔兰联合派，冲在最前面并惨遭重大伤亡。所有这些事件很快在他们各自的爱尔兰政治传统中被神圣化，并被编入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的建国故事中。
这场战争为这些爱尔兰人和乌尔斯特人（北爱尔兰人—译注）提供了时机和模式，使得他们向战争中所支持或反对的政治目标，显现出忠心、承诺和军事上的努力。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些特殊的爱尔兰事件不过是更为广阔的格局的一部分，这些当地人的忠心、分歧与对立无处不受其影响，并且常常被战争本身所放大。所以，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战役的经过是本书第一个要举例说明的事件，他们不是普通的地方冲突；而是波及全球、无法避免的全球危机。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正如被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解读，可以说是完全陷于西线的“泥潭”之中。几个世纪以来，这片横跨低地国家和法国东北部的浴血前线地带被彼此对抗的军队不停争夺。这样的视角足以让人理解法国和比利时人对“一战”的看法，对于他们而言，这场冲突首先是一场令人绝望的国土自卫战。美国（当然也包括加拿大）的军事干涉主要是在西线，因此对他们来说，视角同样清楚明了。在这里，服役、逝世的英国士兵比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我们有理由将注意力再次集中于这片战场。英国的许多学校都会组织去法国和比利时的旅行，去参观那些比较容易前往的战场，许多学生研究“战争诗人”（其中威尔弗莱德·欧文的诗作已经被深深地铭记于民族意识之中），使诗人们在法国和佛兰德斯对战争和“战争遗憾”的想象获得广泛理解。那些死去的英国战士尸体沿着昔日火线被埋藏于联邦战争公墓的沃土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部分死去的英国士兵来说，这里是在法国和比利时这样异国他乡里的“永远的英格兰”。当然，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是在他去东地中海而不是法国之前就已经创造了这些经典的形象，虽然他在还没来得及参加任何一场战斗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布鲁克最后向东的旅程有助于让我们将视角从西欧移开。对于任何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研究来说，将注意力只集中于西欧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的。我们只有将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役放在全球环境中，才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更恰当的理解。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1916年各月所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一系列线索交织起来；通过这些线索，将战争经历惊人的范围性、多样性和相关性一起表现出来。因此我的研究将从1916年1月的加里波利半岛（就是鲁伯特·布鲁克始终未到达的目的地）写起—在那里，英国未来的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帮助制定了撤退的计划（也是这场战役明确的成功之处），并结束在12月底，即格里高利·拉斯普京被沉于冰冷的彼得格勒涅瓦河之时。
在加里波利，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形色色的参战者——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塞内加尔人、马耳他人、印度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澳新军团（安扎克人，the Anzacs）——这是许多其他战场的特征，也是这里的特征，我会在此尽可能地叙述战争中被边缘化的参战者，将非战斗人员和士兵、女人和男人都纳入这本书。在2月和3月的章节中，我们将要到法国——人所周知的凡尔登大战中去，德国企图让法国在那里流尽鲜血（并几近成功）。再沿着多罗米蒂山脉和伊松佐河，抵达意大利人和七拼八凑的哈布斯堡军队彼此打得精疲力竭的作战前线。
……
战事的升级绝不仅限于阵地上。渐渐地，各国居民也牵扯进来，以便战争可以持续下去。几个主要交战国在1916年都加快调动本国人力资源，动员所有社会资源来支持作战。妇女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阵地上都比以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非洲妇女和冯·莱托-福尔贝克的纵队待在一起，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阿塞拜疆妇女企图阻止军队的火车带走她们的男人；法国妇女卸下马赛码头商店里的货物。美国妇女为和平发起运动。无畏而技巧熟练的英国护士和救护车司机也出现在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阵地上。
纵观对于这一年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也还希望能从个人维度来解读（个人幸福层面，有时甚至是人道主义层面）战争经历的一个侧面。故事的核心是人类个体的私人经历，这些人有时以我们只能猜测的形式被卷入了历史，但他不仅改变了世界，同样也影响并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灾难性历史事件。军事史的长处之一便是军队一般总是保持着良好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其实经常局限于士兵自身。那些携带武器的人享有后代给予的特权；即便是那些在作战中牺牲的人也一样。在许多情况下，战败者也要煞费苦心地记录他们的命运，尤其是在受到精心照料的战争墓地里和主要交战国的纪念碑上。可能正因如此，对战死者的关注有时使我们忽视了那些幸存者的命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动员人数百分之九十的幸存士兵。然而，我认为一位历史学家必须像关注死者那样，也关注在世的人。
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活跃的参战人员身上，这种集中足以将注意力从大量模糊不清的非参战人员身上移开。但没有了这些人，军队就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这些男男女女中的许多人（虽然绝不是全部）都是被迫卷入一站的参与者，而我要试着把他们加入到我的研究对象和叙述“一战”的参与者中。这些人当中也有大量从印度、非洲和东亚跋涉千里，被带到如西线等作战区域的人，他们也应当有自己的历史。
由于我们无法对“一战”百年纪念避而不谈，本书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战争的“记忆”。我不时会对1916年的一些人和事的纪念进行研究。遍布世界各地残存的石制和铜制纪念碑（如果我们亲眼见到这些历史遗迹的话）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注意战争。这些历史遗迹中有许多是国家纪念馆——像无名战士们的公墓这样，让人们了解到这些公墓所代表的所有战死同志们——这些国家纪念遗址打算把纪念仪式印刻在对公众和国家无私奉献的叙事中。一些历史遗迹很远且没有受到太多保护或被参观，如在赞比亚维多利亚瀑布的北罗得西亚纪念碑，或者在斯洛文尼亚旧伊松佐河前线后的哈布斯堡墓地。可能还有一些还没有建好，抑或可能从未被建造过，因为在“一战”中，有成百上千的人员伤亡——男人，女人和小孩——而他们连个纪念碑都没有。
这是一个曾撼动历史的年份，1916年是亚当·图兹（Adam Tooze）绘制战后随之而来的全球政治新格局的起点。大规模的战争可以使国家遭受毁灭。这毫无疑问就是“一战”的真相。
《1916（全球史转折奠定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除了对军事、政治对抗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汇集了各国平民百姓的故事，他们不仅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本书结合了众多一手史料、研究著作甚至文学作品，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一战”全球画卷。和以往研究“一战”历史侧重于欧洲战场不同，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基斯·杰弗里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正是开启了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形成的转折点。
从一月份的灾难事件加里波利战役的尾声开始，杰弗里讲述了二月份和三月份争夺凡尔登的大规模战斗；四月份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几乎将英国从一战中抽离了出来。还记载了六月俄国发生在东部战线的戏剧性事件，以及有大约20万非洲人死亡的非洲东部战场上几乎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是十一月的美国总统竞选，在这场选举中，伍德罗·威尔逊宣称要让美国远离这场战争，并以此为竞选平台再次当选，然而，还不到五个月他就推翻了这一立场。作者以时间作为顺序，生动描写了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国家所遭遇的战争浩劫。有焦虑的军官、受难的平民、战死的士兵，他们都是这场战争伟大的脚注。而这一年，也是部分国家开始分裂的起点，开启了各国军事政治领域的新纪元。
基斯·杰弗里著的这本《1916（全球史转折奠定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是首部涵盖所有“一战”参战国历史细节的全景式著作，全面剖析了那一年所有颠覆世界格局的大事件，《华尔街日报》、BBC等多家权威媒体联名推荐。
从军事机密文件到私人家庭信件，作者被英国政府“破格”允许搜集大量情报机构的一手史料，以独一无二的新颖视角解释“一战”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影响世界格局的转折点。
语言流畅优美，叙述感人至深，除了战场还花了大量篇幅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变化。用细腻的笔触绘出战争中的人性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