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2月24日，从士麦那起航，取道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三桅帆船法老号，驶近马赛港，加尔德圣母院上的瞭望员发出信号。
一名领港照例马上驾艇离开码头，绕过伊夫狱堡，在莫尔吉永岬和里永岛之间登上大船。圣若望堡的平台上也照例很快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须知航船驶抵马赛，在这里始终是一件大事，尤其像法老号这样一艘本地货船。法老号是在弗塞老船坞建造并装配的，船主也是本城人。
法老号安然通过卡拉萨雷涅和雅罗两岛之间因火山运动而形成的海峡，绕过波梅格岛，缓缓驶向港口。船上只张着二层的三块方帆、大三角帆和后桅帆，行进得十分缓慢，显得哀愁漠漠。观望的人都本能地感到情况不妙，纷纷猜测船上究竟出了什么事。然而，航海的行家们却认为即使有变故，也不可能是航船本身，因为它行驶完全正常：艏斜桅的支索放开，已经准备下锚了。领港正指引法老号驶进马赛港逼仄的入口。有一个青年站在领港身边，他动作利落，目光敏锐，正监视航船的每一个操作，并复述领港的每一道命令。
人群中的这种隐隐不安的情绪，特别触动了一位看客。他等不及航船入港，就离开圣若望堡的平台，跳上一只小船，吩咐划过去，并在雷泽夫湾迎上法老号。
船上那个青年海员看见来人，便离开领港，摘下帽子走到船边，俯在舷墙上。
那青年二十来岁，细高挑的个头，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一头乌黑的美发。他的神态显得沉毅而果敢，这是自幼就同艰险搏斗的人所具有的特质。
“哦！是您呀，唐代斯！”小船上的人喊，“出什么事啦？为什么船上一片悲伤的气氛？”
“出大事啦，莫雷尔先生！”青年人答道，“让我特别悲痛的丧事：船行驶到奇维塔韦基亚一带海域，我们失去了好船长勒克莱尔。”
“货物怎么样？”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平安抵港，莫雷尔先生，我想这方面会让您满意的。但是那位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
“他出什么事啦？”船主显然松了一口气，又问道，“那位诚实的船长出什么事啦？”
“他死了。”
“掉进海里啦？”
“不是，先生，是得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
说着，他转向船员，喊道：
“注意！各就各位，准备下锚！”
十来个水手执行命令，同时行动，有的奔向下后角索，有的奔向转桁索和吊索，还有的奔向后桅帆支索和绞帆索。
这青年船员漫不经心地环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得到执行，全体行动起来，于是他又朝船主转过身去。
“这样不幸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船主重又拾起话头，问青年海员。
“天哪，先生，完全出乎意料。船到那不勒斯，勒克莱尔船长同港务长谈了很长时间。开船之后，他就折腾起来，过了二十四小时又开始发烧，病了三天就咽气了……”
“我们按照惯例给他海葬，把他仔细地裹在吊床里，头脚各坠了一个三十六磅重的铅球，葬在吉廖岛附近的海里，他可以长眠了。我们把他的十字勋章和佩剑带回来，准备交给他的妻子。”这青年凄然一笑，又说道，“他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到头来还跟一般人一样死在床上，真不值得。” “唉！有什么办法呢，埃德蒙，”船主又说道，他越来越显得宽慰了，“我们都是肉体凡胎，旧的必须让位给新的，否则就不可能升迁了。既然您告诉我船上的货物……”
“货物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这我可以打保票……我看这船货少说也能赚两万五千法郎啊。”
这时，船驶过圆塔，青年海员又喊道：
“收上帆、后桅帆和三角帆，收帆！”
如同在战舰上一样，水手们立刻执行他的命令。
“全部收帆！”
这最后一声令下，桅帆全部落下，船只凭着惯性向前移动，几乎觉察不到。
“现在，您愿意就上船吧，莫雷尔先生，”唐代斯看出船主急不可耐的样子，便说道，“喏，您的会计丹格拉尔先生从舱室出来了，您想了解什么情况，他全能告诉您。我还得去招呼下锚，让船降半旗致哀。”
船主不待重复，立即抓住唐代斯抛来的绳子，登着铆在隆起的船侧的梯级上船，那敏捷的动作不亚于好水手。这时，唐代斯回到大副的岗位，让他所说的那个丹格拉尔跟船主谈话。
只见丹格拉尔出了舱室，朝船主走来。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媚上欺下的哭丧相。这账房先生的职务本来就惹人讨厌，水手们还都看不上他那副德性，因此憎恶他的程度，可与喜爱唐代斯的程度相比拟。
“哦，莫雷尔先生，”丹格拉尔说道，“您知道不幸的事儿了吧？”
“嗯，知道了，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可是个忠厚正派的人！”
“尤其是个出色的海员，他为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的大公司经营买卖，在大海和蓝天之间过了大半辈子。”丹格拉尔答道。
“不过，”船主说着，眼睛盯着正指挥下锚的唐代斯，“不过依我看，丹格拉尔，不见得像您说的，非得老海员才懂行。您瞧我们的朋友埃德蒙，他不用别人指点，似乎就干得蛮好。”P1-3
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那么回答《基督山恩仇记》或《基督山伯爵》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基督山伯爵》自1844年在《辩论日报》上连载，就引起极大的轰动，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不知译成多少种文字，不知发行了多少亿册书，又有多少人捧读过，大概很难统计了。
这种费时费工的大规模调查，自然不会有人去组织。但是译者在大仲马的故乡法国逗留期间，却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有趣到了滑稽程度的调查问卷。
事情发生在基督山城堡。不过，这座城堡不在基督山岛上，而是建在巴黎西部远郊的圣日耳曼昂莱。那里有法国国王弗朗索一世的行宫；也正是在那个地区，大仲马写出了《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大仲马把那里看作第二故乡，并以基督山伯爵自居，一心想当堡主，却苦于没有自己的城堡。1847年有一天，大仲马发现一块风水宝地，位于圣日耳曼昂莱山脚，俯临塞纳河，他便买下一片坡地，请来一位建筑设计师，说道：
“我要造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配一座哥特式小楼，建在小湖中央。花园要建成英国式的，带几条小瀑布。”
“这我可办不到，仲马先生！这是一座黏土山丘，您造起楼来，要滑进塞纳河的。”
“您尽可以挖到岩石层，建造两层地下室。”
“这样一来，造价会高达二十万法郎！”
而大仲马的回答，足以刻画出他那豪爽的性情：
“但愿如此！”
整个计划如期实现。1847年7月25日，这座新建筑命名为基督山城堡，应邀前来庆贺乔迁之喜的客人多达六百多名，盛况空前。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种盛况持续了几年，每天食客如云，高朋满座；其中许多人，大仲马连姓名都不知道，可见他的气派，比起基督山伯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仲马并不因此而停止创作，他往往让宾客饮酒作乐，自己却独自躲进湖中命名为伊夫堡的小楼里，将如潮的文思、奇妙的构想化为文字。
基督山城堡近似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符合大仲马所追求的华丽。但华丽中也有文学家的特色，如窗帘的大挂钩上，饰有大仲马所喜爱的作家的侧身像。客人见挂钩上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雨果等人的侧身像，奇怪地问道为什么没有堡主本人的，大仲马则回答：“我嘛，住在里面！”
但时过不久，大仲马就不满足于“住在里面”了，他让人给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堂而皇之地安放在门厅的正位，还配上一条座右铭：“我爱爱我的人。”
其实，这条座右铭，大仲马只讲了半句，而他在《基督山伯爵》一书中，才表述了完整的意思，那就是：“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正因为如此，我的最初译本取名为《基督山恩仇记》，也是有所指的：书中两大主线并行不悖，报恩报得彻底，报仇报得痛快。这非常符合中国读者的心理，而《基督山伯爵》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基督山城堡在风风雨雨中，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易手，也显出了沧桑老态，作为文物亟待修缮。果然有喜爱大仲马的作品而愿意出资者，最有名的要数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可以说他爱屋及乌，出资将基督山城堡整修一新，改成博物馆，使大仲马文友会有了落脚之地。
无独有偶，英国一位富婆，是大仲马小说迷，她愿意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大仲马文友会，只要该会根据她列出的问题，举行一次问卷调查。这是百万英镑的巨额捐赠，大仲马文友会当然不敢怠慢，哪怕英国富婆所列的问题大多令人啼笑皆非，也要当作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严肃地印在问卷上。译者到基督山城堡参加书市的时候，就目睹了工作人员分发问卷的情景。
那场景有趣极了：人们看了问卷，就像欣赏奇文那样兴奋，以各自的情趣和想象力，认真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这里仅举出有关《基督山伯爵》的一小部分问题）：
“埃德蒙·唐代斯得到的财宝，您估价有多少？他使用了多少？还剩下多少？”
“您认为剩下的财宝，仍埋藏在基督山岛上，还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书中有什么暗示或线索？”
“您认为这批财宝下落如何？是否被后人发现？您看到什么历史文献上记载了此事？”
“基督山伯爵和海蒂扬着白帆消逝在海上，您认为他们会到哪里定居？您是否获悉他们后裔的消息？”
如此等等，问题总有二三十个，印了满满两大页。同样滑稽的是，有些答卷者也灵感大发，写下稀奇古怪的答案，同英国富婆的问题相映成趣。譬如我的朋友，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就遗留财宝的问题这样回答：
“据可靠消息，大仲马掌握了这批财宝，为了埋藏起来，才建造了基督山城堡。其秘密记在一张隐形纸上，同法里亚神甫发现财宝秘密的那张纸一样，夹在大仲马的一本藏书里。大仲马死后，藏书拍卖，如今下落不明。”
中国读者看完了《基督山伯爵》，也可以回答英国富婆提出的问题，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消息或文献，只要发挥想象力就行了。
这个译本邀请陈筱卿教授参加，他译了第三十七章至第六十章，特此表示感谢。
李玉民 陈筱卿
2009年12月
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询问在古今中外的通俗小说中，哪一部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读者，而且从出版至今一直成为畅销书，那么回答《基督山恩仇记》或《基督山伯爵》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不管怎么说，大仲马编著的《基督山伯爵》自1844年在《辩论日报》上连载，就引起极大的轰动，一百多年来始终畅销不衰，不知译成多少种文字，不知发行了多少亿册书，又有多少人捧读过，大概很难统计了。
大仲马编著的《基督山伯爵》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精湛完善的艺术技巧，博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空前的轰动，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被拍成电影。尽管这部小说问世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但它至今仍在世界各国流传不衰，被公认为世界通俗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