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安德鲁·普雷斯顿所著、罗辉翻译的《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是难得的一本对美国外交与宗教关系论述如此深刻的好书。语言通俗易懂，娓娓道来，将400多年的美国历史中宗教的作用，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一本对美国外交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上研究彻底、见地深刻、体系全面的及时而重要的大历史著作。该书从影响美国外交纷繁的因素中选取了宗教为切入口，分析了宗教在美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从英国移民北美开始，以宏大的历史角度对宗教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历次战争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对于美国宗教中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进行了论述，对于不同学派的思想是如何影响美国外交进行了阐述。《美洲狮》（American Lion）作者Jon Meacham认为普雷斯顿的杰出著作公正地论述了宗教作为塑造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如何成为自己的一种力量的重要角色。《美国梦想者》（American Dreamers）作者Michael Kazin认为该书针对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最为关键的因素，安德鲁·普雷斯顿写出了其异常广泛和罕见睿智的历史，认为这本书是宗教和政治学术研究方面的里程碑。

由美国安德鲁·普雷斯顿所著、罗辉翻译的《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是一本有关宗教如何影响美国外交关系的著作。事实上，有关美国宗教或者美国外交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结合这两大领域进行全景式研究的著作却难觅其踪。本书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美国研究中重要而空白的一页。

本书以宗教为切入点对从16世纪末北美殖民地建立以来400多年的美国对外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出如下重要结论：第一，宗教观念是塑造上自总统、下至普通公民的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来源，从而能够持续地影响外交决策；第二，美国所享有的“免费安全”的地位使得宗教理念和价值观能够在其外交政策制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第三，宗教的影响力并非铁板一块，也不总是将美国外交推往同一个方向，这其中既有“灵魂之剑”，亦有“信仰之盾”。前者指的是美国历史上以上帝之名所进行的战争和干预活动，后者指的是美国外交史上基于或源于宗教的和平主义、反干涉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理念和实践。

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美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依据，正如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言：“欲知美国外交，必先知其文化。”作为构成美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自然不容忽视。可以说，本书是研究宗教在美国政治与外交中作用的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目录

序

导论

第一部 “起初”

 第一章 信仰之捍卫者

 第二章 上帝是一位优秀的战士

 第三章 永久变革之战

第二部 美国启示录

 第四章 世界和谐被破坏

 第五章 解放神学

第三部 帝国的命运

 第六章 专制主义者的叛教

 第七章 国内外的仁慈帝国

 第八章 天定命运与其异议者

第四部 美国的使命

 第九章 林肯和人道主义干预第一战

 第十章 传教士和人权帝国主义

 第十一章 同为上帝的选民

 第十二章 古巴、菲律宾和第一次圣战

第五部 伍德罗威尔逊和第二次圣战

 第十三章 理想主义的合成品

 第十四章 “基督精兵前进”

 第十五章 威尔逊信条

第六部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第三次圣战

 第十六章 和平主义与现实主义先知

 第十七章 富兰克林的简单信仰

 第十八章 大屠杀与战争的道德意涵

 第十九章 属灵外交

 第二十章 “不尚武的教会”

 第二十一章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对正义及持久和平的追求

第七部 冷战和第四次圣战

 第二十二章 哈里杜鲁门的信仰及乔治凯南的神学

 第二十三章 冷战的大祭司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复临

 第二十四章 教会大分裂与共识的神话

第八部 改革与反改革

 第二十五章 革命时代的革命教会

 第二十六章 “死荫的幽谷”

 第二十七章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

 第二十八章 犹太教基督教的外交政策

 第二十九章 狮心王罗纳德

尾声 最后一次圣战

致谢

1622年3月，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英国殖民者和他们的印第安邻居在维持了15年的紧张关系后，终于公开交战。自从前者设法在弗吉尼亚海岸的低地半岛建立定居点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一直交恶，暴力冲突时有发生。从1617年开始，当弗吉尼亚公司的老板发现种植烟草有利可图后．殖民地的人口就开始稳步增长，随即增至3倍。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殖民地农业的扩张，包括对饲养猪和牛的牧场的需求。长期统治这个区域的印第安波瓦坦部落（Powhatan）对殖民者的侵略十分警觉，决定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威胁。1622年3月22日，印第安人突袭了英人定居点，杀害347个殖民者——几乎占到殖民者1／3的人口，彻底摧毁几个村庄和农场。①

战争随后断断续续打了10年，因为战争而相互敌对的双方都想在同一块地盘上定居，但这已经不仅仅是抢夺地盘的斗争。殖民主义者和波瓦坦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不仅因为语言、习俗、技术和种族的区别，更重要的可能是宗教。基督教对于波瓦坦人来说是全然陌生的、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荒谬的。他们痛恨殖民者争取他们皈依基督教的企图，就像痛恨殖民者侵占他们的空间一样。印第安人不仅有自己本土的信仰，而且他们意识到皈依基督教是通往彻底被同化并丧失自身传统生活方式的第一步。因此，波瓦坦人害怕并憎恨英语国家和新教信仰。毕竟，著名的宝嘉康蒂（Pocahontas）就是极不情愿地皈依基督教、嫁给英国人、起了个英语名字，然后迁到英国——她于1617年去世，离抵达英国还不满一年。①

波瓦坦人有理由感到恐惧。弗吉尼亚公司在建立之时就有强烈的新教色彩，是典型的17世纪英国宗教的温床。作为上帝的选民，这些英国人的信仰让他们相信其在新世界定居的土地就是属于他们的。1609年罗伯特．格雷（Robert Gmy）牧师在为弗吉尼亚公司的首次行动布道时说：“第一个反对理由是，我们有什么权利或者依据能够进入这些野蛮人的土地，拿走他们的遗产，在他们的地盘落地生根，而他们并未待我们不好或者挑衅我们。”英国人坚信只有恶魔才会挡住他们的去路，于是他们认为印第安人与地狱中的力量结成同盟。一位定居者声称：“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撤旦在这个地方的统治可谓看得见摸得着。”另外一位定居者则称，印第安人“中间有强大的女巫”，并且“与魔鬼十分相似”②。因此，战争以圣战的名义在1622年爆发，这既是有关土地的争夺，亦是有关认同的较量。

印第安人可以通过突然袭击获得优势，但是殖民者有优越的军事技术和稳定的跨洋物资供应与支援，从而拥有更大的优势。殖民者一直认为他们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所以被人背叛的感觉点燃了他们的怒火。有人抱怨说，“这些卑鄙的可怜虫”已经践踏了由弗吉尼亚人所赠予的“上帝的仁慈”。不能再这样了。殖民者在一天之内损失了1/3的人口，这实在是个重大的打击，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展开报复。殖民者没有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后者每年的玉米收成对前者而言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弗吉尼亚民兵展开了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社会消耗战，他们烧毁印第安人的村庄和种植物，并将印第安武士和平民都当成他们的攻击目标。有一次，英国军官邀请几百名波瓦坦人商讨和平条款。在庆祝条约签署之际，英国人在茶里下毒，超过250个印第安人被毒死。①（P14-15）

序

2003年3月，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耶鲁大学学生团体也被美国和伊拉克、乔治·Ｗ.布什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对峙所吸引。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几乎是一定的。无论人们对战争持何种观点、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耶鲁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都各执一词。从2002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一直到新的一年，布什政府及其支持者为发动战争找出好几条理由——从国家安全到推动民主以及介乎两者中间的理由，不一而足。

这些理由中包括宗教。从对“9·11”恐怖袭击的最初反应到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自始至终都在用宗教来描述危机。布什没有必要总是使用美国为谁而战这样的话语：但有时也会说漏嘴，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伊拉克战争描绘成对伊斯兰的十字军东征。然而，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冬天和2003年的春天，布什总统相信他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对上帝的责任感，而且在美国陷入危机之时，是上帝指引着他的行动并保护着美国。布什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陈述战争理由，宣称：“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而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在赠予此种礼物的过程中，美国只是上帝在世间的工具：“我们美国人深深相信我们自己，但不只限于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会声称我们通晓人间和上苍的全部真理，但我们深信它们，并且对仁慈的上帝充满信心。愿上帝指引我们。”1个月之后，布什在纳什维尔告诉听众：“我们正在经受挑战，我们因自己的信仰而面临挑战。”他接着为伊拉克战争辩解，说那是针对仇视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而进行的自卫战，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得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一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切齿痛恨，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能够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崇拜万能的上帝。可能让他们更为愤怒的是，我们不会改变”。①  萨达姆·侯赛因同样使用宗教来形塑即将到来的战争。萨达姆宣称，与堕落的异教徒美国人不同的是，伊拉克人有着“光荣的信仰”，“真主不喜欢弱者。”受到总统鼓励的伊拉克神职人员也试图召集信众投入战斗。奥萨马本拉登是世俗伊拉克复兴党的公开敌人，但他传递出特别明确的宗教信息。这位基地组织的领袖在战争前的一段音频信息中警告说，美国人就是“要占领伊斯兰前首都的十字军，这场十字军征战就是针对伊斯兰人民的战争”，是为了征服我们的宗教并偷走我们的石油，因此“所有的穆斯林，尤其是伊拉克的穆斯林必须准备行动，对此种令人厌恶的进攻展开圣战，并确保弹药和武器储备充足。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本·拉登自“9·11”以来一直传递的信息，事实上，这也是他自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进行首次圣战以来一直传递的信息。②  那时我正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年轻讲师，距离我完成有关麦克乔治邦迪和越南战争的起源的博士论文时间不长。在2002年的秋天，我在一个大班上讲授越战；在春季学期，我就冷战最动荡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开设了一个小型研讨班，内容涉及从约翰·Ｆ.肯尼迪的“猪湾事件”到吉米卡特的伊朗人质危机在内的话题。这是一种离奇的体验，在考察冷战的同时，一段相似的历史正在我们面前实时展开。不过除了“9·11”所造成的创伤，2003年与1973年大不相同。美国不再脆弱，而是看起来不可战胜；美国没有受到越战这种灾难的影响，而是在冷战、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和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赶下台的过程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尽管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总统任期耗费在印度支那，记忆中似乎同样强大的总统乔治·Ｗ.布什却决定按照民主的美国形象改造中东。对于一个美国外交史的专家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我的学生和我就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展开过许多讨论，正如我们对古巴和智利、越南和柬埔寨、伊朗人质事件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问题的档案所进行过大量思考一样。只要他们避免哗众取宠的争论，同时将自己对于纷繁现实的判断建基于认真了解同样复杂的历史之上，我就对此表示鼓励。但是，令所有学生困惑的问题是：在通常讲求现实利益的外交世界中，尤其是美国外交中，何以会有宗教的一席之地？为何布什会利用宗教比喻和修辞来为他的外交政策辩解？这正常吗？在过去的百年中也有总统乞灵于上帝和耶稣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吗？又或者布什只是一个后现代世界中的前现代错乱？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但我所知道的就那么多：有些总统只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常常被用于为干预进行解释或辩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是一种背景噪音和政治填充物，在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中并不特别重要。我让学生去研究几位常常受到怀疑的人物——伍德罗·威尔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吉米·卡特——他们恰好是非常虔诚又时而使用宗教言辞的领导人。仅有几位学者浅尝辄止地探讨了一点宗教与外交之间的更宽泛的联系，而我也将他们的书推荐给了学生。但在其他方面，我没有太多的思考。①

我无法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就在那个春天的某个时间点，我开始对宗教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我饶有兴趣地查看了一些书目指南、图书馆目录和期刊数据库。让我吃惊的是，现存文献并没有超越我向学生提过的那些常常被质疑之事。不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外正在出现。塞思雅各布斯（Seth Jacobs）、米兰妮麦克阿里斯特尔（Melani McAlister）和安德鲁罗特（Andrew Rotter）这三位同事最近发表了令人激动且极富创新性的文章，阐释了冷战时期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雅各布斯讨论越南战争、麦克阿里斯特尔论及中东、罗特则研究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这些文章似乎是一般性的世俗规则中的某种一次性的宗教例外。我几乎不知道，这些文章已经处在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趋势的最前沿。②

我对美国宗教史也非常熟悉，因此接下来转向这个领域。当查阅了相关文献后，我发现某些非常有趣的事：宗教史学家研究外交就如同外交史学家研究宗教那样，既不常见也不系统。然而，他们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对宗教在战时和外交危机中的有趣讨论，尽管他们关注的是外交政策如何影响了宗教而不是相反。和外交史学家不同的是，宗教史学家并不仅仅关注常被质疑之事。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却又令人不安的奇怪发现。在形塑美国方面，很难想到有比宗教和外交事务影响更大的两个学科。也很难找到哪个学科的文献像这两个学科的文献那样浩繁、多元或者充满争议；在历史分析的类别中，大概只有种族和经济学能与之匹敌。至少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宗教史学家只对宗教问题感兴趣，比如，他们讨论一战并非为了解释战争，而是为了了解宗教如何对战争作出反应或者如何被战争所改变。同样，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对宗教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兴趣。这两个领域常见的现象是，彼此互相提及，却极少有学者以一种持续和有意义的方式来整合这两个学科。然而，这两个学科肯定有那样的历史瞬间，即以一种有趣和发人深省的方式进行会合。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来回答我学生的问题——当然也是我自己的问题。

“美国外交和美国宗教研究堪称美国研究的两大显学，但结合此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却为数寥寥。《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一书的问世填补了美国历史研究中这一少有的空白，堪称迄今为止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通史类专著。”——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主任：徐以骅

“阅读此书的过程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冒险：它在挑战公认之观点的同时也解释了那些埋藏已久且令人困惑的问题，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待美国的方式，亦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部作品旁征博引、不偏不倚且面面俱到，它的问世恰逢其时，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包括无神论者和宗教人士在内的相关人士之必备读物。”——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神的历史》的作者

“在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这个主题的某些层面已经产生了大量杰出的著作。但在安德鲁普雷斯顿之前，无人就这个合乎时宜且十分重要却又研究不足的主题撰写过如此资料翔实、洞见深刻以及意识形态折中的通史。这部恢宏著作的问世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开辟了一个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领域。”——马克诺尔（Mark Noll），《美国的上帝》的作者

“安德鲁普雷斯顿就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最重要的因素撰写了一部非常全面而渊博的历史著作。这是一部有关宗教和政治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而且阅读过程让人颇为愉悦。”——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美国梦想家》的作者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安德鲁普雷斯顿阐明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核心元素：宗教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信仰是我们民族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普雷斯顿的杰出著作给予宗教以公正的评价，认为那是塑造我们身份、决定我们为何而战以及何为我们奋斗目标的一种力量。”——乔恩米詹姆（Jon Meacham），《美国雄狮》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