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是罗伯特·席勒继《金融与好的社会》之后推出的另一本书。罗伯特·席勒在他的上一本畅销书中曾指出，社会民众过于迷恋股票市场，这无异于在本就不可避免的风险基础上推波助澜，最终导致金融系统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希勒还有另外一条不为人重视的训诫，那就是我们在迷恋股票市场的同时，忽视了对可持续性经济远景的追求。所谓可持续性经济远景蕴藏在真实资产当中，比如说日常工作收入和住房增值。这些“平凡的财富”对于我们的安康生活起着基石般的作用，但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这些财富正被逐渐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之下。本书以全新的视角告诉人们如何对冲风险，从而确保我们未来生活的经济安全，其内容引人入胜，不可不读。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种新金融秩序？在《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这本书中，作者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高程度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在《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席勒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新金融秩序：如何应对不确定的金融风险》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

强化监管体制，增强危机与风险处置能力是中国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国务院发布的未来金融改革的10条改革政策，也把进一步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和严密防范金融风险作为重要的改革方向。此书作为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前言

引言 一个经济安全、金融大众化的社会

 用金融智慧管理风险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新金融秩序的图景

 当前的风险管理

 信息技术：大数据库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

 金融理论与实践

 心理学、行为金融学和既有思想框架

 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

 金融的道德范畴

 本书的核心

第一部分 世界在前进，经济风险无处不在

第1章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1950年就有一个新金融秩序

 重塑1950年后的历史

 现实状况：1950年缺乏信息技术手段

 应对金融风险迫在眉睫

第2章 经济风险就在我们身边

 生活状况的可变性

 为什么个人经济风险很少被提起

 愚蠢的行为：用放弃机会规避风险

 低估经济风险似乎是人类的本能

 依靠家庭分摊风险

 收入再分配：如何做得更有效

 幸运的20世纪

 不正视风险，就会面临风险

第3章 科技越进步，风险越小？

 机器会让我们失业？

 胜者为王

 全球化：地理壁垒的瓦解

 科技进步的另一面

 直面我们的风险

第4章 四十大盗：经济风险多种多样

 国家面临的风险

 个人风险积聚成国家风险

 战争和社会动荡下的经济风险

 金融创新与多样风险

第二部分 科学与技术：构建新金融秩序的手段

第5章 大数据：新信息技术下的风险管理

 金融与信息技术革命

 大数据时代的金融

 电子货币时代的来临

 新科技能降低交易风险吗

 大数据时代的身份验证

 终结地下经济

 透明的合同

 新科技、新机遇

第6章 心理学：金融风险的另类思维

 既有思维框架

 设计锚点：新经济制度的前提

 赌徒心理与高危风险

 风险受情感支配？

 财富分配如何做到你情我愿

 言行一致与风险控制

 等位交换和社会公正：世界所有人的追求

 德国为什么发动“二战”：从金融史看思维框架

 心理学影响金融创新

第7章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金融创新的本质

 一个金融创新的例证

 创新的传染性

 人类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激进的金融创新

第三部分 新金融秩序的六个理念

第8章 人生无忧：生计保险和住房价值保险

 设计生计保险

 生计保险的可选形式

 生计保险与残障保险结合起来

 生计保险与员工持股

 住房权益保险

 假如拥有生计保险和住房权益保险

第9章 宏观市场：重大风险的发源地

 与股票市场的异同

 创设宏观市场

 宏观市场与善恶公正

 为全世界创设的市场

 为其他类型收入所有权创设的市场

 根据职业不同而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

 根据收入水平和个人情况创设的收入所有权市场

 为房地产创设的流动性市场

 对既有思维框架的重塑

 具备完善宏观市场体系后的世界

第10章 收入挂钩型贷款：摆脱经济困境和破产风险的工具

 将收入挂钩型贷款与收入指数绑定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先例

 家庭问题

 破产法应做相应的调整

 收入挂钩型贷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第11章 不平等保险：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如何计算不平等保险应付额

 为什么要创设不平等保险

 基本概念的衍生形态

 紧迫性

 政府的角色

 思维框架的塑造和税率的设置

 移民造成的问题

 高税率对工作热情的抑制

 不平等保险与分配公平

第12章 跨代社保体系：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摊风险

 当前的社会保障贡献和福利计算公式

 跨代社保体系简化案例

 在家庭成员之间分摊风险

 跨代社保与个人账户投资的对比

 为全社会提供的保障

第13章 国家也可以发展无忧：风险控制国际协议

 国际风险分摊协议如何有效运行

 如果印度能与其他大国签订风险管理协议

 并不需要组建全球性政府

 当今世界各国的风险分摊

 风险分摊是国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四部分 构建新金融秩序

第14章 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

 建设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

 大数据库如何运营和维护

 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大数据库

 提供企业收入信息

 大数据库与税收结合

 为慈善捐助预留的接口

 为遗嘱预留的接口

 大数据库：管理我们的经济生活

第15章 从根源上解决通货膨胀：新计量单位和电子货币

 智利发明的发展单位

 一个更简单的名字：篮子

 货币幻觉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成功

 勇于面对通胀风险的挑战

 指数型会计单位和新金融秩序

 建立信任

 指数型会计单位的先例

 延伸发展单位的概念

 调低通用时长

 通过改变会计单位促成经济转型

第16章 新金融秩序：从理论到现实

 恰当地识别风险

 获得公众的支持

第五部分 新金融秩序：让世界变得完美、有序

第17章 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创新

 货币的出现

 当代股票市场的出现

 期货市场的出现

 人寿保险的出现

 风险终结于金融创新

第18章 现实案例：各国的金融风险管理

 什一税和天课

 所得税

 低收入补贴

 所得税抵免

 医疗和意外保险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结论

结语 一个激进的金融创新模式

致谢

重塑1950年后的历史

1950年是马歇尔计划（即由美国国会通过并执行的欧洲复兴计划）风头最盛的年份，这个计划出台的目的在于帮助欧洲国家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并助其重新走上发展之路。该计划从1948年执行到1951年，在此期间，美国向欧洲各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共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助，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偿援助。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慈善义举了。

从另一角度来看，尽管资助的数额巨大，但是其仅占这四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欧洲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实际上这点儿钱相比整个欧洲经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如果以罗尔斯的理论分析，“二战”后欧洲多国民众都处在饥荒的边缘，要改善这种生活状况，130亿美元真的是杯水车薪。

马歇尔计划的本质也不是慈善。正如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向国会指出的那样，这份欧洲复兴计划的总支出仅相当于美国在整个“二战”期间总支出的5％，如果国会不同意多花那么一点儿钱，那么不仅美国白白参战，而且欧洲还有可能再次落入法西斯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势力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实出现过）。马歇尔计划的支持者将其称为“美国参战的完美收官”。人性天生就有一种办事不留尾巴的冲动，而马歇尔计划的推动者们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既有思维框架。如果没有把马歇尔计划定位成美国人自己本来就该完成的事，那么“二战”后美国或许会放弃千疮百孔的欧洲，任其自生自灭。所以说马歇尔计划根本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情怀，我们最多只能用其证明美国政府在面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事务时能够发挥足够的政治意愿，也有能力跨国支付巨额资金。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思维锻炼。我们设想，如果在“二战”爆发前欧洲民众及各国政府与金融机构签订了保障生计的合同，包括生计保险、宏观市场证券、个人收入挂钩型贷款以及国际性政府间金融协议等（这些概念曾在本书引言部分有所介绍，后面还会展开阐述）。尽管读者们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概念还不太了解，但是大家可以从最基础的层面了解这些金融合同都能降低个人收入所面临的重要风险的危害程度，如果人们在1950年前就了解了这些合同，那么根本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就能签订合同。

如果“二战”前真的签订了此类合同，那么它们最终带来的赔付款项总额将远远超过马歇尔计划的资助金额。换句话说，如果“二战”前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与战争受损国签订过此类合同，那么支付赔偿的一方将根据合同条款支付更多的金额，甚至可能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由此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未受战争创伤的美国付出10％的国家收入并不会对社会造成显著影响，但是等量的资金将给受损严重的欧洲各国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至于风险管理合同能否在“二战”后得到继续执行，在这个例子中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得到马歇尔计划资助的大部分国家都应该能得到保险赔付，原因在于很多受战争伤害的国家在战争期间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其中一些国家还是美国的盟友。此外，即便是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得到了马歇尔计划的资助，这表明战争中的敌意并不一定会扼制国家之间互相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如果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二战”前签订了此类协议的话，他们“二战”后接受的资助将远远大于历史上他们真正收到的资助。

同样在“二战”之后，尽管亚洲各国也在“二战”中遭受伤害，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亚洲各国提供与马歇尔计划同等量级的资助。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的第四点计划（这个称呼的起源是由于这项计划原本是他在1949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第四点）于1952～1954年得以执行，但是其提供的资助总额仅相当于马歇尔计划的6％。为什么美国如此明显地倾向于资助欧洲？或许这种决策反映了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或许反映出欧美之间的政治关系。美国当然对亚洲各国持另一种态度。

如果我们假设在战争爆发之前，亚洲各国的政府及其人民就充分了解风险分摊的原则，那么他们应当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管理自己的收入风险，由此也能合理地推断亚洲人民能在经历战争之后仍然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发展的，亚洲各国就不会在战争结束后还一直穷困潦倒。金融是不因国别而异的——这一点与外交政策完全不同，金融总是在追逐最高收益，而不会区别收益来源国。亚洲各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宏观市场证券、生计保险或其他形式的金融合同保护自己的战后利益。如果当年亚洲民众懂得运用这些风险管理手段的话，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及后来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经济奇迹都有可能被提前到50年代，有些现在才刚刚兴起的国家或许早就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或许早一代的人都已经过上更好的生活。

即便1950年前后的欧洲或亚洲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风险管理手段，战争带来的危害仍然可以在战后得到削减，方法就是战争受害国通过出售本国未来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所有权的方式筹措重建资金。因此他们就不用借贷美元，而且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宏观市场证券融到更多资金——他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职业收入或者其他形式的收入指数出售国家收入的所有权，因为这种形式的债务对买卖双方都更有好处。对美国投资者而言，如果他们对欧洲战后经济复苏持利好观点，那么他们就会相信自己贷出的资金将创造不错的收益，而这种贷款的风险完全可以由他们在其他项目上的投资来分摊。欧洲的借款人应该更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借贷，因为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欧洲复苏的进度，哪怕复苏缓慢，他们也不用着急偿还资金。如果1950年的欧洲人已经懂得运用风险管理合同，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历史上出现的快慢不均的复苏进程。

P22-24

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发展本身无法确保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巨大的经济隐患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弥漫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技术进步标志着人类取得了更显著的经济成果，但即便如此，更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可能出现。好在有新的风险管理理念帮助我们管理形形色色的风险——无论近期风险还是远期风险、无论身边的风险还是远端的风险，而且这些理念还可以遏制资本主义“在创新中自毁”这一特征产生的下行效应。将理念付诸实践不仅可以减少下行风险，而且能促进人们养成积极承担风险的习惯，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最终也将成为一个充满更多希望的世界。

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它们有的可能只是微小的成果，最多也只能称为中等的成绩。这些成果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甚至不会引起民众的关注，但是它们能增强民众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经济安全感，没有这些成绩，人们就无法感受到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以比较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基础制度以及管理大大小小各种风险的手段，那么我们在改善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还大有可为，而且用激进的手段比零散地修正要有效得多。

正如当今的保险业能够保护民众免受灾难的冲击，在我提议的基础架构之下，我们能够运用金融创新保护民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举例来讲，微观层面可以保护某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如果能够成功推行我建议的基础架构，人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中能有更强的信心，因为他们能够超越现有风险管理手段的掣肘。未来社会是发展导向型的信息社会，年轻人的理念和才能正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他们就无法将自己的智力财富转化成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传统上，每个时代的经济思想家们都受制于其生存年代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金融理论、信息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管理资本主义原生的技术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过往的思想家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举例来讲，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在1867年撰写《资本论》时就不可能运用这些风险管理理念。再举个例子，凯恩斯是当代自由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36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时也不可能懂得这些理念。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他在1962年发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时也不可能具备这些理念。

从根本上讲，本书阐述的是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将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本书并不是给大家描绘一个乌托邦，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写作本书时，我既没有持特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出于对某个社会阶层的同情而多加笔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我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能改善民众的生活。虽然我在书中一再倡导对基础风险管理技术进行革新，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为大家提供了一幅完善的发展蓝图。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只是发展的方向，随着人们对金融理论的实验、创新和发展，随着对风险相关信息处理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学家基于心理学理论设计用户友好型风险管理技术的出现，本书中提到的理念将不断被更新。

我从1997年开始着手准备编写本书，早期的想法是把过去关于如何改进个人和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制度的一些想法和书面成果结集出版。1993年，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专业性很强的著述《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同一时期还和阿兰·韦斯（Allan Weiss）、卡尔·凯斯（Karl Case）、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Stefano Athanasoulis）合著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风险管理的学术论文。但是这些早期的作品既没有勾勒出一幅宏观的图景，也没有强调我认为应该被大众认知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初始阶段，我设想通过本书把自己关于风险管理的思考融入社会和经济的大背景中。我希望能通过本书纠正公众对科技和经济风险的高度误解，并以更清晰、更准确的方式让人们明白自己所面对的真实风险。同时，我还希望通过本书让人们懂得各种形式的风险其实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正是它们的存在遏制了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是我编写本书的过程被1999年的股市大繁荣打断了，这一次股市大爆发可谓史无前例。我的挚友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他的建议下，我决定暂停本书的编写，转而撰写了一本关于股市繁荣现象的分析专著。因为股市繁荣是人们对长期风险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管理的经典体现，而这也正是我长期以来的学术专攻领域。得益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帮助，我赶在2000年3月中旬出版了《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该书的出版契合了股市问鼎的时点，也正好是科技泡沫膨胀到巅峰的时点。

在《非理性繁荣》的结论部分，我指出不仅股市的繁荣状态被过分夸大，而且社会民众对股市繁荣的关注和我们对股市重要性的认识都被夸大了。股市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人，它也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人们对商业界的关注只是为了选择高回报的股票，那么这种做法无疑是傻瓜的做法，而那些坚持股价只涨不跌的想法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本书接续了我之前中断的研究，同时也继续讨论《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在本书中，我说明了人们对风险的误解，并且引入了很多新观点印证这个问题，希望能通过这部分的论述从根本上理顺我们面对的经济风险这个难题。无论股市是否繁荣，我们都在逐步迈入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新兴科技手段产生的影响——它们是推动全球范围内经济变革的主驱动力，不仅考虑对某家公司及其股票价格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科技进步对现有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活跃、创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我们在新的环境中遨游。本书列举了一系列关键措施，能够帮助我们把理想变成现实。

为了帮助有一定经济分析能力的读者进一步了解本书的主旨，我收集整理了一些专业的和前期分析时用的文章，还有一些近期发表的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简报。读者们可以在http://www.newfinancialorder.com这个网站自行查阅。

无处不在的风险既源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在其《新金融秩序》一书中提出了六个重要的风险管理新理念，将金融风险管理的手段从金融机构延伸到整个社会，覆盖到每一个普通人。这是他继《非理性繁荣》一书后的又一部警世力作。

——成思危 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在《新金融秩序：21世纪的风险》这本新著中，根据最新金融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信息处理技术和数据的进步，提出了一套激进的金融创新方案，以帮助世人管理风险，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来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提高世人的福利水平。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席勒这本新著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对金融经济学有原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担当。这本书即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金融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也有利于读者思考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如何利用最新的金融理论和技术进展来推动适合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创新，构建金融新秩序，降低风险，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林毅夫 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

《新金融秩序》阐述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对今天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有很大的启发，我敢肯定地说他的这些观点至少在30年之内都不会过时,值得金融界每一位从业者阅读。

——常振明 中信集团董事长

席勒认为目前的金融秩序使得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民主化的金融秩序。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应该创设更多、更便于利用的金融工具，比如说“收入挂钩型贷款”、“不平等现象保险”和“跨代社会保险”等等。同时，非金融从业者应该学会更多地利用这些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比如说利用上述工具对冲自己的收入下降风险、资产贬值风险和养老风险等等。席勒的观点可以称得上很激进，就算是资深的金融从业者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深入理解其内涵。希望中国金融秩序的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能抽空读一读这本书，或许大家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王东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席勒教授以研究资产价格波动规律、非理性繁荣和非理性投资行为著称于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至名归。席勒和阿克洛夫合著的《动物精神》开辟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方向。《新金融秩序》则是席勒金融思想的精华集粹，任何细心阅读此书的人对资产价格波动规律和全球金融运行机制的理解必然会提升几级。读者们不要错过！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