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编著者魏德安。

本书直面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仅解释了为何中国腐败态势的不断恶化没有阻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腐败形式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特殊性等问题，同时还积极肯定中国反腐斗争对腐败的遏制作用，更正普遍认为中国的腐败已到失控地步的观点，并提出了中国政府需要巩固和加强各类财产所有权以从根源上规避腐败。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编著者魏德安。

《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介绍的是“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双重悖论》将颠覆你对“腐败”的理解。作者大胆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腐败共存的悖论，腐败并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名研究腐败问题15年的外国专家，魏德安深谙各国腐败的特殊性。本书中，在剖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或地区的腐败问题后，作者总结了发展性、退化性和掠夺性等几种腐败形式，然后指出：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上述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腐败独具特色的核心所在。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对此，作者指出，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削减腐败。他同时认为，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非纸上谈兵，中国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败。

推荐序

前言

第一章 双重悖论

第二章 发展性腐败

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发展性联盟

中国台湾：国民党的政治机器

第三章 退化性腐败

腐败的加剧与经济的增长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腐败等于真正的掠夺

第四章 腐败及其与改革的先后顺序

腐败程度的测量

中国腐败的起源

中国腐败的加剧

第五章 经济体制过渡中的腐败问题

从掠夺到交易

腐败变成了商业活动？

第六章 中国的反腐斗争

对腐败官员的惩罚

腐败风险

第七章 遏制腐败问题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有美国特色的腐败

中国的“镀金时代”？

致谢

译后记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就像一出“双城记”。一方面，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1979～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幅为8。75％，比韩国经济年均增幅（5。64％）高出整整3个百分点，并且是美国经济年均增幅（1。64％）的5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倍。与此同时，韩国经济的新增净值尚不及中国的1／2，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中国的1／10。然而中国并不是全球GDP平均增速最快或者净收益总额最高的国家，这个殊荣属于赤道几内亚，该国采取的是“贝弗利山人式”的发展模式。赤道几内亚曾经极度贫穷，暴君统治和经济衰退的状况似乎永无止境，但该国突然在本国境内勘探到丰富的石油资源，自此一夜之间暴富。但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引人瞩目的，显然可以堪称“经济奇迹”。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腐败态势却迅速加剧。这里所说的腐败是指为了谋求私利而不恰当地运用公共权威，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改革开放之后，腐败变得越来越常见，更重要的是，腐败的严重程度越来越深，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增加。1980年，即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的那一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为9000例。1985年，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激增至28000例。1986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次大规模反腐斗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暴露出的经济案件数量几乎是1985年的2倍。在1989年的反腐斗争中，提起公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超过77000件。1989年后，诉讼案件的总数逐渐减少，不过虽然每年被起诉的官员越来越少，腐败却越来越严重。比如，1988年，落马高官的数量为190人；1990年，数量激增至1118人，增加了5倍；1995年，这个数字又翻一番，上升至2285人。截至2000年，检察院每年起诉的高官数量超过2500人。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起案件的涉案金额呈爆炸式增长。其中，1984年为4000元，1994年就飙升至54000元，1998年又激增至140000元，到2005年，涉案金额已增至273000元，几乎是1998年的2倍。随着腐败态势日渐恶化的证据越来越明显，政治风险服务集团的分析师们上调了因腐败引发的经济风险的主观评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集团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腐败指数纷纷将中国列为全球严重腐败的国家之一。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与腐败问题摆在一起，则得到了一个悖论。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基于专家主观估计的腐败程度编制的跨国腐败指数和经济分析，保罗？莫罗等经济学家发现严重腐败总是与经济低增长联系在一起，腐败分值每增加1分（分值范围为1～10分），经济增幅将下降1％。虽然增幅下降幅度看起来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980～2006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1。73％，其中，就经济表现而言，排名在前1／4的国家和后1／4的国家仅相差2。46％，由此可见，1％的增幅变动就非常显著了。此外，在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中，1995～2006年，最腐败的1／4和最清廉的1／4国家之间的平均分数相差约为2。52。假设一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接近于1992～2006年的清廉指数平均水平（5。96），并且1980～2006年人均GDP平均增速为1。73％，那么在腐败评分上的1分之差就会导致其在清廉指数排名及发展水平排名上的变动。如果腐败评分增加2分，就能使一个清廉指数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退至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并将其经济增长率从1。73％拉低至负增长水平，使其沦为经济表现垫底的1／4国家。

鉴于中国在1992～1996年的清廉指数评分增加了2分，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会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然而，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腐败加剧、高增长率与经济高速发展并存（见图1–1）。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清廉指数翻了一番，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达到了10％以上。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中国的案例之间存在三个明显的矛盾之处。第一，腐败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前就已明显提高（此处的腐败率是以每10000名受到腐败指控的公职人员中的被捕人数粗略估算的，我将其称为“被披露的腐败率”）。第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腐败态势加速恶化的时期正好吻合，依据是被起诉高官数量及粗略估计下的受贿金额（以每件起诉案追回的平均受贿金额作为计算依据）。第三，即使清廉指数和专家对腐败真实程度的主观估计都翻了一番多，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增长，而腐败仍在加剧。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迅速增长之间的显著矛盾。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腐败研究的新正统理论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新正统理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恶化会拉低经济增长率，并同时阻碍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腐败问题恶化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够并存。因此，我们还面对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重悖论。假设腐败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形成的原因在于新正统理论的逻辑缺陷，而且新正统理论使用伪相关性“证明”其核心假设，那么听起来似乎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否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腐败会对经济表现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我认为一般来讲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随便研究一下欠发达国家的腐败和经济，就能发现腐败会导致经济瘫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你根本无法质疑新正统理论的基本结论。

P3－P7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读了保罗·莫罗（Paolo Mauro）的《腐败与增长》（Corruption and Growth）一文后，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书。因为莫罗在文中提出，从统计学角度看，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点让我感想颇多。当时，透明国际组织刚刚开始发布清廉指数。莫罗的观点中，有一个事实让我深感惊讶：1996年，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经济增长率却达到10％，而这个数字与前几年相比还有所减少。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韩国的政府也绝非清廉楷模，它们都有严重腐败的历史，不仅低级官员腐败，而且执政党领导人也腐败。199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比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以及韩国的腐败及政治、经济状况。虽然蒙博托（Mobutu）政府的掠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马科斯（Marcos）政府的大肆搜刮掏空了菲律宾经济，但我认为，在韩国，腐败似乎为执政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推动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之后，我发现了一些关于遭到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似乎经济增长率居前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誉的省份，也是纪律处分发生概率较高的省份。在1996年的那篇题为“自上至下的腐败”（Rotting Fromthe Head Down）的论文中，我大胆地指出，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非但不是负相关，而且具有正相关性。当然，这篇论文遭到了《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杂志编委们的坚决否定。当时，他们认为分析腐败的政治与经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说我对此了解太少，认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有关中国腐败状况的数据。然而，他们的确认同我的论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真像莫罗所说的那样影响了经济增长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莫罗先后在多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一直呼吁对腐败进行系统性的打击，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1995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宣传材料后，开始对中国的腐败感到困惑。这个会议于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我对参会很感兴趣，但当我源源不断地收到新的宣传册子时，我有些不解。后来，读了有关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以及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以腐败罪名被逮捕的报道之后，我才有了答案。王宝森曾经担任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传册中却将他的照片删除了，因为当时他被发现卷入一桩腐败案之后自杀了。在这桩案件中，王宝森与陈希同曾试图从在北京市区拿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收受数千万美元的“佣金”。（讽刺的是，国际反贪污大会会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纪大饭店的总经理正是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贿赂罪，与其父亲的活动有关。）这桩丑闻的复杂性与调查背后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兴趣，后来，就陈希同案我还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演讲。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但《南华早报》的记者邓伊凡不仅亲自听我演讲，还采访了我。第二天，邓伊凡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演讲的文章，说我宣称“腐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我赶紧向我的导师里克·鲍姆（Rick Baum）求证我是否说过这句话，他也参加了那次演讲。后来我确信自己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只是提出经济增长与腐败负相关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几个国家，比如日本与韩国，都在经济腾飞阶段出现过严重的腐败事件。中国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关于经济增长与腐败为何能够并存的问题上，我向邓伊凡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非法资金被投资于中国。但由于我公开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状况日益恶化联系起来，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那时，每到夏季，我都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待一段时间，仔细研究中文媒体的资料，搜寻关于腐败的文章。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供检索的数字媒体，大部分中文期刊也还没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栋的资料中苦苦搜寻之际发现，《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有关腐败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惊。到了秋季，我总是带着一摞摞的复印资料返回我的学校。当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国的腐败后，经常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研究中国腐败危险吗·第二，我能否得到相关数据·当我的文件柜和书架塞得满满时，获取关于腐败的数据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而摆在我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处理大量看似不合逻辑的数据。在日本和韩国，大企业给执政党输送政治献金，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政治腐败”相当于“金融胶水”，把右翼势力黏合在一起，不然他们就会争吵不休。而且这样一来还能防止执政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系，把执政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商业盟友对发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断追求糅合在一起。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的壮大不依靠企业的献金，也不需要出于营利动机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由于“大跃进”运动、“文革”，中国共产党似乎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一种政治需求。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腐败是结构性、制度性的，但在中国，腐败却是无秩序的、掠夺性的。中国的腐败官员不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于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时就直接逼迫企业拿钱，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免遭官员的伤害，还有些官员直接挪用公款。中国的腐败与日本的腐败不同，它更类似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于是，我便提出了“双重悖论”的概念，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腐败与经济增长能否并存，因为只要我们回顾日本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夺性腐败猖獗、官员打劫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本书的写作进度非常慢，因为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中国的反腐机构和如何解读涉及中国反腐的信息。研究腐败的难度异乎寻常，因为无论你获得什么资料，它们所描述的情况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后还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无法评测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件中只知道某个人或某些人被逮捕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决定公开案件，公众才能获取相关数据。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令人沮丧，因为那些了解实情、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显然不愿意多讲，而那些愿意讲的人往往并不是当事人，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此外，在中国，每年出现的腐败案件数量多达数万起，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应接不暇，而只有小部分案件的详细信息会被披露出来。因此，如果执着地研究个别案件，很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败产生的影响，关键就在于摆脱个别树木的困扰，通过考察部分树木判断整个森林的形态。

在本书中，我尽心竭力地阐述了自己对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形态与动态的理解，并力图阐释为什么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腐败加剧之后中国经济依然能维持快速增长。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对前文提到的“双重悖论”（即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并存）的回答。我不敢说我的结论无懈可击，但它的确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进程启动之后，腐败问题开始恶化。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个现象，一直有人预言腐败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构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中国也经常被外界描述为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共权威沦为了腐败官员谋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国内及国外人士看来，腐败已经侵蚀到了中国政权的领导核心。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由“盗贼”统治，贪官数量远超清官数量，甚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也直接或间接涉贪。很多人还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宣称开展反腐斗争，但这种反腐与京剧表演中的某些场景相似：演员们在一片锣鼓喧嚣中拼命地围着舞台转来转去，偶尔揪出来一个“坏人”，加以指责并示众。但尽管舞台上的喧嚣与演员的愤怒让观众感觉煞有其事，但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反腐斗争同样如此，被逮捕的贪官只是一些不幸运、不聪明、没有政治盟友的“小鱼”而已。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惩罚，要么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马失前蹄了，要么就是被挑出来做替罪羊的。他们宣称，无论中国政府决定公开什么信息，都是谎言，目的是欺骗公众，让公众相信政府致力于反腐斗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明白，即便腐败影响其执政根基并阻碍经济发展，但真要认真反腐肯定会以更快的速度导致党亡政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高层领导只是放出一些高调的言论，将反腐之战说成是事关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实际上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及下属的腐败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并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中国在将近30年的反腐斗争中采取部分举措的目的的确是搞好公共关系，也并没有成功地抑制腐败，每个被逮捕的贪官背后肯定有更多的贪官，他们只是因为幸运或者得到了政治保护而免于被逮捕，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得到的有关腐败的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无法知道真实的腐败程度，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认为，在中国，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腐败有本质性区别，我是不认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有很多人预言中国的腐败将陷入失控的局面，但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引人瞩目的增幅。由于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一直认为（而且实证研究结果似乎也证明），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所以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日益加剧的腐败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危害·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腐败问题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前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读了保罗·莫罗（PaoloMauro）的《腐败与增长》（CorruptionandGrowth）一文后，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书。因为莫罗在文中提出，从统计学角度看，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点让我感想颇多。当时，透明国际组织刚刚开始发布清廉指数。莫罗的观点中，有一个事实让我深感惊讶：1996年，中国的腐败程度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其经济增长率却达到10％，而这个数字与前几年相比还有所减少。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韩国的政府也绝非清廉楷模，它们都有严重腐败的历史，不仅低级官员腐败，而且执政党领导人也腐败。199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对比了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以及韩国的腐败及政治、经济状况。虽然蒙博托（Mobutu）政府的掠夺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虽然马科斯（Marcos）政府的大肆搜刮掏空了菲律宾经济，但我认为，在韩国，腐败似乎为执政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推动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之后，我发现了一些关于遭到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据，这些数据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似乎经济增长率居前列、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享有“先行一步”美誉的省份，也是纪律处分发生概率较高的省份。在1996年的那篇题为“自上至下的腐败”（Rotting Fromthe Head Down）的论文中，我大胆地指出，经济增长与腐败的关系非但不是负相关，而且具有正相关性。当然，这篇论文遭到了《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杂志编委们的坚决否定。当时，他们认为分析腐败的政治与经济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并且说我对此了解太少，认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有关中国腐败状况的数据。然而，他们的确认同我的论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真像莫罗所说的那样影响了经济增长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莫罗先后在多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一直呼吁对腐败进行系统性的打击，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1995年春夏之交，我收到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宣传材料后，开始对中国的腐败感到困惑。这个会议于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我对参会很感兴趣，但当我源源不断地收到新的宣传册子时，我有些不解。后来，读了有关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以及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以腐败罪名被逮捕的报道之后，我才有了答案。王宝森曾经担任国际反贪污大会的副主席，而我收到的新宣传册中却将他的照片删除了，因为当时他被发现卷入一桩腐败案之后自杀了。在这桩案件中，王宝森与陈希同曾试图从在北京市区拿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那里收受数千万美元的“佣金”。（讽刺的是，国际反贪污大会会址所在地北京新世纪大饭店的总经理正是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他被指犯有接受贿赂罪，与其父亲的活动有关。）这桩丑闻的复杂性与调查背后的政治因素令我很感兴趣，后来，就陈希同案我还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性文章。1997年夏，我受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有关中国腐败问题的演讲。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学者，但《南华早报》的记者邓伊凡不仅亲自听我演讲，还采访了我。第二天，邓伊凡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演讲的文章，说我宣称“腐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我赶紧向我的导师里克·鲍姆（RickBaum）求证我是否说过这句话，他也参加了那次演讲。后来我确信自己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只是提出经济增长与腐败负相关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几个国家，比如日本与韩国，都在经济腾飞阶段出现过严重的腐败事件。中国似乎也不例外。之前，在关于经济增长与腐败为何能够并存的问题上，我向邓伊凡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非法资金被投资于中国。但由于我公开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状况日益恶化联系起来，我觉得必须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那时，每到夏季，我都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待一段时间，仔细研究中文媒体的资料，搜寻关于腐败的文章。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供检索的数字媒体，大部分中文期刊也还没有可靠的索引。我在汗牛充栋的资料中苦苦搜寻之际发现，《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有关腐败的信息量之大令我深感震惊。到了秋季，我总是带着一摞摞的复印资料返回我的学校。当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所做的研究涉及中国的腐败后，经常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研究中国腐败危险吗·第二，我能否得到相关数据·当我的文件柜和书架塞得满满时，获取关于腐败的数据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而摆在我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处理大量看似不合逻辑的数据。在日本和韩国，大企业给执政党输送政治献金，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政治腐败”相当于“金融胶水”，把右翼势力黏合在一起，不然他们就会争吵不休。而且这样一来还能防止执政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系，把执政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商业盟友对发展和盈利最大化的不断追求糅合在一起。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力的壮大不依靠企业的献金，也不需要出于营利动机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相反，由于“大跃进”运动、“文革”，中国共产党似乎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一种政治需求。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日本和韩国的腐败是结构性、制度性的，但在中国，腐败却是无秩序的、掠夺性的。中国的腐败官员不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揩油，而是在企业还没有受益于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时就直接逼迫企业拿钱，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免遭官员的伤害，还有些官员直接挪用公款。中国的腐败与日本的腐败不同，它更类似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于是，我便提出了“双重悖论”的概念，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腐败与经济增长能否并存，因为只要我们回顾日本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夺性腐败猖獗、官员打劫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本书的写作进度非常慢，因为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中国的反腐机构和如何解读涉及中国反腐的信息。研究腐败的难度异乎寻常，因为无论你获得什么资料，它们所描述的情况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其背后还有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的、无法评测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件中只知道某个人或某些人被逮捕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决定公开案件，公众才能获取相关数据。我的采访工作进行得令人沮丧，因为那些了解实情、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显然不愿意多讲，而那些愿意讲的人往往并不是当事人，他们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此外，在中国，每年出现的腐败案件数量多达数万起，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应接不暇，而只有小部分案件的详细信息会被披露出来。因此，如果执着地研究个别案件，很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腐败产生的影响，关键就在于摆脱个别树木的困扰，通过考察部分树木判断整个森林的形态。

在本书中，我尽心竭力地阐述了自己对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形态与动态的理解，并力图阐释为什么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腐败加剧之后中国经济依然能维持快速增长。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对前文提到的“双重悖论”（即经济快速增长与腐败加剧并存）的回答。我不敢说我的结论无懈可击，但它的确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进程启动之后，腐败问题开始恶化。自从我们意识到这个现象，一直有人预言腐败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构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中国也经常被外界描述为一个严重腐败的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共权威沦为了腐败官员谋求私利的工具。在很多国内及国外人士看来，腐败已经侵蚀到了中国政权的领导核心。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政府由“盗贼”统治，贪官数量远超清官数量，甚至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也直接或间接涉贪。很多人还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宣称开展反腐斗争，但这种反腐与京剧表演中的某些场景相似：演员们在一片锣鼓喧嚣中拼命地围着舞台转来转去，偶尔揪出来一个“坏人”，加以指责并示众。但尽管舞台上的喧嚣与演员的愤怒让观众感觉煞有其事，但这只不过是一场表演。反腐斗争同样如此，被逮捕的贪官只是一些不幸运、不聪明、没有政治盟友的“小鱼”而已。很多人认为，如果一位高官受到惩罚，要么是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马失前蹄了，要么就是被挑出来做替罪羊的。他们宣称，无论中国政府决定公开什么信息，都是谎言，目的是欺骗公众，让公众相信政府致力于反腐斗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明白，即便腐败影响其执政根基并阻碍经济发展，但真要认真反腐肯定会以更快的速度导致党亡政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高层领导只是放出一些高调的言论，将反腐之战说成是事关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实际上却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及下属的腐败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并不同意上述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中国在将近30年的反腐斗争中采取部分举措的目的的确是搞好公共关系，也并没有成功地抑制腐败，每个被逮捕的贪官背后肯定有更多的贪官，他们只是因为幸运或者得到了政治保护而免于被逮捕，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得到的有关腐败的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无法知道真实的腐败程度，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也认为，在中国，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以某种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或者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腐败有本质性区别，我是不认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有很多人预言中国的腐败将陷入失控的局面，但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引人瞩目的增幅。由于经济学的传统智慧一直认为（而且实证研究结果似乎也证明），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所以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日益加剧的腐败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危害，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腐败问题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

本书是一部数据翔实、论证严谨、立场客观的作品。作者魏德安是中国腐败问题研究领域的国际顶尖学者之一，目前系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及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学术兴趣包括比较政治、贪腐治理及中国研究。他的主要学术背景为：1982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获文科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获文科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获文科硕士学位；1994一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还曾经访问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自1987年以来，他先后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包括《从毛泽东到市场经济：寻租、地方保护主义和中国的市场化》、《东风渐息：中国对外政策和‘文革’的起源》等。并在《剑桥国际事务评论》、《国际发展比较研究》、《当代中国》、《中国季刊》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自2006年10月以来，他还担任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座评论员。纵观其职业生涯，可以说，魏德安是一位美国学术届的“中国通”。

在本书伊始，作者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本书写作的缘由。根据政治经济学界的传统理论，腐败会侵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高腐败往往与低增长相伴相随。而反观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以来，腐败现象虽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官员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索要回扣等问题层出不穷，但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作者就发现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腐败态势。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速全球领先。令作者更为疑惑的是，中国腐败与其他国家的掠夺式腐败存在相似之处，其他国家的腐败已经给经济造成重创，而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受到腐败的影响。所以。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是剖析中国高腐败与高增长并存的悖论。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作者花了14年的时间搜集相关资料，从《中国检察年鉴》、中国多省省志、官方媒体等权威渠道搜集了海量数据，并对比分析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等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最终形成了本书的完整架构。作者于2008年开始撰写本书，2010年完稿，2012年4月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作者指出，之所以从开始构思到完稿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些事情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和分析。他说：“如果你在20世纪90年代问我中国未来会怎样，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会给出一名经济学家的答案：中国的经济会崩溃，因为贪腐问题发展得如此迅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经过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并未崩溃。”由此可见作者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

作者认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相比，中国腐败既有特殊性又有相似性。相似性在于各国腐败本质上都是官员滥用公权力谋求私利的行为。但经过细致考察，作者又将腐败分为发展性腐败与掠夺性腐败。所谓发展性腐败是政商两界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相互结合的产物，具体来讲，指的是资金从商界的政治献金流入执政党手中。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追随者，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最终形成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商联盟。而退化性腐败只会给社会带来经济损失，而且损失规模非常大，增长速度非常快，不管经济是增长、疲软抑或停滞，也不管政府实施的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退化性腐败都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任何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腐败可以定性为发展性腐败。而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等盗贼统治国家的腐败属于典型的退化性腐败，完全属于无政府式的、没有任何秩序性和结构性的掠夺行为。作者认为中国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没有私营部门资金支持的前提下牢牢掌握政权，而不必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执政党那样必须借助商界政治献金建立执政联盟。

关于改革与腐败的关系，作者认为。腐败在改革之前就存在，但当时腐败是离散的，而非集中的，涉案金额小，影响范围窄，算不上根深蒂固，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中国实施的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滋生创造了新机会，腐败借助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加剧。作者认为，曾经大力助推腐败的一种机制就是价格双轨制。所谓价格双轨制，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是对实际价值相等的物资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内的垄断定价，另一种是计划外的市场定价。归根结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就是物资定价方式从由计划决定向由市场决定的过渡。这一改革过程影响了商品、投资、土地、建筑以及国有资产的价格。改革过程中，这些国有资产脱离国家控制，转向市场，买家既有私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本身也经历了通过向私人营业主出售资产而实现不同程度私有化的过程。在转移过程中，较低的计划内价格和较高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催生了极大的套利空间，刺激了权力寻租行为。如果买家能以较低的计划内价格拿到这笔资产。然后到市场上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将资产所有权转卖出去，就可以立即获得巨额的意外收益。因此，官员在转移国有资产的过程中才产生强烈的索贿欲望。而买家也愿意拿出部分意外收益回报官员。

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红利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原来价值遭到人为低估的国有资产在市场定价机制下的自然价值回归，另一个是经济改革过程创造的大量新财富。改革期间，这些改革红利主要遭到了两个群体的瓜分，～个是控制资产转移过程的官员，这些人掌握着资源从国家到市场的分配，另一个是仍然在市场中创造巨额财富的人。

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沦为盗贼统治国家，作者经过客观的分析明确表达了否定态度，对中国反腐运动的信心，对中国反腐成就的肯定。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反腐运动存在不足，仍然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但还是有效地防止了腐败态势恶化到失控的地步，避免了中国沦为盗贼统治的国家。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反腐决心，不断强调反腐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建立了格外严厉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查处了一大批级别高、影响大的案件，对腐败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虽然中国腐败问题经常被拿来作为炒作的话题，中国的腐败程度超过了全球平均的严重程度，但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为“腐败危机”的程度。作者认为。在改革初期，反腐制度和反腐机构刚刚恢复，还不健全，反腐机构常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打击腐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能力。这些制度仍然被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作者还指出，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中国最近10年的腐败程度比10年前更加严重。

关于反腐运动的未来，作者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国有资产转移规模缩小、改革红利减少、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大背景下，如果中国政府无法有效地遏制腐败态势，腐败问题必然会损害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甚至有可能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作者认为。要想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需要继续保持高压反腐势头，巩固和保护人民的物权，还需要建立一套由独立廉洁的司法机构监督的反腐法规。作者给予中国的反腐运动极大的肯定，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反腐运动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而且中国共产党具有反腐的决心和动机。

自作者完成本书的创作以来，中国查处了一大批涉及高级别官员的大案、要案。反腐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书作者对中国反腐工作的乐观和信心。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反腐倡廉的任务依旧艰巨，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有利于强化中国社会的契约精神，遏制中国社会的马太效应，扭转国家政权内卷化，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降低基尼系数，打击资本外逃，回应民众利益诉求，让民众更多地分享改革红利。只有坚持严明的政治纪律，才能为政清廉、秉公用权，才能取信于民、赢得人心。但愿本书能为中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俞邃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

美国专家魏德安专注研究中国腐败问题近15载，著就本书．开创了外国学者全面解读中国腐败问题的先河。备受各方关注。书中着重阐述．在中国腐败何以能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剖析中国的腐败相比韩国、日本、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特殊性．对中国反腐的积极成果予以肯定，表示对中国的反腐斗争更有信心。立足实情，旁征博引。或纵向追溯，或横向比较，成就与弊端、原因与治理兼论。见仁见智，值得一读。

公婷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魏德安的这本著作是研究中国政治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文献。该书论点清晰，论证周密，实证数据丰富。关注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读者可能对该书中有关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令人堪忧的腐败状况之间关系的分析感兴趣．而更多的读者则会被书中关于如何理解和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论述所吸引。无论对哪一类读者而言，阅读该书都会带来思考、启迪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