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克编著的《我的事》内容包括:1。闹事、2。城事、3。家事、4。村事、5。农事、6。工事、7。古事、8。媒事、9。政事、10。商事、11。外事、12。人事、13。教事、14。儒事、15。笔事、16。书事、17。股事、18。匠事、19。民事、20。善事、21。瞒事、22。大事、23。小事、24。悲事、25。悼事、26。潮事、27。钱事、28。夏事、29。忘事、30。险事、31。网事、32。文事、33。闲事、34。银事、35。陶事、36。金事、37。衣事、38。餐事、39。房事、40。车事、41。烟事、42。茶事、43。酒事、44。花事、45。钓事、46。猎事、47。猫事、48。鬼事、49。乐事、50。影事、51。球事、52。星事、53。戏事、54。吧事、55。旅事、56。美事、57。友事、58。情事、59。节事、60。卡事、61。证事、62。梦事、63。谬事、64。神事。
沙克编著的《我的事》,是普通日子里衣食住行的事,平常状态下中吃喝玩乐的事,也是正经的和闲淡的事,它们或平和或奇崛,嵌在几十年的时间和空间中,所以也是大众生活进行中的事。它让你跌落眼镜,是因为你太惊讶,它让你坐立不安,是因为你太激动,他让你拍案叫绝,是因为你太同感,它让你安静如水,是因为你太入迷。在这部作家亲历自传性质的长篇系列散文随笔中,我们读到真正的现实、个性、反思和完整,也读到无比的深刻、精彩、悠远和广博,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独创的文学,值得反复嚼读而意味深长。
不知谁在市中心大街上先喊的,有人说是在市中心流浪乞讨的一个老疯子先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啦。然后,全城全地区的人都呼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风暴呼啸而来,天大的热闹开始了。
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我父亲似乎在躲避什么,尽量不介入外面的热闹,把屁股钉在市医院门诊楼三楼的诊断室里,为排在门口的男女老少看病。一帮左臂佩戴红袖章的绿衣人闯进来,押着一个脸色肿黄的大背头男人。为首的绿衣人眼角有一大块黑痣,他指着大背头喝令我父亲:“喂医生,这个人是走资派江大水缸,肚子里有一大水缸的毒水,别当他是什么副市长,好好给他做检查,看他是不是在装病,逃避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我快三岁了,算虚岁够上幼儿园了。可家家的父母都说,外面乱糟糟到处打仗,谁敢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我父亲坐在诊断室里忙活儿,我站在室外的阳台上自个玩儿。我的手扒着阳台栏杆,从栏杆间看着临街的热闹,大白兔奶糖的白汁流出嘴角。
真热闹啊。大街上黑压压人挤入,树林样的手臂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本本,挥舞摇曳像盛开的鲜红花丛。口号声、高音喇叭声、锣鼓声、鞭炮声震动楼窗,还听到电影里才有的步枪冲锋枪声,叭叭叭哒哒哒的。真吓人啊。成群结队的人互相打斗,刀去棍来胡撕乱咬,好多人头破血流,一个大姑娘被撕烂衣服,光着白闪闪的屁股往路边的屋里逃,被追上去的一群人乱棍打死在门边。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连看热闹的大人小孩都有被踩死的,分不清面目的好人坏人都在鬼哭狼嚎。随便从门诊楼的哪扇窗户向外看,全城到处是乱哄哄的兵,他们叫红卫兵,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也有三四十岁大男人大女人们混杂在里面,全都穿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戴红袖章和毛主席像胸章,横冲直撞啊凶猛酷逼。 红卫兵热热闹闹冲进市医院的生活区,破门入户抄查东西,把人家的木雕家具、神佛塑像、西装、旗袍、高跟鞋、旧马桶、手风琴、花瓶、古书什么的通通扔到门外,乱踩乱砸,刀劈火烧。他们还嫌不过瘾,还往人家的内屋暗处钻,还爬进人家床底,搜到金银物饰和成沓的人民币就不咋呼了,悄悄揣进斜挎在肩上的黄书包里。
那些平时很拽的老头老太们倒邪霉了,被红卫兵骂来咒去拳脚伺候得全像是龟孙子,李老中医被大耳光抽碎了眼镜,抽伤了眼睛,被戴上二尺高的报纸帽子满脸淋血地押走。这些老头老太都是从民国过来的大牌医生,是看病的权威,救过成千上万病人的命,我父亲和继母见到他们得点头哈腰,可在红卫兵手里他们就熊啦,都变成弱不禁风的病秧子。那么多的热闹在我脑袋里模糊依稀,有些热闹吓破了我的胆,伤了我的心。
红卫兵们冲到我家宿舍时,我父亲和继母正在医院上班,保姆二奶奶阻拦他们时被掀倒在地,被两个女红卫兵踩住腰不许动弹。他们把我家稀里哗啦乒乒乓乓翻个底朝上,箱子里的褂子裤子袜子都被翻出来,扔得里屋外屋都是,连我父亲的旧领带继母的裤腰带都被扯出来,抛扔在窗档上。我父亲的宝贝手风琴被摔在水泥地上,昂昂昂哼几声就不昂了。书橱被推倒,几本俄国、英国、法国的小说书被撕烂。最伤我的是,那个眼角长黑痣的红卫兵拿着小刀子,对我笑笑假装亲热,先蹲下来摸摸我的小鸡鸡,要我把脖子上的银锁摘下来给他看看,我害怕他讨好他就答应他了,他看过银锁后拿了就走。我哭着赖着,拽住他的裤子求他:“大哥哥,你把银锁还给我吧,我就这一个好玩的东西。”
他一脚把我踢翻了:“他妈个屄,谁是你的大哥哥,老子这是代表毛主席来破四旧,要把这只银锁灭掉!不要再跟我闹。告诉你吧,你爸爸是个阶级异己分子,你后妈是富农的女儿,都不是好货,等我们抓住他们的新尾巴时再看好戏!”
回想我的整个童年,听我父亲讲的启蒙教材都是红色的,有一节是关于他自己的:“儿子二猪你听着,老子我十二岁就离开读书的中学跑了,干吗去啊,参加新四军,第二年改成解放军,我做部队的卫生员,那是在炮火弹片的搅拌中做卫生员,不分白天夜里转移行军,走不动路爬不动山了,大兵们用绳子扣住我的腰往前拖,北撤南进渡过长江,跌打滚爬长到十五岁,新中国成立了。懂吗,老子打江山时,身上的枪眼……”
一九四九年后不久,在别人还没参军的年龄段,小伙子我父亲已脱掉军医绿装,转业在苏南的地方机关工作,他熬夜苦读圆了大学梦,医学院毕业后相继在皖南等地行医多年,与大学同学的母亲结婚、离婚,后来飘落到苏北,中间经历的运动风波和生活周折能少吗。他遭霉运的根子扎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乡下到处流行浮肿病,死了太多的人,省里组织好多支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
我父亲带一支医疗队从皖南来到皖北,走村串户治病救人。他不像其他医生那样为农民们把脉问诊说长道短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给农民们挂药水输营养液。一个处于大学实习期的年轻医疗队员,白天忙看病,晚上点灯写论文。我父亲把他的本子往地上一摔:“什么浮肿病不浮肿病,做这种文章能救活那么多人命吗,没听说村子东头的毛老汉一家饿疯了,刨出刚入土的死人肉吃吗。他们没有吃的,需要挂药水,需要输营养液。”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