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金河
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的预审室。
当一个审讯完的犯罪分子被带下去之后，预审科李科长把一本新案卷，递给了身边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
朱春信，五十几岁年纪，身躯魁梧，略有些发胖。头发修理得很整齐．两条眉毛又粗又黑，一双眼睛总带着沉思的神色，连鬓胡子刚刮过的方下颏微微泛青，给人总的感觉是严肃、老练、精力充沛。在地委常委分工中，他负责组织、人事和公检法系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打、砸、抢分子的时候，他亲自来到地区公安局，想抓几个典型案例，开一次全地区的有线广播公判大会，公开审判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推动一下这场清查运动。但是，抓这样的案例，并且做到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十分费力的。对第一个犯罪分子的预审就很不理想：检举材料、起诉材料同被告本人的交代，差距还是很大的。朱春信粗黑的眉毛紧皱了一下，趁第二个犯罪分子没进来之前，活动了一下微胖的身躯，伸了一个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懒腰，斜靠在椅子上，浏览着李科长递过来的第二本案卷。只见案卷开头的提要上写着：“叶辉，男，二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叶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大搞打、砸、抢，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次武斗中，亲手将一名工人打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
朱春信看着案卷，粗黑的眉毛突然跳动一下，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但又马上轻轻地摇摇头，继续看下去了。
李科长指着案卷笑着问朱春信：“朱书记，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朱春信摇摇头，“我是七0年才到这个地区来的，六七年我还在北宁市。”
“叶辉是北宁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在咱地区招工到发电厂。’’李科长又说。
“啊……”朱春信严肃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惊讶和不安的表情，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便立刻镇静下来，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我那时正被揪斗，武斗的事是后来听说的，没听说过叶辉这个人。——双方都有伤亡，很惨啊！”朱春信痛心地摇摇头，然后又抬起他的方下颏问，“叶辉当时是干什么的？”
“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
“中学红卫兵……小头头？”朱春信眼睛一动，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李科长的发问。
“是啊。”李科长肯定地回答。
“嗯……这样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是应该严肃处理的。”朱春信凛然地说完，又想起一个问题，“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好像没有…-·”李科长还要说什么，预审室的门开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工人被带进来，他向朱春信小声说，“呶，来了！”
被告穿了一身旧lT作服，带有斑斑油污的上衣，两个肘部都打了补钉，脚上的翻毛皮鞋使人很难看清它的颜色。这个青年人不修边幅，但他并不拖沓。茂密粗硬的头发盖住了他的半个前额，棱角分明的嘴微微张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坐上被告的小方凳之前，他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他面前的审讯人员扫了一下，并且讥诮地笑了，显得镇定、从容。可是，当罪犯的眼光跟朱春信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却使朱春信的心为之一震——这个眼神，这种笑容，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是……他嘛？”朱春信的心中迅速闪过一个神秘的猜想。
“你叫什么名字？”李科长开始审问了。
“叶辉。”罪犯回答。
“用过别的名字吗？” ’
“没有。”
李科长向朱春信点了点头，这证实了他刚才对朱春信的回答。朱春信根本没有理会李科长的示意。他拧起粗黑的眉毛，死死地盯着被告的脸，接着他又破例离开座位，背起双手，在罪犯身边踱了几步，然后又回到座位上来，朱春信先是做了个考虑问题的样子，但是他的眼光总是在犯人的额角上搜索着，显然是在审视着犯^的什么外形特征。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李科长照例说着预审罪犯时的常用话，“那就讲讲你犯罪的经过吧。”
审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朱春信却一言未发，眼睛一直盯着案卷上的一行大字：“打、砸、抢犯叶辉。” “是他，的确是他——叶卫革！”朱春信在心里叫着，“我希望不是他，可是，我看见了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用过‘叶卫革’的名字呢？”
“讲主要犯罪事实，不要避重就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声音在朱春信耳边越来越微弱了，一段本来不愿回忆的往事．却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
北宁市的群众组织早已分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总部，一派是“红联”总部。在《人民日报》“站出来亮相”的号召声中，被冲垮了的北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朱春信在内，都认真地考虑应该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想去“亮相”，但考虑到种种利害，朱春信觉得还是亮一下好。根据观点、力量、社会影响和固有联系等多方面的条件来衡量，朱春信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众组织”。“亮相”的结果，朱春信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自然地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更为猛烈的打倒声和更为残酷的揪斗。为了避免这种揪斗，他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在家里不安全，他住过工厂的工人宿舍，农村的生产队房，新光照相馆的暗室，甚至不准任何人冲击的要害部门——供电所的配电室和劳改队的办公室。不管走到哪里，朱春信始终被一种恐惧、烦恼和羞耻的心情袭扰着，他时时为自己的北宁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同这种躲躲藏藏的诡谲行迹之问的矛盾感到难受。 “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愿这样！”朱春信想，“如果被对立派逮住，那是性命难保的呀！乱透了，乱透了，这是一出什么戏呢！”他暗地里发着牢骚。《人民日报》曾用讽刺的口吻说“哪有革命领导干部怕群众的呢？”朱春信也暗地里骂过这种论调：“不怕？这些秀才们，说得倒轻巧，你们来试试看！”
一九六七年九月，朱春信经过辗转迁徙，一天夜里悄悄地住进了一座办分楼，被安排在背街一面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临时放了两张床铺，没有蚊帐，被褥像是从来没有拆洗过的，白被里呈现暗灰色，摸一下还有点滑腻发凉，散发着一种霉味儿。即使这样，对于整天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朱春信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避难所了。好在九月的夜晚虽然薄带微寒，但并不冷。爽人的秋风从窗口吹进来，室内的灯光投射在窗外老杨树摆动着的叶子上，犹如一簇簇银色的光波在晃荡。那些架在高大建筑物上的彼此对立的高音喇叭，不知是因为播音员嗓子哑了，还是因为扩大器的电子管需要休息，现在都没有播送“严正声明”和“最最强烈抗议”，也没播送“语录歌”和“三忠于”歌曲，这就使朱春信的新居显得安适、静谧了。
一直陪伴着朱春信的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林风翔拉上窗帘，对朱春信苦笑一下说：“我们今天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可能。”朱春信用手指甲来回划着他那多日没刮的方下颏，连鬓胡子发出沙沙的响声，“不过，万一有了麻烦，我们住在二楼，退路……糟糕！”
林凤翔不到四十岁，是市委领导很喜欢的干部。他不仅能给自己的领导在工作中出许多有用的点子，也能为领导的饮食起居做周密的安排。而这一切又都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不出格，不逾矩，彬彬有礼，恰到好处，即使最严格、矜持的领导，也都乐意接受林凤翔的巧妙安排。他和朱春信虽然是下级和上级，但“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成了患难知己。朱春信担心的事林凤翔也想到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他还是有办法使领导宽心的：“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至少今天晚上……”
“砰砰砰……”有人敲门了。
林凤翔把没有说完的半句话咽了下去，脸色陡然变了。朱春信眼盯着门口，头脑中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判断着深夜到来的敲门人是天使还是魔鬼。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除指挥部的有关头头和几个可靠的工作人员外，别人是不知道的。而指挥部的头头已有言在先，今晚不来了，明天才接他们去开会。那么晚上来的是谁呢？会不会是“红联”派跟踪追迹呢？碰上这样的情况就糟了。
“砰砰．砰砰……”门还在敲着。
朱春信想找个地方躲一下，可是屋里没处可躲：天棚上没有气眼，床底下藏不住人。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林凤翔一下，“答应不答应？开门不开门？”林凤翔瞪着失神的眼睛没有良策，想到自己可能跟朱书记同归于尽，心里冷得发颤。 “砰，砰砰！”门还在敲，并且加重了分量，敲门的人不耐烦了。
看来不开门是不行的，朱春信无可奈何地向林凤翔使了一个眼色。
“嗳……呵……听见喽！”林凤翔做着一个刚刚醒来的声调答应着走到门边，“谁呀？”他的牙关在发抖。
“快开门吧！”门外一个青年人回答。
“自己人。”又一个青年人说。
“胆小鬼！”这是第三个青年人的声音。
“你们找谁？”林凤翔问。
“就找这屋里的人！”
这样的回答仍然叫林凤翔和朱春信提心吊胆，按照朱春信的眼色，林凤翔说：“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吧！”他的身子顶住房门，两个腿肚在发抖。
“你们倒会享福！”门外又送来了讽刺的笑声，“别罗嗦了，要是老保那边的人来了，这么一扇破门顶个屁用！快开门，有急事哩！”
朱春信觉得门外人的分析确有道理，便与林凤翔交换一下眼色，林风翔估计一个人顶一扇门怕顶不住，最后只得把门打开了。
十几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人闯进来，站在地中间。有的手持长木棍，有的扛着长矛，腰间的皮带上都插着一把形状各异的匕首或刀子，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朱春信惊恐地望着这伙没有派别标志的不速之客，不由自主地从床上挪下来，剧烈跳荡的心已经蹦到了嗓子眼儿。
“您是朱书记吗？”一位手里没拿武器的青年人向前走上一步，用客气、柔和的声音问。
“啊……嗯，我是朱春信，朱春信。”朱春信对自己的胆怯和说话时的谦卑神态感到恼火。
“我们是‘东方红’指挥部派来保护您的。”没带武器的青年从容地笑了一下说，“我叫叶卫革。您在这里的安全由我们兵团第三支队负责。”
“保护？啊……”朱春信眼里顿时射出一种感激、兴奋的光辉，粗黑的眉毛不停地跳动着，用手指甲轻轻地划了几下他的大胡子，审视着叫叶卫革的青年人。他茂密粗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棱角分明的嘴唇自然地微张着，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一双灵活的眼睛流露着这个时期青年人特有的豪放、热情、单纯和不需掩饰的狂妄，一身草绿色的典型的红卫兵服装使他愈显得勇武、精干。这时，朱春信的一颗七上八下跳着的心才“嗵”地一下落到了实处。“快坐，请坐！”他指了一下自己和林凤翔的床铺，“就坐在这里嘛，坐嘛！”
红卫兵们坐下之后，朱春信又深情地说：“指挥部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为我们想得真周到哇！叫你们这些小将也辛苦了——我看这里还比较安全嘛！”
“不，有情况。”叶卫革用严肃认真的神气说，“指挥部说，您不断转移住处的情况，‘老保儿们’已摸到一点影儿，他们可能挑起事端。”
“啊？”朱春信一惊，粗黑的眉毛紧皱起来，“会这么快？怎么办？你们十几个人-…·”朱春信本来想说“怎么能对付得了？”可是话到嘴边他改了——“任务太艰巨了！”
叶卫革微笑着，习惯地挺起胸脯、捏紧了拳头：“朱书记，您放心，别看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有我们第三支队在，就保证您的安全。万一这里情况危急，总部也会来支援的。”他说话时的严肃神情使人想起一名无畏的战士在向自己的首长宣誓，“您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战士头可断、血可流！”
朱春信望着这个激昂、慷慨的青年，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冲动，上前拉起叶卫革的手：“谢谢您，小将！我，谢谢您，谢谢！”
叶卫革惊愕地望着朱春信的脸，把手慢慢地抽回来。这位领导干部的举动使他感到意外。他根本不想以自己的言行赢得谁的感激，他只是在表达自己对一个伟大的信仰的真挚和坚定不移，他在尽自己的义务——一种无可比拟的崇高、神圣的义务。
“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可不要慌，不要靠近窗户，把门顶死——呶，用办公桌就行…--·”叶卫革又交代了几件注意的事项，临走时又说，“自己人进来时敲门的暗号是：先敲一下，间隔一会，再连敲三下——咚，咚咚咚……”
“咚咚咚……”
敲木器的声响，把沉思中的朱春信拉回到预审室里来。
“为什么要参加武斗？嗯？”李科长用严厉的目光逼着罪犯，同时用手敲着面前的桌子，发出“咚咚”的响声，“《十六条》早就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要武斗？把你的动机说得那么可爱，这完全是狡辩！”
坐在小方凳上的罪犯，平静地微笑了一下，说：“我是在讲事实。”
“事实，事实！事实上你想隐瞒一些东西——你为什么不说出你所保护的那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李科长反问道。
昕到李科长的讯问，朱春信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脑袋嗡嗡直叫。他暗暗埋怨李科长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担心罪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出“朱春信”三个字，把他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我忘记了。”罪犯回答说。
“不是忘记，我看是扯谎。”李科长说，“任何领导干部都不会赞同和纵容你们武斗！继续说你的犯罪事实吧！”
这时，朱春信才长出了一口气。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会跟叶卫……P12-17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茁壮成长却又多灾多难的“十七年”文学、“藩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文革”十年文学，以及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的新时期文学。
由于多年来的极“左”政冶，中国的文学界向来都是重灾区，作家们动辄得咎，被批判被放逐被关压甚至丢了性命，在“舆论一律”意识形态的禁铟中，文学创作受制于种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很难产生具有丰富历史含量和现实冲击力的优秀作品。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和新生。新锐作家、“归来的一代”作家、知青作家等纷纷亮相，各擅胜场，反响强烈的作品井喷般涌现。新时期的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活力，为中国的当代文学描画了色彩斑斓而又风格多样的图画。新时期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是继“五四”之后又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文学观念从单一走向多元，文学思潮从封闭走向开放，文学创作从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走向对“人”的回归。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出现了大量的引发争议的作品。
这些争议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之争、口号之争或“上纲上线”以势压人的批判，而是逐渐走向了理性的、客观的、说理的、心平气和的分析和探讨。争议虽然是面对具体的文本，但折射出的内容却超越了作品本身而涵盖了许多哲学、观念等层面的问题。这种争议强而有力地推动了创作，使新时期的文学更加繁荣、进步。
在20世纪的新时期文学中，80年代是最活跃最激烈的，90年代及其以后则渐趋冷静。这是因为，刚刚从“文革”的黑暗中走出来的作家，满腔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思考，如同开闸的洪水奔腾飞溅，势不可挡。各种新思维、新观念发生碰撞和交锋，各种新写法、新叙事频繁发生又频繁更替。为了使争议作品更具“含金量”，我们在编选时，将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争议作品，（即中国现代文学争议作品书系·卷四《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卷五《红蝗》）。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从争议作品出发的，其实就整个文学形态而言也不无道理。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也有类似的表述：“无疑，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态的。我们大致可以1985年为界把它划成两个阶段。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热的文化热。”
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及其争议作品，政治的投影还是很浓重的。作家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但从理性上而且更多的是从情感上对“文革”进行坚决的否定。正因为此，文学一起步就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强烈的艺术追求，其中既有对“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的对接，同时又有所发展。作家们真诚地面对生活，向历史的纵深推进，对尖锐的现实不再回避，文学书写的勇气和深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与此同时，作家们的刨作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对“人”的关注和探究。此间的文学争议集中在对“文革”及之前极“左”政治笼罩下的生活进行揭露与反思、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爱情与婚姻、人性与人道主义等。
1987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初啼，反响异常热烈，随之而来不同意见的争鸣也同样热烈。小说描写了“文革”中的中学生王晓华因造反派说她母亲是叛徒，便宣布与母亲决裂同时下乡到辽宁。后来得知母亲叛徒的罪名系“四人帮”所强加，于是悔愧交集。此时，备受身心摧残的母亲已病八膏肓，王晓华为了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乘火车赶回上海。可是当她赶到时母亲已经溘然长逝。批评的意见集中在人物的真实性和典型性以及细节的真实性上。其实，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空前的浩劫中，多少善良而无辜的人无端地遭受到人格的凌辱和践踏、身体的残酷迫害和心灵的痛苦煎熬，甚至死于非命．多少个原本幸福或安静的家庭突降天祸，妻离子散、残缺破碎。这也就是《伤痕》一经发表便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的原因，社会上也掀起了倾诉冤屈和刨伤的强烈欲望。作品的典型价值在争议中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认同。王晓华最终没有见到母亲并得到她的原谅，“伤痕”将永远留在主人公的心里，也将刻在历史的年轮中。小说对亲情、爱情、普通人喜怒哀乐这些长时间被限制和践踏的人间真情实感的书写，以及低沉、忧伤的调子，字里行间弥漫着透彻心扉的伤痛，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悲剧的先河。至于小说中王晓华为什么8年来对母亲的冤案毫无警觉等细节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通过争议，通过对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包括对细节真实的不懈追求等命题的辨析，则无论是对《伤痕》的作者，还是对正在厉兵秣马创作欲高涨的其他作家，也都是有益的。
伤痕文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一些作家已不满足于对“文革”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理性意识，思考着更为深广的历史和现实，于是继“伤痕文学”出现了“反思文学”新一轮的冲击波。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做正面描写的小说中，郑义的《枫》是影响较大的，就深度而言，金河的短篇小说《重逢》却格外引人注目。《重逢》把武斗做为了小说的背景，现实的场景是，“文革”结束不久，在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时，革命干部朱春信与当年曾在“保”他的武斗中伤人致死的红卫兵叶辉，在公安局的预审室意外地重逢了。小说在往事的闪回与现实的对峙，在人物的对话与反思中，演绎了充满着悲剧意味的故事，刻画了令人深思的艺术形象。
到底谁应该受到审判々是红卫兵叶辉，还是革命干部朱春信7小说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此。叶辉是怀着崇高而神圣的信仰参加包括武斗在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他应该为荒谬的历史负责吗？朱春信在“文革”中是被打倒的对象，叶辉已在接受刑事审判，难道还要他去接受心灵的审判吗？问题是尖锐的，争论是激烈的，反思是深刻的。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空前的浩劫，对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中国人也是罕见的噩梦。林彪、“四人帮”是这场浩劫和噩梦的罪魁祸首。但反思绝不应止步于此，“文化大革命”对于人的心灵、道德、伦理、人性的冲击、撕裂、摧毁和异化等等是前所未有的，如何深入地认识、分析、总结、反映，小说《重逢》及其评论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的文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在“十七年”的文学中，作家们的创作视野，经过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的冲击，已经逐渐从“五四”以来对“人”的关注转移到了对阶级的关注，到了“文革”中这种关注被强行固化和简单化。在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几年中，文学终于从对“人”的轻视、虚化甚至异化中解脱出来，作家们开始从人的视角出发、在文化的语境中，呼唤普通人的正常的人情和人性。爱情和婚姻这一曾动辄就受到批判的敏感领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表现，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等接连问世并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好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在读者的热烈反响中，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希凡的批评文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李希凡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对小说主题思想的认识，李希凡指出“小说描写了一位女作家和一名老干部之间‘凄凉而悲惨’但又‘镂骨铭心’的爱情‘大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臂’。离开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其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婚姻和道德的看法：“作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辱呢？”
也有文章从另外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批评，作品描写了老干部和女作家之间虽然深深地相爱了几十年，却连手都没有拉过，就此，批评者指出“把高尚的爱情看成纯精神的活动，走进了‘柏拉图式爱情’，这就不能不削弱作品的思想性”。
热情肯定这篇小说的文章也很多，论者的思考集中在，如何认识和表现以感情为重心的爱情与以伦理道德为价值考量的婚姻发生矛盾，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困惑。他们在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强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束缚得那么痛苦？”
老干部和女作家之间两情相悦、心心相印，他们的爱是真实、深刻而美丽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彩。然而，由于他们受其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特别是没有泯灭的良心的种种制约，他们只能把奔放的心灵和无羁的情感埋在心底，而实实在在地接受坚硬现实的既定安排。理想主义的爱成了现实主义祭坛上的牺牲品。老干部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没有爱情的婚姻城堡中，忍受着无法言明的痛苦和煎熬．老干部和女作家有婚姻彼此只能以柏拉图氏的精神恋爱而互相守望，忍受的是另外一种痛苦和煎熬。这里并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因为理想和现实都是按照各自的逻辑发生和发展的，因而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人既要追求、尊重理想，又不能脱离现实，有时还要使理想迁就甚至屈从于现实。这就造成了痛苦或者悲剧，这样的痛苦和悲剧是无可回避的，但也是美丽而崇高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争议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丰富而绵长的。
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的讨论是新时期以来思想、文化战线的大事，持续时间之长、争论的深入和激烈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礼平的中篇小说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发表的，作品折射出的思想与人道主义等息息相关，反响和争议自然也就比较热烈。著名哲学家、文论家王元化的批评文章最惹人关注。
王元化首先指出“《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其他一些受批评的小说不同，它不属于浅薄、庸俗的那一种，相反，它贯穿了某种哲理，展现了一种似乎是崇高的精神境界，它是值得作深入的分析的。”王元化从四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批评，侧重于哲学层面的分析。其一是关于“文明和野蛮，道德和历史”，其二是关于“阶级性和个性”，其三是关于“爱与恨，情与理”，最后是关于”人和神”。王元化的文章涉及到了文明进步的曲折性、好事与坏事的关系、道德能不能解释历史、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阶级的本质和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宽容与仇视、’隋与理、心灵与头脑、宗教与艺术、爱情与婚姻等等，一系列人生哲学或处世哲学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晚霞消失的时候》虽然存在着细节真实和思想大于艺术等不足，但小说弥漫的哲理思辨的光彩却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喜爱。面对王元化的批评，小说作者礼平写了文章，谈了小说创作的初衷，也回答、反驳了一些批评意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人们刚刚从封闭和禁锢中醒来，面对这些陌生的形而上的人生命题，有一种久蛰寒冬后初沐春风的感觉，新鲜而刺激。《晚霞消失的时候》及其争论，对于读者关于人生价值的认识产生了启迪和深化的作用。就是到了今天，小说的思辨之美和形象之美、对其争论的启蒙之美和理性之美，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在1985年前的新时期文学中，就反响的强烈和争议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恐怕当首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了。我们这个民族是讲究礼义和注重含蓄的，一些人将这一文化传统无限放大，于是把性等同于淫秽、淫乱，把性的文学反映视为洪水猛兽，围剿堵截，使其无立锥之地，人们谈性色变。这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在“十七年”的文学中没有改变，在十年“文革”中更是变本加厉，人人避而远之。张贤亮在新时期伊始就以极大的勇气，对这一壁垒森然的文学禁区进行挑战。小说发表之后，一些持保守观念的批评者自然是看不惯，他们将其定性为“性文学”，较为温和的看法也认为性的描写过于泛滥而缺乏节制。然而，多数论者都指出，作者突破题材禁区，真诚而直率地面对性话语，并将其与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人性诉求有机地融合，态度是严肃的，探索是有价值的。通过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涉性的争议，对于不断地冲破各种文学禁区，对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与性有关的文学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令人深思的是，8年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出版后曾一度遭禁，直到近年来才得以重新面世。可见对这一话语的探索，还远没有结束而将继续下去。
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小说创作相当活跃，呈现了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由于新旧时代的急剧嬗变更替，各种思潮和观念的不断涌现和碰撞，对作品的看法自然难以“一律”，争议随之出现，使中国的当代文学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争议的过程中，虽然一些观点如简单“阶级论”的延续等，都还存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整体的表现却是理性而积极的，促进了文学理论的“拨乱反正”、活跃发展，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
刘声远
2013年5月
张贤亮编著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选中短篇小说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争议作品的代表作，包括卢新华的《伤痕》、金河的《重逢》、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五部名家名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每篇争议作品的后边，均附有“述评”，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争议双方的代表人物或主要观点、争议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等等；在每本书的“前言”里，梳理并描述这一历史时期争议作品的概况、特点，为读者认识这一特定文学时期及其争议作品，提供相应的阅读和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