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紫千红才是春
关于散文
文坛上有过各种争鸣,关于小说、戏剧、诗歌,唯独于散文则少有争鸣的。这同当前的散文的繁荣极不相称。是散文已不需要争鸣了吗?显然不是。因为就鄙人不宽泛的阅读,关于散文的阐述就众说纷纭,有不少写作者都呼啦啦地抖搂着各种的旗帜。终于这一沉寂的局面被打破了,文学评论家陈剑晖首先在发行量很大的《羊城晚报》上,向新锐的风头正健的散文家祝勇发难,矛头直指其刊在《一个人的排行榜》上的那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序。这不由令我们这些平时喜欢写点散文者欣然,因为不管怎么,争鸣总证明了散文界的觉醒。
什么是散文呢?虽然大家都在写着,但概念始终没有清晰过。检手头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其解释如下:“(1)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2)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但我们看后还是一脑子糨糊,因为很准确的词语却表达出一种模糊的概念。“不讲究韵律的文章”,是不是包括公文、论文,甚至请假条之类,也未免太令人找不到边儿了。而所谓“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又失诸笼统。曾见有模糊科学,难道散文就该是模糊散文吗?之所以如此,或者因为散文是一种被最广泛地运用着的文体,广泛就让人丧失掉敬畏感与神秘感,仿佛散文不是一门艺术似的,无必要搞得很清楚。这无疑是散文的一种悲哀。
严肃的散文作者,总不愿掉以轻心,总希望把散文当成一种“手工的艺术”,在一种谨慎的态度下来创作。这种谨慎相对于整个散文界的粗疏与浮躁,无疑是一种力不从心的愚蠢。 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这很像在说现在的中国散文界。也不见得不好。只是那种世俗里的权力与地位,却令人吃惊地也被带进散文界。艺术是平等的,与权力地位漠不相干,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权力与地位竟成了某些人衡文的标准,仿佛首长和学者的文章就一定好的,于是在各种年度散文选集中,被一选再选。当然也不排除若干的官员学者的散文是顶呱呱好的。
个性写作
如今散文界虽然是风扯大旗呼啦啦的,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传统与新潮之争。新潮无非是以颠覆传统为终极,对载道及言志极不感冒。好像散文可以全不要主题的。这依我这不成气候的习作者的经验,好像行不通。因为散文总是得要阐述一点什么,即使揭示人性也还无法排斥主题的存在。当然,主题可以多样,甚至不止一个主题,也不一定像传统散文似的非明确提出来不可,可以给人留下思索的空间。
题材当然不妨尽可能地宽广,但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贯彻个性化的精神,就正如李敬泽所说的,“真正的写作就必然是‘个人写作’,你想不‘个人’都不行”。现在写散文的很多,颇有泛滥趋势。跟风的现象十分普遍,大家人云亦云的结果就丢失了自己,因此个性的写作很是必要。因为只有真的出自肺腑的文字,才能打动人。
关于散文的真实,我赞成祝勇的提倡散文真实,不如提倡散文真诚的说法。因为即使自诩真实的往往也存在着虚假的可能,如杨朔的散文,多写于大跃进年代,却赞美人民生活的富足,如果不是昧着良心,就是故意造假。因此提倡真实,不如提倡真诚。真诚就是巴金晚年高呼的说真话。这当然需要勇气。散文家也是平常人,不必伪充高尚或伟大,只要本本分分的,秉着人的真诚去写就可以了。
现在的散文是越写越窄了,缺乏动人的大家气象。当然不是说小情小调的内容不好,但都这么写就让人受不了了。还有一种余秋雨始作俑者的所谓“文化散文”,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话,那么其追随者就多半沦落到只是对历史的图解而已了。
那种主题先行,那种文散意不散,乃至篇幅上的限制必须打破。文无定体,设置种种清规戒律,是自设心狱,束缚手脚,是极不利于散文的创作和繁荣的。
有的人瞧不起散文,如劝人别忙于写小说,先写写散文。仿佛散文是小说的练习。其实小说重叙述,诗重抒情,而散文则常常兼而有之。如何处理,才能妥当,是颇费心思的。我写散文很多时候是要求自己“辞达而已”。辞达,别瞧简单,做起来却难。许多时候哕哕唆唆说了很多,却不知所云。周作人的散文是越到老年,抄书越多,也越写越短。在他看来,述比著更能表达自己的意思,而表达完就好,至于长短都是次要的。当然,长短不是划一的,倘有许多的意思要表达,更多的篇幅也不嫌其长。风格上当然还是百花齐放好。俗话说,一枝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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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为自己的书写序或后记,我是不胜其烦的,多半是敷衍,以代序方式来搪塞,但后记总还要写的。怎么办呢?以短为度,反正说得清楚即止。这儿也还是如此。
这书其实可谓是《书难斋书话》的续集,明眼的读者自然明白的,也无须我多来饶舌。
读书是最快乐的事,有所得更佳,但此中乐却难以言说,偏要说甚至于写出来,自然往往辞不达意,这是没有办法做得好的事。就只好如此了。有许多话其实已说够多了,再说就不但复制自己,也是多余,打住吧。
林伟光于书难斋
观照散文(自序)
因为喜欢写些散文,总想结合自己的实践作些探索,厘清自己的写作思路。无可否定的,在所有的文体中,散文是最没有神秘性的,几乎连贩夫走卒、初习写作的稚童,只要乐意也完全可以操作。然而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散文易学而难工。”想想也是,举眼文坛,报纸副刊、网络几乎充斥着散文,但令人遗憾,真正好的,能够给我们心灵震撼的竟何其少哉;更多的滥情煽情矫情,说教说谎说假之平庸作品,使我们从眼睛到心灵都弥漫着疲倦。
我们常说写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就连这也仅仅是少数的人才能做到;更多的人,包括鄙人则是在不断地复述转述着别人,甚至是几千年前的古人的思想,而我们仍津津有味,乃至志得意满地在连篇累牍地写,这是我们的悲哀!每思及此,我就更多地觉得下笔之艰难:当然检点以往之所写者,就不只是汗颜,几乎冷汗浸身了。
散文的神态
对散文的叙述,很多。有的甚至是截然相反。譬如散文的散,有强调其“形散,神也散”;有强调其“形散神不散”,老作家师陀更是持一种“散文忌散”的观点。其实散文,散是“一种神态”,是其魅力之所在。散是一种写作时的心态,一种行文时的姿态,是弥漫于散文的一种神态,如苏轼所谓的“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类”。然而,散文的散必须“以气为统摄”(谢有顺语),这才有机会到达“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之妙境。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即气质、胸襟、识见,气质高稚,胸襟阔大,则识见独特,则文脉流贯,不滞不碍,圆融浑穆,文自是妙文。而所涵盖的宇宙之大,蚊蚋之小,皆无不可。
我们经常读散文者,总会不时地读到些宏大的作品,动辄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不论谁,都是一副叩问天地的哲人状;结果给人一种误解,以为写散文一定要大。宏大并非不好,但驾驭却难,没有深厚的积累,宽阔的视野,诗人的气质,哲学家的思想,大必流于空,流于矫情,这样的大,就不如小了。何况大小也不是绝对的,那些以所写者强分散文大小,实乃乡愿之见,文之大小,关乎气局,与宇宙蚊蚋何关?而某些外表吓人的,因缺乏“人生的安稳做底子”,却常常掩盖不住骨子里的“小”;倒是那些看似琐琐屑屑的描写,比如汪曾祺的茶与食,周涛的狗,余华对儿子第一次喝可乐后打嗝的描写,却都因写得生动,有体验而出彩,其中蕴涵的踏实的人生经验,使它有一份扎实之美,因此奇才的张爱玲说:“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
散淡的写作
如前所言,散文是一种人人能写的具广泛性文体。古往今来,写散文的更是车载斗量。像这样被大家写烂了的文体,要写得新鲜而好的,其实甚难。目前,许多有识者总在不断地努力着,并揭橥起革命的大旗,但究其竟,多半还只在枝节末梢的技巧处翻筋斗,根本成不了事。
在散文上我也实践了二十余年,不敢说心得,教训总是有的。不佞以为,写好散文,除了责任感、真诚之类外,还有一个趣的要求。周作人说过自己的写作有两个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尽管历史如大浪淘沙,但谁也不能否定,周作人的散文,是现代中国散文中最具魅力的,这魅力多半就来自于有趣。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给趣味按上了阶级性的头衔,一讲趣味则色变。其实人活着就因为有趣味存在,倘连趣都失去,何异于行尸走肉,还有什么活头?同样,我们读散文在内的众多文学作品,首先是因为有趣,有趣才能达到更高的宣传与教育的目的。
有趣首先就要求写作者要散淡的写作。何谓散淡的写作?就是写作时要贯彻自由的理念,打破条条框框,以及种种“八股气”“匠气”,坚持从生活中去发掘和升华美,坚持用心,“用生命的火花来点燃”(韩小蕙语),而不是笔去写作。只要真诚,我们就能渐臻自由之境,并最终获得充分的自由。这当然是散文的最高境界,我承认能达到的凤毛麟角。但正如前人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倘一辈子都戴着枷锁写作,就不如不要写了。
《书林信步》系作者林伟光的随笔新集,分为“闲情岁月半床书”“书架上活色生香”两辑,以读书、淘书、谈书为乐。《书林信步》作者服膺周作人、孙犁、张中行、黄裳诸名家之文,其文笔简约传神,字里行间不乏书卷之气。
这本《书林信步》由林伟光著,为《全民阅读书香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本丛书组织汇编了当代知名学者、作家撰写的书评、书讯和读书心得,其中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婉约、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万宇、南京大学教授徐雁、《汕头日报》副刊主编林伟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