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写的是“儒林”之“外史”。换句话说,《儒林外史》不是正史,不体现官方意志,也不是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写世间真事”,穷极文人情态,针砭时弊,讽喻世人。
作者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而科举制度已经过兴盛之期,显露出它的弊端。文士们醉心举业,道德沦丧。《儒林外史》主要描写对象为儒林文士,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书中人物,大多有当时真人真事的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作者托明写清,目的是要塑造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吃人的科举制度、礼教制度和腐败的政治体制,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红楼梦》,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沦:“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光阴弹指,七七之期已过,范举人出门谢了孝。一日,张静斋来候问,还有话说。范举人叫请在灵前一个小书房里坐下,穿着衰经,出来相见,先谢了丧事里诸凡相助的话。张静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们做子侄的理应效劳。想老伯母这样大寿归天,也罢了;只是误了世先生此番会试。看来想是祖茔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举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来秋举行,但费用尚在不敷。”张静斋屈指一算:“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托魏朋友将就做一篇,却是用谁的名?其余殡仪、桌席、执事、吹打,以及杂用、饭食、破土、谢风水之类,须三百多银子。”正算着,捧出饭来吃了。张静斋又道:“三载居庐,自是正理;但世先生为安葬大事,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现今高发之后,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风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何不相约同行?一路上舟车之费,弟自当措办,不须世先生费心。”范举人道:“极承老先生厚爱,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道:“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甚么行不得处。”范举人又谢了。
张静斋约定日期,雇齐夫马,带了从人,取路往高要县进发。于路上商量说:“此来,一者见老师,二来,老太夫人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不一日,进了高要城。那日知县下乡相验去了,二位不好进衙门,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修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慌忙迎到里面客位内坐着,摆上九个茶盘来。工房坐在下席,执壶斟茶。
吃了一回,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那人一进了门,就叫把茶盘子撤了,然后与二位叙礼坐下,动恫那一位是张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二位各道了年谊师生,严贡生不胜钦敬。工房告过失陪,那边去了。
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斟酒奉过来,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一来蜗居恐怕亵尊,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故此备个粗碟,就在此处谈谈,休嫌轻慢。”二位接了酒道:“尚未奉谒,倒先取扰。”严贡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干一杯,二位恐怕脸红,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严贡生道:“汤父母为人廉静慈祥,真乃一县之福。”张静斋道:“是。敝世叔也还有些善政么?”严贡生道:“老先生,人生万事,都是个缘法,真个勉强不来的。汤父母到任的那日,敝处阖县绅衿,公搭了一个彩棚,在十里牌迎接。弟站在彩棚门口。须臾,锣、旗、伞、扇、吹手、夜役,一队一队,都过去了。轿子将近,远远望见老父母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岂弟君子。却又出奇,几十人在那里同接,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那时有个朋友,同小弟并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问我:‘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小弟从实说:‘不曾认得。’他就痴心,只道父母看的是他,忙抢上几步,意思要老父母问他甚么,不想老父母下了轿,同众人打躬,倒把眼望了别处,才晓得从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门去谒见,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诸事忙作一团,却连忙丢了,叫请小弟进去,换了两遍茶,就像相与过几十年的一般。”张乡绅道:“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来自然时时请教。”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羡,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才说得一句,听见锣响,一齐立起身来说道:“回衙了。”P28-30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易中天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