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里是否有自由主义传统？他要请当代中国人照照哪面镜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的是什么？是什么力量将要塑造中国的未来？

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当代中国文化第一人胡适，去伪存真，还原中国历史本来面目，纤毫毕现，重述变革时代的民族精神。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历史为切入点，选编了胡适对于治史方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考等方面的文章，以期带领读者走近胡适，走近那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走近我们民族的一段精神史。

在百年前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胡适的出现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的神话。在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惊涛骇浪里，他开新风气、写新文章、做新文化人，留下大量著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历史为切入点，选编了作者胡适对于治史方法、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考等方面的文章，以期带领读者走近胡适，走近那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走近我们民族的一段精神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由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当代中国文化第一人胡适，去伪存真，还原中国历史本来面目，纤毫毕现，重述变革时代的民族精神。

导读：重新发现胡适(耿云志)

第一编 诸子评议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论墨学

 汉初儒道之争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再论王莽

 欧阳修的两次狱事

 记李觏的学说

第二编 治学门径

 再谈谈整理国故

 读《北史》杂记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十七年的回顾

第三编 旧邦新命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名教

 少年中国之精神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

 中国传统与将来

 信心与反省

 再论信心与反省

 海外归来之感想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政制改革的大路

第四编 斯人斯事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

 五四运动纪念

 爱国运动与求学

 追想胡明复

 追悼志摩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追忆曾孟朴先生

 高梦旦先生小传

 追念熊秉三先生

 “老章又反叛了！”

 《软体动物》的公演

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编戏的人遇到了无法转变的情节，往往请出一个观音菩萨来解围救急。这两年来，中国人受了外患的刺激，颇有点手忙脚乱的情形，也就不免走上了“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的一条路。这本是人之常情。西洋文学批评史也有deusex machine的话，译出来也可说，“解围无计，出个上帝”。本年五月里美国奇旱，报纸上也曾登出旱区妇女孩子跪着祈祷求雨的照片。这都是穷愁呼天的常情，其可怜可恕，和今年我们国内许多请张天师求雨或请班禅喇嘛消灾的人，是一样的。

这种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妇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可恕的；但在一个现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不可恕的。现代政府的责任在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正确智识，消极的防患除弊，积极的兴利惠民。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工作，一尺一步的旅程，里面绝对没有一条捷径可以偷度。然而我们观察近年我们当政领袖好像都不免有一种“做戏无法，出个菩萨”的心理，想寻求一条救国的捷径，想用最简易的方法做到一种复兴的灵迹。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脚乱地恢复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典礼，很匆遽地颁布了礼节的规定。8月27日，全国都奉命举行了这个孔诞纪念的大典。在每年许多个先烈纪念日之中加上一个孔子诞辰的纪念日，本来不值得我们的诧异。然而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的方法；舆论界的一位领袖也说：“有此一举，诚足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难道世间真有这样简便的捷径吗？

我们当然赞成“培养精神上之人格”，“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但是古人也曾说过：“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国民的精神，民族的信心，也是这样的；他的颓废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他的复兴也不是虚文口号所能做到的。“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用8月27日《大公报》社论中语)；四方城市里，政客军人也都率领着官吏士民，济济跄跄的行礼，堂堂皇皇的演说，——礼成祭毕，纷纷而散，假期是添了一日，口号是添了二十句，演讲词是多出了几篇，官吏学生是多跑了一趟，然在精神的人格与民族的自信上，究竟有丝毫的影响吗？

那一天《大公报》的社论曾有这样一段议论：

最近二十年，世变弥烈，人欲横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禽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如果这种诊断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民族病不过起于“最近二十年”，这样浅的病根，应该是很容易医治的了。可惜我们平日敬重的这位天津同业先生未免读错历史了。《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社会政治情形，不是中国的实情吗？是不是我们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宝鉴》以至《金瓶梅》描写的也不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吗？这样一来，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曾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

我们回想到我们三十年前在村学堂读书的时候，每年开学是要向孔夫子叩头礼拜的；每天放学，拿了先生批点过的习字，是要向中堂(不一定有孔子像)拜揖然后回家的。至今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的人情风尚也未见得比现在高多少。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可以确定的说：“最近二十年”比那个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的多多了。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都没有借重孔子的力量。八月二十七那一天汪精卫先生在中央党部演说，也指出“孔子没有反对纳妾，没有反对蓄奴婢；如今呢，纳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恶，善待之亦是罪恶，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汪先生的解说是：“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这样的

解说毕竟不能抹煞历史的事实。事实是“最近”几年中，丝毫没有借重孔夫子，而我们的道德观念已进化到承认“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了。P9-11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其国际声望亦最隆。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规模与影响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代大师遭到全盘否定。从此，他的名字除了作为批判的对象，几乎不再被人提起。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胡适是何人。稍年长的人所知道的胡适，则是得自过去大批判的文字所构建的形象。

1979年，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付诸实施，带动起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还胡适以本来的面目，成为思想界、学术界颇为关注的课题。那一年的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会上有多篇研究胡适的论文提出，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被充分肯定。这是在1949年以后的整整30年里第一次恢复了胡适应有的一项名誉。

以这次学术讨论会为开端，重新认识胡适成为学术界、知识界一个明显的趋向。从那时以来，每年都有十几篇，乃至数十篇研究或讨论胡适的文章在全国各地发表。从1985年起，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种研究胡适的专著出版，单是胡适的传记与年谱，迄今已有七八种之多。而这些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远非一般历史著作可比，它们往往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有关胡适的著作，在青年知识界尤其有吸引力。有不少青年学者选择有关胡适的题目作他们的学位论文。

有关胡适的书今天如此受人欢迎，受人关注，胡适研究今天如此热门，许多青年对这位前代人物表现、出这样大的兴趣，我想最主要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道义方面的。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始终保持了一种要求公正的道义精神。大家都知道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过去对胡适的批判是过分的，是不公正的。把胡适说得一无是处，能够想象得出的罪名差不多都堆到胡适的头上了。从那以后，数十年间无人敢提出任何异议，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无法为他作任何辩护。只有当这种“大批判”的狂热，把国家民族推向悬崖的边缘的时候，人们才猛醒过来，才开始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数十年里造成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对胡适的全盘否定自然也可算是其中之一。当青年学子们重新走进书斋，走进图书馆、档案室，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胡适——同30年来由大批判塑造出来的胡适形象完全不同的胡适。他并不崇洋媚外，更不曾卖国；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一颗爱国家、爱民族的心，只不过他比常人多一些理智。他并不曾毒害青年，他只不过希望青年人多学一些知识，多长一些经验，多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充其量只能说，他的一些思想言论，在那个充满动荡和革命的年代，有一点不合时宜罢了。自然，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暴力革命。在这些方面，人们尽可以批判他。但对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对手进行批判是一回事，进行口诛笔伐、把入搞臭、打入十八层地狱则又是一回事。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那样对待胡适，是很不公正的。古语云，不平则鸣。既然过去做得不公正、不公平，现在人们希望和要求恢复公正，就是很自然的了。所以，对胡适研究，现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子们普遍发生兴趣，普遍地希望了解一个真胡适，实有其必然性。

第二方面的原因，则是一种客观的需求，一种时代的回应。胡适有些思想和主张，当年颇有不合时宜的地方。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战争、动荡、充满内忧外患的时代，是很容易使人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年代。现在，全体人民希望安定，热望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和建设。第一是要改革，第二是要建设。不改革，国家不能进步，不能发展；不建设，无以图富强，无以图幸福。但改革和建设都只能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这种客观形势的重大变化，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胡适的思想主张，除了纯粹的学术内容以外，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和平地改革，和平地建设。当然，他的改革和建设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模式，这同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有不同。但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知识和经验的层次上，美国的也好，欧洲国家的也好，任何发达国家的优秀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借鉴。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作为中国人的胡适，他的思想、主张、学识和经验，何以不能参考借鉴呢？今天，人们对胡适的著作、胡适的思想，所以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实则，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正是我们这些研究胡适的入，不避嫌疑，撇开成见，努力探究胡适思想的真实内容和实际意义的最大动机。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所得，胡适的言论著作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加以思考、加以借鉴的。

(一)充分理性地面对一切挑战。

他要求人们充分考虑运用自己和前人的知识、经验，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弄清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找出解决问题、战胜困难的方法，决不可任凭感情的冲动。任何个人的热情，或群体的热情(群众运动)，若没有成熟的理性指导，必难持久，必难有成。理性是我们人类真正的优势所在，是我们获得进步、获得发展的真正凭借。所以，无论在顺利的时候，或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决不可任凭感情蒙蔽我们的理性。这在和平改革和建设的年代，是极端重要的。

(二)提倡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反对“目的热，方法盲”。

过去人们责备胡适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但是，在和平改革的年代，在建设的年代，，不可能用革命战争年代那套办法来解决问题。改革的事业，建设的事业，不可能有痛快的“根本解决”，只能循序渐进，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去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当年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时，李大钊并没有完全否定胡适的意见，他承认胡适的说法有合理的一面。如果完全拒绝对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寻找解决方法，不但改革和建设的事业难以有成，就是革命战争也无法取得胜利。提出一个美好的目标是很容易的，但解决通向这一目标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胡适始终告诫人们要关注眼前的具体问题，要从实验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把目标当作事实，不要醉心于口号和主义，而要把最大的注意力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见解，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在今天这个改革和建设的年代，人们只要不被偏见所蒙蔽，必然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

(三)反对武断迷信，提倡独立思考。

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值得珍视和发扬。但不容否认，也确有一些不好的遗传，有待我们去克服。例如，科学思想、逻辑思想欠发达，有权发号施令的人容易武断，而无权无勇的小民则易于迷信，迷信古人，迷信教条，迷信权威。武断就不尊重事实，不研究事实，专己恃强，滥唱高调，以想象代替事实，随意下决心，随意盲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往往还不肯虚心总结教训，而是怨天尤人，下一次还要故技重演。不用说人们也知道，在现代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这种思想方法和作风是绝对要不得的。必须提倡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随时注意观察事实、研究事实，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不随意下决心，不热衷于唱高调，时时力戒武断和迷信的思想弊病。

如果说武断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色彩，那么迷信则是太无主观、太无独立意志的表现。在中国有长期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造成这样两极的现象是并不奇怪的。胡适一生都坚持反对这种两极的不健全的思想倾向，反对对名词、口号的迷信，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不信任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健全的思想习惯的养成，对于从事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四)以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

差不多从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伴随着列强侵略而来，大多数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都难以摆脱中西文化冲突引起的困惑。胡适本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初到美国时，他还是一个对西方文化怀有强烈戒心的人。但寝馈久之，他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一，他明白地承认西方文化的长处；第二，他相信，不同质的文化是可以互相融通的，因为人类的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他在二三十年代极力提倡以一种开放而自信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第一，要开放，要虚怀迎受优秀的世界文化。第二，要相信两种文化长期接触、融通之后，本民族的优秀的东西决不会消失，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会产生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可惜，胡适生前死后，他的中西文化观常常被误解，被说成是所谓否定传统、不要祖宗的“全盘西化”。为了和这种所谓“全盘西化”针锋相对，不少的人，动辄拿祖宗的文明来炫耀、来安慰自己。当遇到民族危难和任何阻挡进路的困难问题发生时，他们就躲在祖宗的神龛后面，指望祖先显灵去降妖捉怪，替他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当然，胡适的见解并非都十分正确，无可挑剔。他在批评传统文化、批评国粹主义的时候，颇讲过一些过激的错误的话，这正是一些并非顽固保守的人也不赞成他的意见的原因之一。但从总体上说，相对于那些迷信祖宗、迷信古董的人来说，胡适的文化心态毕竟是开明的。他一生都在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在总结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的新文化，理当比他们的前辈更高明一些。我认为，人们只要撇开先入的成见，在胡适那里，肯定可以得到一些处理今天的文化冲突时可以借鉴的东西。

(五)中国百业待兴，应以树人为本。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滞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改革和建设千头万绪，究竟什么是根本？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认识到，中国应以树人为本，以教育为本。他归国时，打定主意要在思想文艺方面为国家建立一个改革的基础。这正是从树人为本的观念出发的。胡适一生主要服务于教育事业，所以，他的心思精力绝大部分也是用于教育，用于树人。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所谓独立，就是通过扶持若干个重点的大学和科学学术机构，培养出一大批世界水平的人才，使国家在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可以在世界上占一席地位，使国家现代化具备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胡适所坚持的在现代化事业中应以教育为本，以树人为本的观念，并非是他个人的独创，实则是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

(六)关于青年人的使命。

青年决定着国家民族未来的命运，所以世界上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特别关注青年。从历史发展的观念出发，青年人最大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继承和掌握前人的知识遗产，训练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以便推进国家民族的进步。自然，各个国家、民族在发展进程中会遇到各种特殊的情况。有时，当遇到危机的时刻，也许需要青年人担当起特别的责任，甚至需要他们做出生命的牺牲。但即使是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青年人也仍然以学习和训练自己为最基本的责任。因为革命和战争同样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胡适生前对青年人发表过无数次讲演，他总是强调青年人的基本使命就是学习和训练自己，掌握一些真正的本领和技能，使自己成为国家社会的有用之才，将来才有报国的机会。当年，他的言论颇受到一些革命青年的反对。他们认为胡适是拉青年人的后腿，不让他们投入革命。但今天我们是处在改革和建设的时代，重温胡适先生当年苦口婆心忠告青年认清自己的基本使命的话，就有不同的意义了。  (七)关于个性主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启蒙思想家可以举出许多人，但我觉得可以三个人为代表：一个是严复，他把进化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人，使人们明白世界进化大势，明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从而投袂奋起。另一个是梁启超，他要人明白，要建立新的国家，必须从“新民”做起，有了新的国民，才能有新的国家。第三个人，就是胡适，他叫人明白，自由平等的国家决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设起来的。要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必先争个人的自由；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民族的自由。个人自由最重要的基点是要确立个性主义。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堂堂的一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有应尽的责任和应享的权利，有自己应做的事业。一个人要想有益于社会，必先把自己铸造成器。这些思想，过去通通被误解成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现在，人们的头脑比过去清楚得多了。如今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几乎人人都喜欢说一句话：“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他们应该懂得，个性主义，亦即“健全的个人主义”，其真意义正是在努力服务于社会的事业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胡适当年已意识到人们可能曲解个性主义，所以他提出“社会的不朽论”，让人们了解：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永久价值的人，唯一的办法是确立服务社会的观念，为社会人群谋利益，在促进社会的无穷发展中实现个人生命的真价值。

胡适言论著作中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并不止于上述这些。但对以上所举各点，如果我们能摒除成见，认真研究，加以借鉴，当可获益匪浅了。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

胡适处于中国现代史学两个重大的转折之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提出的经过实证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使中国史学终于挣脱传统经学的系绊，得到一个真正独立发展的空间，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一次转折。

——逯耀东

胡适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双峰并峙，谈鲁必谈胡，谈胡必谈鲁。两者角度不同，鲁迅比较感性，主要透过文学的渠道批评传统，而胡适比较理性，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在我看来，胡适的批评更直接。……如果说鲁迅是兴奋剂的话，胡适就是清凉散，他的理性、温和、渐进，能让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

——周质平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

在胡适眼中，中国文化并不是笼统一片，他尊重其正流——“人文与理性的传统”，但坚决反对其逆流——“小脚、太监、八股”之类的负面成分。

——余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