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选人才
曾国藩重视人才，在揽求人才方面，他一向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例子说：汉代的大将军卫青年轻时给人做过奴隶，后来却位极人臣，娶了高贵的公主为妻。现在这种时期，又怎么能用平常的条条框框来束缚人才呢?当今社会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在乎，就会被遗弃在社会的下层之中，有人求才，就可以为国家所用。像薛福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錱、杨载福、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等人，有的出身秀才，有的出身农夫，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出身叛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充分的发挥。
人非圣贤，才无全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曾国藩认为选拔人才眼光不可以太高，凡有一技之长者都不可轻视，不能因为有一点朽烂的地方，就把几抱粗的大树给舍弃了，所以也不能因为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如果对于特立独行之士过于苛求，那么平庸的人反而会侥幸地被保留下来。对于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贵贱，他都以礼相待。因此山野中的有才有志之士深感其知遇之恩，纷纷前来投奔，一时间曾营人才济济。
晚清史上以兴办洋务闻名于世的薛福成，开始时只是江苏无锡地方的一个落第秀才。同治四年(1865)，薛福成将自己治理两江的策论写成《上曾侯书》呈给曾国藩，书中洋洋万言，陈述切中弊害的八项建议，同时附有八项实施举措。曾国藩颇为欣赏，当即召见。交谈间，曾国藩发现此人满腔抱负，胸怀改革国家内政外交的才略，便将其召入幕府，加以重用。薛福成后来成为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他所撰写的政论、文书被世人所认可。
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将具有真才实学而品德又好的人破格提拔，让其担当重任。湘军中许多优秀的将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湘军水师将领杨载福和彭玉麟，就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提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一个“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水师统领的高位上。此二人也没有辜负曾国藩的重托，在后来建立和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对曾国藩而言，选人才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所纳的人才能倾尽所学，为国家和百姓办一些实事；二是招揽一批贤德之士弥补自己工作中的疏漏。这样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曾国藩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打破常规选拔人才的做法，的确令人叹服。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只因其目光高远，深谋远虑，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人才必须有“忠义血性”
选人不可眼光太高，并不意味着曾国藩选人的标准就低。曾国藩认为，想要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血性的人。
在实际的用人中，不论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都认为是否具有忠义血性是识别人才高低的重要条件。在选用人才上，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不太强，第四要能吃苦。曾国藩又强调这四者的关键，首先在于必须有“忠义血性”。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没有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可见曾国藩对忠义血性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任用鲍超，就是重视“忠义血性”的例子，而鲍超救江忠源的事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江忠源领兵去救太湖时，陷入太平军军师钱江设计的圈套中。
太平军占领安庆后，钱江命令清军俘虏脱下号衣，让一批太平军战士穿上，在李世贤的率领下，伪装成清军部队。然后，这支太平军打着清军的旗号，朝着潜江进发。
当晚，这支“清军”便抵达潜江城下，朝城内守军大喊道：“安庆失守，蒋巡抚杀出重围，要与江忠源将军会合，同保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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