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1984年6月生，云南保山人，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小说见《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中短篇小说集《少年游》入选中国作协2011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散佚的族谱》为中短篇小说集。《散佚的族谱》精选了80后代表作家甫跃辉《收获日》《庸常岁月》《八月》《暖雪》《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等代表小说，文风质朴，语言精炼，具有独特的民族风味和乡土气息，颇具功力。

《散佚的族谱》为我社“新生代作家小说精选大系”的一种，收入了当代80后云南籍作家甫跃辉的五部中篇小说，作者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进行回顾式的写作，并在《散佚的族谱》中融入自己对乡土的解读和对记忆的还原、重建，从不同时空展现了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乡村，以及在这乡村中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们的生存状态。

序一：云南汉子甫跃辉（徐则臣）

序二：80后“传统作家”甫跃辉（金理）

收获日

庸常岁月

八月

暖雪

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

后记：散佚的族谱

第一章

月亮还未落下，如一块凉薄的冰，浅浅地浮在青瓷碗底。时值8月，庄稼成熟的浓郁芬芳弥漫在田野和村庄，丰收的喜悦、终结的哀伤，还有天长地久亘古不变的庄严，这一切都静悄悄地在月光中浮动着。女人的一只手横在月光照不到的暗处，摸索着揿亮灯火，强烈的白炽灯光射向男人黝黑的国字脸，浮肿的眼皮抖了抖，裂开一条缝。睡在另一张床上的儿子同样感到了光的刺激，但他固执地抱住梦境，很不乐意地翻了个身，背对灯光，试图重温灯光打断的好梦：一个大青皮雪梨，一间敞亮的房间，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毫不客气地在雪梨丰硕的腹部咬了一口，饱满的汁液涌出来，甜甜的，触到舌尖的一刹那几乎令他晕眩……灯光一照，硕大的雪梨倏然飘远，消逝成一个淡淡的点。他认出那是窗外的月亮，很懊恼地闭上眼睛，努力回味舌尖的感觉。

刘春山蹲在房前的缅桂树下磨镰刀。缅桂树宽大的叶影随他的动作轻微晃动，如同水面的影子。刘春山瞅着凌乱的影子出神，脑子一片空白，两条黝黑的手臂机械地前后移动，呛啷啷，呛啷啷，镰刀弯弯，在他眼前晃成一弧白光。缅桂花开满枝头，小朵小朵白色的嘟着嘴唇，在浓绿的叶子底下藏头露脑，它们的清香粘在清晨湿漉漉的风中，一阵一阵地传得很远。刘春山撮起鼻子嗅了嗅，三个响亮的喷嚏冲出，揉揉鼻子，他闻到的已经是从灶房飘出的饭菜香。他放下镰刀，松了松裤带，为肚子腾出发展空间，歪着脑袋朝灶房走去。

“晌午饭炖在锅里，放学回来吃完饭记得把碗洗了，不想洗也记得把碗泡锅里，再像上回那样吃完把碗随便往桌上一搁，汤汤水水的都干在碗里，哪个洗得干净？”儿子用被子蒙着头，并不理会李惠文说什么。儿子真让她操碎了心。结了婚，生下儿子，丈夫高兴得手舞足蹈，只会对着自己傻笑。她虚弱地睃一眼那团丑陋的红色肉体，那是他的骨肉，也是她的骨肉，她该把它当作心肝宝贝，可她心里分明有些怨，它毫不讲理地向她宣布了它的存在的那天，她便狠狠地用指甲掐它，掐死它。父亲把她打了一顿，打完了蹲在一边哈拉哈拉痛哭流涕，母亲把她抱在怀里，骂她，骂丈夫，也骂自己。她心里涌起强烈的酸楚，一阵一阵，为自己，为母亲，也为父亲。她见不得父母哭泣，她宁愿父亲再打她一顿……细细的竹棍落在身上，一条又一条红色的山峦暴起。疼痛在她身上如垂死的蛇，翻滚着，尖叫着，她的心却分外平静。……母亲使劲将她的头挤到胸前，母亲的两只乳房如同干瘪的米袋子，饱经风霜地耷拉着，抚慰她，责难她。母亲涕泗横流，抹一把眼泪，又抹一把鼻涕，哑着嗓子说：“你这是自作自受呀，这是你的命！”

这是她的命！如果不是一时的绝望，她不会有他，她也不会嫁到这穷乡僻壤。她会嫁给谁？许多年来那个人恍如一团明亮的光，时常飘过她的梦境，她抓不住他，那才是她的命。她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在梦中喊出他的名字，走漏了秘密。吴作栋。这三个字在她心里干回百转、萦绕不绝，却是对谁都不能说的，不能说，她生怕说不好，说坏了那三个字。丈夫的粗蠢让她放下了心，丈夫并不会疑心她。——这同时也让她分外伤心，丈夫对自己竟然连疑心都不曾有！

“听见没？吃完饭把作业做了，下午我们上街买今晚吃的东西。”

“你几天前就说过去买东西买东西，现在还没去！”刘瑞明唰地扯开笼在头上的被子，很委屈地大声喊。这是什么父母？说过的话从来就没算过数！

刘春山站在院子里卷了一支烟。黄黄的烟草，一丝一缕用白纸卷成喇叭状，就是他的烟了。哧啦，划亮一根火柴，小小的红色旗帜凑到大喇叭头上，冒了一股青烟，没点着。火柴差点没烧到他的手指。妈的，烟丝又受潮了。他甩甩手，歪着脑袋又擦亮一根火柴。最近什么事都不顺，心想怎么说也是中秋，为了老婆孩子，这节不能过得太寒碜，那天鼓起勇气到对门刘春堂家借钱，刘春堂白色的确良衣兜里那包烟半遮半露，他眼睛不由得一亮，红塔山！那一瞬间他忘了自己到刘春堂家是做什么来的，愣愣地看定了那包烟，咽了一口唾沫。刘春堂笑眯眯的，掏出烟来，敲了一支点上——他的心跳瞬时加速，妈的，想不到今个儿运气好，还能抽上一支红塔山。——他几乎伸出手去。刘春堂笑眯眯地把烟放回衣兜：“人这张嘴还真他妈娇气，习惯了什么就是改不过来，我就习惯了抽这烟，我这种烟老弟抽就太没分量了，飘得很，没劲道。”他悻悻然地笑，连说是这样是这样，暗暗地把意识中已经伸出去的那只手拉回来。这钱还怎么借？没法借。P1－3

这两年常去上海，每去必见的人里，甫跃辉是一个。能经得起反复见面的，如果不是欠债不还的，肯定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跃辉是个穷人，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可能比他还穷，在我还没开始吃的时候就得考虑老婆孩子饿不饿，所以，最近几年他还没办法借到我的钱，只能做朋友了。我认识他的时候，跃辉还在念书，毕业之前到杂志社实习，有一天我在上海作协的食堂里吃饭，一个瘦小伙跟钟红明一起进来。红明老师说，这是小甫。我们打过招呼，说了几句跟午饭无关的话，各自吃饭。过些天，我又去作协食堂，再次碰见跃辉，我一眼就认出这个云南人，上海本地不太产脸膛黑红、笑声粗疏豪放的年轻人。此后成了朋友，我再去上海，到了就会电话或者短信一下：聊聊？跃辉通常的回答是：在哪？

我很喜欢这种简洁义气的方式，知道方位后，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如果在北京，我也会问远道而来的朋友：在哪？但在上海，离开了我每次都住的陕西南路、巨鹿路和襄阳路，我基本就是个瞎子，想一想要绕很多弯才能到的福州路书城和陆家嘴，我都会犯晕，所以我通常都是约在巨鹿路附近的某个咖啡馆或者饭馆，守株待兔地等着朋友们过来。某日我在上海，忙完了手头的事，给跃辉打了电话。我以为他就在我住的宾馆附近活动，不想那天他不上班，住在复旦那边。从复旦到巨鹿路到底有多远，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但我知道挺远，尤其在傍晚下班的点儿，车堵得人喘不过来气，天还阴刺刺、凉飕飕地飘着雨。我说那就算了，下次聚。不到一小时，跃辉说，他到楼下了。他穿雨衣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复旦那边赶过来了，头发梢上滴着水。

他穿着长途跋涉的雨衣的样子给我一种非常可靠的、乡土的印象，像村里的邻家兄弟。这么说并非因为跃辉从乡村来，而是因为，这种淳朴厚实的品质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是如此的稀缺。在高楼大厦中间，汽车喇叭和老板的吆喝在身后催命地赶，我们已经习惯了过一种计算成本和权衡利益的生活。

在我有限的交往和认识里，朋友似乎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很庙堂，你们得在大排场上才能谈事情，要进大馆子、喝好酒，即便扯淡也得到优雅的咖啡馆和茶馆里扯，搞得极尽庄严和仪式，否则你会觉得对方很不舒服，你也会跟着很不舒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另一类朋友很家常，在小馆子和路边的大排档上吃喝你都觉得适意，他不挑剔，不必非得把身份和谱儿摆到别人眼皮底下，他随遇而安，可以把水当酒喝，也可以把酒当水喝，作为朋友他不让你有心理负担。我喜欢后一种，恰好跃辉就是后一种。在一起聊天，饿了，问他：吃点儿啥？他会说：随便。在上海我需要的正是这个随便的感觉。

因为户口和工作关系在上海，尽管我无法常住上海，依然本能地要在这个城市找到一点儿家的感觉。但是，居无定所，也无力购房置地把自己像颗图钉似的摁在那里，每次去上海我只能暂住酒店，进房间一看见整齐划一的床铺和桌椅摆设，我就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时空错乱感。好像我千里迢迢回到家，发现房子已经卖给了别人，房主告诉你：要住吗？租给你。那感觉很不好。白天忙忙叨叨干正事倒还无妨，一到晚上，该做的做完了，结婚生子的朋友们也各回温暖的巢穴，我孤家寡人一个就觉得上海的夜晚十分凄凉，迫切想找个朋友在最日常的意义上打发掉这个夜晚。我就给跃辉打电话，他是王老五，我在上海的朋友里屈指可数的可以当夜游神的人之一。他就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来了。

我问：吃点儿啥？

他说：随便。

我们在襄阳北路就近买了啤酒、熟食和馒头，拎着若干个塑料袋和饭盒到我住的房间，边吃边喝边聊。对我来说，这种最日常的生活场景可以有效地缓解我的乡愁和局外人的孤独。跃辉能喝酒，能喝多少我不太清楚，反正没见他醉过。我的酒量可怜，只一听啤酒，剩下都归他。跃辉喝酒不作场面态，不说场面话，很家常，能喝多少喝多少，喝得不舒服了，就说：算了吧。那就算了。和他一起喝酒吃饭，是我愉快的上海回忆之一种，因为家常。

跃辉是云南人，住大山脚下。他跟我说，从上海回家，坐飞机、火车、汽车，前后要折腾好长时间。家不远就是国界，一不小心就到了缅甸。有一回他到边境玩，赶上缅甸兵荒马乱，枪子儿他耳边嗖嗖直飞。他还说他去边境一个擅酒的村寨，坐在人家的竹楼上喝酒，楼下是牛圈，他们用搪瓷缸喝白酒，一缸一缸地下，他喝不动，悄悄地把酒漏到竹楼下的牛圈里，别人都喝醉了他还清醒着，村人大惊，竟有人酒量胜他们如此，叹为异人。讲完这些，他得意地哈哈大笑，不知道楼下的牛醉了没有。跃辉有故事，好像我认识的云南朋友都有一肚子故事，跟云南这个地方本身一样，充满了丰富诡异的东西。比如诗人雷平阳和朱零，讲起云南的边边角角，包袱也能一个接一个地抖。他们都海量，喝起酒来直如汲水长江。他们也都和跃辉一样，身上有豪爽、坦荡和朴正的东西，可以成为“家常”的朋友。

在这个路径上谈年轻的小说家甫跃辉，我才算找到了切口。我们经常边喝边吃边聊，聊文学。批评家徐妍教授有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80后作家甫跃辉值得关注。我说我早注意了，他前景远大。他具备了在这个时代可能成为好作家的几乎所有条件：有才华，接地气，有故事，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勤奋；最重要的，他有年轻人难得的朴正之气，以及平易地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

跃辉年轻，黑瘦，个头也不甚高，但我在向别人描述他的时候，依然觉得最合适的标签是：云南汉子。“汉子”这个词在今天被用得偏僻狭窄甚而狭隘了，离开了它该有的正大的方向。在我的理解里，这个词一点儿都不粗野卑俗，也不有勇无谋，一副光膀子上缀满油汗珠的样子；相反，它朴实低调厚重，于生活、于文学，都拿得起扛得住放得下，可做朋友、哥们儿和兄弟。我加上“云南”两个字，是希望跃辉在上海又能不混淆于上海，因为在今天，“云南”同样是种难得的品质。

2010年4月18日，我写过一篇创作谈《依旧温暖如初》，讲了我和“故事”的故事，后发表于云南《滇池》杂志。且偷个懒，先全文引述如下：

最早给我讲故事的人是奶奶。我出生一年半后，弟弟也随之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母亲照顾不来两个孩子，我只能挪到奶奶身边去。奶奶那时候六十多岁，——印象中，却似乎和如今八十多岁的模样没太大区别，或许是农村人老得快吧。奶奶的模样么，总是一顶暗灰色的毛线帽子，皱巴巴的脸，有些驼的腰，一双裹了又放开的“解放脚”，走路时总是背着手，埋头往前冲似的。奶奶住楼上，我们挤一张床。如今对那些漫长的日夜，能记起的细节已经极少，只记得那时总是停电，没有装修过的楼上空旷而漆黑，能听见老鼠在屋顶碎碎跑过的脚步声，叽叽的吵闹声。奶奶点了油壶，豆粒般的灯火被黑暗挤对得东倒西歪，奶奶便拥了我，在被窝里讲故事，不知不觉在故事里睡去。也有些时候，早上听到屋后竹林里的鸟叫，小孩子吵嚷着走过竹林边的小路，我便会早早醒来，奶奶睡得短，也醒来了，天还未亮，起来也没什么事做，便还是讲故事。

奶奶的故事很多，且很少重复，现在想来，那些故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故事近乎笑话。其中最简单的一个，也是最常被奶奶提起的一个，是有个姑爷到丈人家去借犁，不想另两个姑爷都去了，丈人家呢，又只有一把犁，只能借给其中一个姑爷。丈人只好出了一道题，让几个姑爷吃热稀饭。热稀饭很烫，另两个姑爷被烫得喉咙发白，仍旧将稀饭一口一口往喉咙里喂。只有我们的主人公不急不忙，一面用筷子搅拌稀饭，一面往碗里吹气，还念叨着，借得到借，借不到不借。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另两位姑爷最终被烫得再也咽不下稀饭，而我们的主人公端起凉了的稀饭，稀里哗啦倒进了肚里。

听奶奶讲这类故事，总能让我开心一阵子。这些故事还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我和弟弟吃热稀饭，也喜欢用筷子搅着，念叨着“借得到借，借不到不借”……可这类故事只在奶奶所讲的故事中占了很小一部分。奶奶大部分的故事是令我惊恐的。或许，至今奶奶也没想到，她为我讲的那些故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怎样烙印——它们形若鬼魅，时常唤起我对世界莫名的恐惧。

记得有一个故事里，有这样的情节，说是一只熊吃掉了一个女人，然后化装成女人的样子，潜入女人家中，想要一个一个吃掉女人的三个孩子。奶奶没有交代熊如何能够化装成女人，而熊也没有引起孩子们的丝毫怀疑。孩子们就那么和一只吃掉了自己母亲的熊睡在了一起。还记得听奶奶讲到这儿时我的惊恐，我想着，女人的三个孩子一定能够很快发现熊的真面目，然后合力杀死熊为母亲报仇。按理说，这该是一个童话故事，类似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故事，事实上，相差甚远。孩子们谁都没发现熊的真面目。第一天晚上，孩子听到熊夜里嘎巴嘎巴地吃东西，三个孩子就问熊，妈妈你在吃什么，熊说，在吃蚕豆，你们要不要吃？孩子说要吃，熊便将几个手指头递给孩子们。孩子……竟然吃了母亲的手指头。第二天，熊又在嘎巴嘎巴吃蚕豆，这回吃的是第一个死去的孩子的手指头，第三天晚上亦如此。孩子们吃了母亲的手指头，又吃了兄弟姐妹的手指头。直到两个孩子都死去了，最后一个孩子才明白过来，设计将熊杀死了。可是，这个结局已经不重要了。对我来说，吃手指头那个细节已经占据了头脑的全部空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这声音在黑夜里毫无遮拦的楼上隐隐回响着。有时候奶奶睡过去了我还醒着，听到奶奶睡梦里咂吧嘴，也会让我毛骨悚然。这类吓人的故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鬼故事。奶奶是赤脚医生，在农村里，大多是巫医不分的，奶奶不晓得通晓多少咒语，知道多少鬼故事。她讲的鬼故事，总是有史可查的，谁谁是村里的谁，是邻村的谁，都犹如一册账本，清清楚楚。我总是难以抑制地去想象，那黑暗中，正有某种可怕的东西隐藏着。我便夜复一夜地，在黑暗里咀嚼着恐惧的苦果。然而，我又总是一次次央奶奶给我讲故事。一旦走过了恐惧的滩涂，我总是越发感受到现实的温暖，能够很好地睡去。长大后想起来，我仍旧觉得这是个难以解释的事情。

当我渐渐长大，要上学了，才回到爸妈身边，我才算远离了那个鬼神难辨的世界。爸妈偶尔也会给我和弟弟讲故事，但都是现实的故事。阿爸是木匠，却喜欢读书，人又极聪明，记忆力非常强。有一天晚上，他大概是刚看完了一本小说，意犹未尽，就说要给我们讲讲。那会儿，我和弟弟还在做作业，阿爸说，不做了，给你们讲故事。能摆脱作业，是我们再高兴不过的。妈也来了兴致，坐在一边跟我们一块儿听。阿爸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听得多，不知不觉地，我们就陷进故事里去了。阿爸这个故事讲了三四个小时，还没讲完，第二天晚上又讲了三四个小时，才总算结束。许多年过去了，故事的情节我忘得差不多了，但始终记得里面那位大力士曾经一次吃掉了“九牛二虎四象八骆驼”做的肉包子。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隋唐演义》，才隐约想起，那是薛仁贵的故事，不过，阿爸一边讲，一边添加了不少情节。还有一个“一石惊破水中天”的故事也是阿爸讲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苏轼妹妹“苏小妹”的故事。

阿爸的故事大多是书里看来的，妈的故事呢，差不多全是生活中来的。她给我和弟弟讲了许多她小时候的故事，只有一个鬼故事是她听小时候外公外婆讲的。这个故事后来经过我的一些改造，写成了小说《红马》，写好后机缘巧合，就给了《广西文学》发表了，后来又被台湾的朋友要去，发在了《幼狮文艺》上。再后来，被复旦的博士张昭兵先生看到，他对这小说大加赞赏，觉得是我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为此，我大为诧异——我对这小说并不在意。过了好些时日，才明白，这小说是由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故事改编的，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一定有着某种让它一直流传下去的因素。而我们纯粹编造出来的小说，大多并没这样足以让它流传的因素。

我想，或许应该再听爸妈讲讲那些故事，听奶奶讲讲那些故事。但每年回家那么几天，忙这忙那，终也忘了这件事。每次回到上海后，又总想着，下次回家一定要再听他们讲讲。可下一次回家，即便闲着，似乎也找不到由头再让他们给我讲故事。毕竟，我早已不是可以用一些简单故事哄骗的小孩子，他们也不是当年那个讲故事的人了。讲故事，听故事，原来也是有年龄和心境限制的。在奶奶和爸妈眼中，我已经是“有学问”的大人了，他们如何能再用一些“幼稚”的故事来搪塞我呢？

这么一次次拖着，一年前回家，才知道奶奶老年痴呆了……就在我到家前的十来天，奶奶突然老年痴呆了。奶奶真去了她给我讲的那些故事的世界，神鬼难分，阴阳莫辨。许多熟人奶奶记不得了，许多事奶奶记不得了，那些给我讲过的故事……奶奶怕也记不得了。但奶奶记得我。奶奶平时总是感觉得受到威胁，不时要拿起刀和棍棒挥舞，说谁谁谁要害她，而那谁谁谁，早已死去多年。她和当初听她讲故事的我似乎处于同样的情境中，深感惊恐和不安。这样的情景，让旁边胆小的人也莫名地有些害怕。但奶奶一看见我，脸上常常能露出笑来。奶奶记得我。看着奶奶满是皱纹的笑脸，我似乎稍微明白了奶奶怎么会给我将那些恐怖的故事了。那些故事虽然恐怖，却能反衬出现实世界的温暖。现在想起来，恐怖已然消退，剩下的只是温暖。那些故事依旧温暖如初。

写小说，当然并不仅仅是讲故事。但小说若能像奶奶的故事那样，唤起一个人内心的哀戚、忧悒和恐惧，又能将之抚慰平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么？

这里所说的“故事”，大多具有传奇的性质。大概是因为日常生活太俗常了吧？人需要在传奇的故事里寻找某种刺激。但刺激过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日三餐、鸡毛蒜皮、陈词滥调的“庸常生活”。故事有故事的逻辑，生活有生活的逻辑，两种逻辑是并行不悖的。小说的逻辑，或许就是在两者之间寻求某个平衡点？不能太传奇，也不好太平淡。

收入本书的五部作品，也在寻找着这样的平衡点。《收获日》《庸常岁月》和《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是中篇小说，《八月》和《暖雪》是短篇小说。它们所写的，都是我老家那个小村子的“日常传奇”。乡村，并不就意味着“土”，也并不就意味着“蛮荒”和“落后”。乡村也有乡村的逻辑，而非和城市对比得出的逻辑。乡村的逻辑，和城市的逻辑，也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这五部作品，都是我写作早期的产出（我2006年开始写作，这里有三部作品写于这一年），我现在不会再这么写了，我现在也很少写乡村——当然，我今后肯定还会写乡村，只是说，近两年，我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把这么五个东西搁一块儿出一本书，于我来说，也就有了些许纪念意义。至于说为什么要给这书取名“散佚的族谱”，而不是像通常的作品集那样，选取其中某一篇作为书名，我想再引一段之前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我的创作自述《看啊，这些年！》，该文发表于2012年的《作家通讯》：

我曾为自己生在那样一个“小地方”焦虑过。说来可笑，我还曾为我的姓焦虑过呢。我姓“甫”，在我们那儿，这姓就不多见，离开老家后，我更是一个姓甫的人都没碰到过。我介绍自己时，常会说：“我姓甫，杜甫的甫，不是甫志高的甫。”可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他们就知道“甫志高”，甫志高就甫志高吧，偏偏还把“Fu”读成“Pu”，为此，进一步把“甫”写成了“浦”或者“蒲”或者“莆”，甚至，写成“捕”。一次又一次，面对着稿费单上写错的名字，我就发狠，一定要好好写！一定要好好写哇！让更多的人会读这个姓，会写这个姓！

甫姓很少，但丝毫不妨碍我们甫家人修出像模像样的家谱。就我本人来说，我连我爷爷的父亲母亲，也就是我太爷爷太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们甫家有的是人才，三四个人硬是憋屋里几天，整出一本家谱来，上溯十八代，祖居应天府（今年五月在湖北，和一帮朋友聊天，说到自己家族的来源，不是山西大槐树下，就是南京应天府）！这家谱印出几十份，村里的、村外的甫姓人家都发一份。这真够让我们甫家人热血沸腾的。那么，这本书写的正是那令我焦虑的“小地方”的各种人各种事，不如就叫“散佚的族谱”吧。这些散佚各处的故事，我把它们归拢来，赋予小说的表情，加以书本的身体，也算是过了一把修谱的“瘾”——史学家们写史书，文学家们写历史小说，各种“家”们写自传，都是讨的汶个瘾吧。

甫跃辉以质朴之心回到故乡，在不变的世界里寻找传奇；以平常之心面对眼前的世界，在迅速变异的生活里探求应当固守的精神。他以自己的方式，遵从自己的感受、感情和记忆，在写作中表达自己的意念和对生活的理解，寻找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要素：沟通。探讨这种不可沟通与不可逾越造成的悲剧与悲哀，这是一种值得尊重、提倡和呵护的创作态度。

——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创作奖授奖词

一个不固定方位的南方，一个并没有在历史的躁动中被彻底改变和颠覆的乡村世界，一群可爱而悠然自得的乡民，构成了甫跃辉小说的基本面。正是在这样的基本面中间，甫跃辉讲述着中国乡村有多少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有多少并不剧烈的冲突和可以和解的矛盾，多少出于爱的恨和归于平静的纠葛。

——第十届华语传媒大奖年度新人提名奖授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