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展开，在共和国60年历史的背景下展开了一代人的生活历程。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60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30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而且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改革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下，这些思想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它们是穿越历史的烛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未来的道路。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根据过去6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最近，青年记者马国川采访了10位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深厚学术修养的经济学家，结集为《共和国一代访谈录》一书出版。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历程展开。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史，不但可以看到60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30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而且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改革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下，这些思想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它们是穿越历史的烛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未来的道路。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熊走上坦途。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郑新立 亲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过程

陈元 做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许善达 见证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秦晓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宋晓梧 在理论观点上，我从来坚持独立己见

周其仁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樊纲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

郭树清 “中国道路”需要再来一个三十年

范恒山 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马国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1952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国川：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的财政部长，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怀诚：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的办公室是在国务院。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1952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马国川：您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项怀诚：我祖籍江苏，后来跟着父母到上海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当时全国统考，1956年我考进了山东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那一届扩招，就像现在的扩招一样，不过那时是把在职的干部吸收进来，叫做调干生，所以我们那一班里的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调干生年龄都偏大，最大的35岁，我算最小的，17岁。

马国川：在大学里，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

项怀诚：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做什么都不大想的，没有自我设计的问题，也不能自己联系工作，都是组织分配。1960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来山东大学挑人，我被选中了。

马国川：您是学中文的，为什么会进入计算机研究所呢？

项怀诚：听起来好像是“乱摸脑袋”，其实不是随便决定的，是有原因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个研究课题组“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前沿性项目，对人员的要求，第一要懂一点外语，第二要懂一点数学，第三要懂得中文，还有就是欢迎年轻人。

马国川：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项怀诚：我想是吧，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报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学去学俄语，一边进修外语，一边开始研究工作。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1962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就下马了。我们这一批研究人员里，一部分本来就是学数学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所以就留在了计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语言的，就把他们送回到语言研究所去了。本来，计算所对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适，根据我的条件，组织部门认为我到大学里去教书可能比较合适，所以就找了很多学校。后来包括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都来找我，要叫我去教什么英语、俄语。因为这些学校管事的人看了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学外语的，我说，要我教汉语可能还凑凑合合，但俄语、英语我是教不了的。当时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爱人正怀孕，走不开，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就行了。

马国川：不服从组织行吗？

项怀诚：那一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向会议代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时知识分子心情还是蛮舒畅的，组织部门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也是比较慎重的，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恰好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开了个会，叫做“西楼会议”。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设立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

马国川：财政部招人，机会来了。

项怀诚：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留在北京就好。这样，1963年初我就到财政部工作了，从那时起，我在财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一直到2003年调离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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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了。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60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们指明解决任务的方向。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和高估自己能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来区分，可以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8～1978年。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1957年，中国从1958年初开始了被定义为“体制下放”的“体制改革”，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计划管理权的下放；(2)企业管辖权的下放；(3)物资分配权的下放；(4)财政权和税收权的下放；(5)劳动管理权的下放。

在保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所形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及“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一起，构成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在这种体制支持下，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充分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无偿调拨农民的财产劳力资源，大上基本建设项目，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异想天开的高指标，结果很快就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由于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大堆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的虚夸数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号称已经完成的钢铁、粮食等生产指标，完全是虚假的。

1958年末，这种完全脱离实际、一意孤行的做法的消极后果终于显现，生产下降，大批工商企业出现亏损，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