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的细腻讲述不同性别的生命故事。“童年像落花流水般流逝，忧伤如风中烟云般消散。”在人的生命中，是谁一直在支持着她/他？是谁见证着她/他所走的每一步？是谁影响着她/他的生命色彩？这是社会工作者从背后走到台前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优美的语言，独特的感受，教给您如何有尊严地度过一生，如何打造丰富的一生。本书在正式出版前已经被国内多所大学选为社会工作教辅，对于个人的成长亦具有非凡的教益。

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承载着一段生命的故事，作者的背景、年龄、性取向、性别各异。年龄跨越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有的是久居异国的华人；有的是写自己成长的故事，有的是写自己与身边家人的故事，有的是写亲人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有的是传统的女人，有的自称是标准大男人，有的是爱女不爱男的女人，有的是爱男人的男人，有的是性别模糊的人。每一段故事都是用力和用情的书写，过程悲喜交集，经过很多挣扎和痛苦。从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性别的不同生命历程、不同时代男女的不同苦难遭遇、不同身份认同的挣扎、不同生命意义的寻索。然而，差异的生命故事隐藏着一个相近的主题和目标，那就是：从生命的书写和解读开始，批判主流性别文化的压制，从而寻找性别解放的可能和出路。

序

一年又一年

怕水·80c．c．

我是怎样被驯化成男权主义者的？

“安能辨我是雄雌”——少年易服的故事和其他

姥姥

心路

回忆也是一种痛苦：我是否原谅了父亲

四月天：伴随肥女子脚下的大石头

在寻找父性的生命意义世界中的叛逆与抗争

后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寻情记

这次我和爸爸一起回“芦角沟”祭祖，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爸爸嘴里不停地念叨：“娘，儿孙重孙(我的儿子)都来了，你和我们回去吧，你为我——你的儿子活了一辈子啊……”“父亲，你对不起我，我是对得起你啊，你对我们娘儿没有做什么好事……”此时，我已经很难去评说这个只在相片上见过的爷爷，我知道他除了辜负两个奶奶和父亲外，在重庆的四个姑姑、一个叔叔，还有姑姑和叔叔的孩子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牵连，而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历史上与国民党有关系，最终也因政治斗争和疾病折磨而猝死。据说，他死在了最早由自己创办的“大坪中医院”的厕所里……

爷爷这样一个大男人直接塑造了父亲的性格和命运。

父亲一生只见过爷爷两次面，他们总共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超过十天。父亲经常说自己最缺少父爱，性格是不完整的。父亲还说自己是在爷爷跑了以后，“芦角沟”的老祖让叔叔们用滑竿(四川的轿子)把奶奶抬到城里，找到爷爷，让他们一起住了几天后的产物。父亲经常回忆起自己很小的时候去重庆见爷爷的情景，他很兴奋地说：“看到人们要排好长的队找你爷爷看病，我好高兴啊，他的医术高明，特别是看小儿科，他最喜欢给病人开阿斯匹林和土霉素，再加一些汤药。人们都喊他张医生，很受人尊重。”父亲还说自己一生只有那次在重庆得到了一丁点儿父爱，感到非常幸福，他发誓自己以后做了父亲一定要让孩子们享尽天伦。后来他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陪伴儿女成长，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了父爱无限。记得妈妈常对父亲说：“你心里只有你的那几个儿女。”

二奶奶的眼色、乡下奶奶的期盼、爷爷的两头为难……后来，父亲很快被爷爷打发回了乡下。也许是“芦角沟”的日子太难熬，“每天三顿都是红薯稀饭”，也许是爷爷良心发现，寄了路费让父亲离开乡下去西北支援边疆建设，在一九五六年，十六岁的父亲只身一人从四川到了大西北——青海省，在那里他一待就是三十五年。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有主见、固执而从不认输的人，我也见过他软弱的时候，但这很少。他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做成，尤其在婚姻家庭中遇到的一些“大事”，他总有自己的老主意而且非常执着地追求着。他认为男人一定要对家庭负责任，一定要孝顺父母。

我觉得父亲的婚姻家庭观念是基于他自己破碎家庭的经验和职业、政治前途渺茫而逐步定型的。他最初到青海的时候身份是“以工代干”，负责从省城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年到都兰县工作，虽然工作还算得心应手，但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他始终都不能人党转干(从工人转为干部)。我曾经偷看过他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言谈中充满了对党的真挚感情，但申请书扉页有党组织的批示意见：“经过外调，家庭政治历史不清。”父亲常说：“你爷爷有历史问题，我这辈子算完了，没什么政治前途了，我会谨慎小心，帮你们铺路，你们一定要努力成功……”曾听妈妈说过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后来因为不得势而变得越来越胆小怕事。母亲十六岁入党，家庭出身贫农，根正苗红，她当选过十几届州人大代表，因为这个缘故，爸爸从妈妈那里得到了许多政治庇护。我们常听爸爸念叨：“这方面我不如你妈，这辈子我被政治运动吓破了胆，多亏你妈，她功劳很大，她是党内的人，很多消息都告诉我，让我躲过了许多政治灾难。”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真的被政治运动搞怕了，这方面他越来越低调和谨小慎微。他给我们四个兄妹起的名字都不一样，我和妹妹名字中间的“和”字是按照家族辈分起的，两个弟弟中间的“永”字则是从字典查的，他说这样至少有两个孩子不至于被政治运动所牵连。

那时候由于父亲政治前途渺茫，难以升职，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全家老少七口人有时候竟然穷得连酱油都买不起，无奈之下爸爸看准机会主动要求从“干部”岗位改行当汽车司机，他成为都兰县历史上第一代“车夫”。在我的印象中，自从父亲开车后我们家就吃香喝辣了，那些山区和草原的藏族、蒙古族老乡用羊肉和皮毛等搭他的便车，许多县政府的干部和家属们去省城办事也会坐他的“顺风车”，为此，父亲找到了被尊重的感觉和自己应有的位置。他开了二十多年的车，从无半句怨言和半点工作的闪失。和汽车打交道其实很简单，不需要花费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慢慢地他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孩子身上，子女读书成才和出人头地成为父亲此后三十多年最高的精神价值和人生追求。

父亲很注重家庭和睦和完整的形式，更重视长子和男孩儿在家里的地位。他极少得到父爱，就加倍将爱给予子女，自己的夫妻之爱被他放在了次要的地位。从小到大我始终认为父母之间的感情很好，那年母亲突然去世，做了丈夫和父亲的我才突然深刻地意识到夫妻感情的复杂性。记得小时候我的清晨美梦经常被爸妈的对话吵醒，他们不是谈论子女读书，就是商量老人抚养和家务活分配。儿时的我总感到爸妈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关系很好，特别是当我看到同学们的父母吵架甚至动手时，更为自己的家庭和睦窃喜。直到多年以后母亲突然去世，父亲迅速再婚……这些突发事件让我醒悟到父母的感情其实是依靠子女的存在而维系着的。P3-5

他说他哭了，很使劲地哭；她说她哭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流；她说她写不下去了，她也不想写了；他却说写得倒很轻松，书写时是愉快的……

他／她们的反应让我吃了一惊，这个书写的计划虽说一开始是出于心血来潮、是突发的，但最后的完成却是大家生命的分享和互相支持的结果。

一九九七年我从英国回香港在大学执教以来，一直就被误／错认为是女性主义者，自己也因为这种误认／错认而被大学里头的进步学生所尊敬／爱戴。性别意识，我的确是有的，但很认真地去阅读女性主义的东西，确实没有。这么多年过来，自己因女性主义之名越来越“红”的时候，不好意思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今年在构想研究方法论课程的时候，因为之前质性方法论的课已经开了好几次，也觉得了无新意了，于是自己在想，开什么样的方法论的课能够刺激学生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和辩论，让自己也同时得到益处。对于女性主义的亏欠，让我怀着补偿的心态开了“女性主义方法论”这门课。当然，原因不会是那么单一的，环顾我们的研究生，有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人，有与女性主义对着干的大男人，有很传统的小女人，有好强的没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的大女人，也有传统的小男人……故开这门课也是为了他／她们，希望能够透过这课程，能够引起大家更多地关注性别的问题，提升他／她们的性别意识。故，开这门课的初衷也是很个人的。

这个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课程一路走来，重新撩动了众人的心，也激发了大家书写自我及他人生命故事的冲动。

女性主义研究者不再相信传统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所谓客观真实，认为传统实证研究往往从男性的经验出发，无视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的差异，使得女性声音被淹没。故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倡从女性的主体经验出发，理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从而批判和反抗父权文化和性别主义(Sexism)对女性造成的压制。近年来，受到女性主义的启迪，越来越多的男性亦开始参与女性主义的研究，成为支持女性主义运动的成员，因为他们已看到性别主义和父权文化不只对女性造成压迫，同样也对男性造成伤害。故，支持女性主义的男人们亦提倡将男性的主体经验纳入研究的范围，理解男性的多元经验，解构大男人气质养成的过程和其深层的制度文化。非主流男性更从主体经验的书写出发，挑战和批判父权制度的文化霸权。

女性主义研究强调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那就是如何通过研究过程及其结果，改变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和消除性别主义。书写是女性主义研究中重要的行动策略，自传和传记是女性主义书写的重要部分，通过叙说自身的生命故事，我们重新面对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更多地明白自己，也更多地理解别人，从重整自己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寻找到自己生命的出口。书写她／他人的故事，我们找到生命与生命的交接点，理解别人亦是理解自己的过程，生命的力量在书写中被释放。

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承载着一段生命的故事，作者的背景、年龄、性取向、性别各异。年龄跨越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有的是久居异国的华人；有的是写自己成长的故事，有的是写自己与身边家人的故事，有的是写亲人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有的是传统的女人，有的自称是标准大男人，有的是爱女不爱男的女人，有的是爱男人的男人，有的是性别模糊的人。每一段故事都是用力和用情的书写，过程悲喜交集，经过很多挣扎和痛苦。从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性别的不同生命历程、不同时代男女的不同苦难遭遇、不同身份认同的挣扎、不同生命意义的寻索。然而，差异的生命故事隐藏着一个相近的主题和目标，那就是：从生命的书写和解读开始，批判主流性别文化的压制，从而寻找性别解放的可能和出路。

一切从梦想开始……

差不多每个受过香港教育的青年人都曾作过题为《我的志愿》的文章，我也不例外。在十五岁读中三的那年，我在文章里写上“电影导演”为我的第一志愿。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也许刚刚在校内“执导”了一部话剧吧！不知原因，也未去仔细探究，只记得也写上了“新闻从业员”作为后备志愿，也许是从小便喜爱看小说，更喜爱阅读一些看似“言之有物”的东西吧！没有第三志愿，更未想过当社会工作者，但最终却在这儿着陆了，不光是社工，更是社工教师。此后，差不多用了我人生三分之二的时间才弄清楚这三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志愿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这样的追寻却意外地带出了一个有关我生命的故事。这篇文章便是这个故事。

回望我在努力建立一个“社工身份”的二十多年里，我越来越相信“语言、文字”的威力。准确地说，透过语言和文字我们能够洞悉世人的生活经验。我相信是因为这威力使我想当电影导演、新闻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及教育者。虽然从未当过导演或记者，但做社工及教社工的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不但可以透过语言和文字去了解世界，更可以为人和他们身处的社会带来一些改变。我渐渐知道贯穿着这三个职业志愿的是一颗想改变世界、改善民生的心。到今天我仍紧抱着这梦想、理想。究竟有些什么(人或事件)影响了我呢？在以下记述一项关于我多年前进行的研究里，这点会慢慢变得清晰。但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研究的过程不但把我人生的一些零碎片断连接起来，更把我和我已去世多年的母亲的生命紧扣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关寻根、身份及生命的故事。

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学术生涯

基于香港的历史、社会及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在八十年代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学者均没拥有博士学位。但由于社会对大学教师的期望日渐提高，我们也感受到“要读博士”的压力。毫不例外地，我也于九十年代初便加入了“读博士”的行列。那时候并没有多想什么理想、梦想的，只知道如果要继续留在大学里教书，这是必需的。

在七八十年代读社会科学及在九十年代教社会科学的我认为，进行严谨、科学、客观、中立的研究时要有一套既定的守则，要有遵从的金科玉律。大学的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也这样教学生。这些训令更明确地指示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里无时无刻都要保持一种超然(相对于被研究的人或事物)的身份，并要与被研究者保持距离，因为任何在价值观或感情上的介入均会玷污研究的结果并破坏整项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及可信性。简单而言，这“四条”是神圣不可侵犯地、毫无讨价还价余地地规范着我们这一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