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的《原来帝王是苦工(从大禹到溥仪)》是首部以帝王为观照对象，特别是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立群体而加以集中透视和剖析的历史作品；且透视和分析历史上帝王的种种悖论，囊括了大量的偶然因素、异常现象、矛盾事物、微妙细节、边缘存在，以及一系列源于内心的感悟、体验与思考，思想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

王充闾的《原来帝王是苦工(从大禹到溥仪)》讲述中国历史上的20多位帝王之事，透过大量的历史细节，复活最耐人寻味的东西，揭示历史的种种悖论：秦始皇欲以有涯的生命追求无涯的欲望，却不得不无时无刻向着有限回归；汉高祖刘邦是中国第一个“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他的成功却揭示了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抚顺是大清朝开创三百年基业的肇源之邦，末代皇帝溥仪最终却以囚徒身份出现在当日的龙兴故地……全书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内容引人入胜，令人深思。

原来帝王是苦工

欲望的神话

落魄刘郎作帝归

血腥家族

圣井与辱井

老皇帝的难题

机关算尽

无字碑

作个才人真绝代

赵家父子可怜虫

残碑荒冢认辽朝

完颜三兄弟

强梁无奈死神何

宦祸

狮山梵影

驯心

东上朝阳西下月

原来帝王是苦工

四川省汶川大地震这场惊天浩劫所带来的深悲剧痛，令我几天时间里惶悚不安。从文友的一次谈话中，偶然听说大禹的故里在现今的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于是，在伤恸之余又增添了一层牵挂——北川属于灾区的重中之重，“禹王故里”肯定也深埋于废墟之下了。

大禹，在后世人民心目中，其崇高地位可以媲美于他的高祖父、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那首《生查子》词，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悠悠万世功，砣砣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

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我自思量禹”，旨哉斯言!我觉得，在这位民族英雄身上，足资后世缅怀、景仰的献身精神、人格魄力与事业修为，实难一一缕述；不无遗憾的是，作为历史话题，当代学人关于大禹的言说，较之古代却相对很少。也许是认为，茫茫禹迹在当时就已如轻烟淡霭，玄渺无凭；而随着世代暌隔，更是前尘淹忽，难寻鳞爪。可是，作为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其典范性和普世意义重在人文价值。即以禹王视解倒悬、抒民困为己任，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在当今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大禹的身世与功业，距今已四千余年，可谓悠哉邈矣。但他自始就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虚幻形象现身，更不像后来某些疑古学家所说的只是一条虫，而是作为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生活在现实之中。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禹在位十年，葬于会稽时，为公元前2062年。先秦文献中，最早记叙大禹行迹的是《尚书》；继而有《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不仅述其言行，而且于其盖世勋劳尽皆交口称赞。许多文献中在“禹”字前冠以“大”字，译成现代文字，便是“伟大的禹”。

古代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儒家向来以出言有据、执事严谨自持，孔夫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关于大禹的德业，却是反复多次地引述，并且予以高度赞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长年累月地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这真是崇高得很啊!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轲有言：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在《孟子》一书中，像这样谈论大禹，多达三十处。《庄子．天下篇》则引述墨子的话：从前，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大山三百，支流三千，小溪无数……骤雨淋身，强风梳发。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竟这般地劳苦。

“悠悠万世功，砣砣当年苦”。前一句歌颂大禹劈山浚河，治平水土，教民稼穑，划分九州，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丰功伟绩；后一句状写他的奉献精神。二者合在一起，完整地概括了大禹一生的德业。

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在古代神话系列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除了非洲、北欧与东亚外，几乎遍布于整个世界。这当是由于洪水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留给世人历久不磨的伤痛记忆。这种记忆又是群体性的，经过一代代的流传、丰富、夸大、加工，遂逐渐积淀而进入群体创造的神话。在这里，宗教信仰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以致把它归因于神对于人间充满罪恶十分不满，要用大洪水消灭掉他的全部创造物——而这些创造物，正是上帝用泥土造出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而一路发展来的。

但是，在中国，华夏民族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却没有洪水毁灭人类和惩罚原罪、人类再造的主题。大禹的后面没有宗教和神的存在。在对于洪水成因的阐释上，也与世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从中国古文献记载看，主要是当时中原地区比现在要温和得多，加之，森林草原茂密，雨量充沛，导致雨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一大祸患。因而，治水的大禹便更多地具有现实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其艰苦奋斗精神也就更具现实意义与人文价值。这一类论断，已为近代气象学、地质学所证明：中国从五千年前的仰韶时代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瑚在温暖、潮湿得多，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剧烈增加。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的频发，加之海侵的影响，便有了尧舜禹时期“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滔天”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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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写了一系列以帝王命运与龙廷中的“悖论”为话题的历史文化散文，本书为其较为完整的专集。

在我看来，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作为特殊群体的古代帝王，都会一无例外地涉及；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角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帝王，是历史的产物。现在，一提起这类角色，人们立刻会想到：“龙章凤姿”，“金口玉牙”；手操国柄，口含天宪；极权统治，富有四海，觉得这些所谓“真龙天子”神秘无比。其实，在最初年月，帝王(或曰酋长)不过是一个风范大国民，甚至是标准的苦工。“当尧之时，尽大地是洪水，尽大地是兽蹄鸟迹；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檫，方得水土渐平，教民稼穑……何曾有受用处!茅茨不剪，朴角不斫，素题不□，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铡簋之食，聊以充饥；鹿裘之衣，聊以御寒。不惟无享天下之乐，而且有丛天下之忧。尧黧舜黑，固其宜耳。”(明·陈眉公语)至于什么“三宫六院”，“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独夫暴君，那都是后来的事。当然，若是从其矛盾猬集，悖论重重，刀光剑影，血火纷飞，“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的惨酷生涯上看，也可视为另一种意义的“苦工”。

其二，欲望的无限扩张。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应该说，秦始皇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突出代表。通过典型事例，我写了他的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在“人生角斗场”上，看似不断地攫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幻灭的结局逼近。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其三，实现欲望的手段。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也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其四，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是宋、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朱元璋。由于不是正常接班，而是凭借武力实现的，皇权得来不易，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遗患无穷。

其五，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律。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迄未间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远的不说，隋唐以降，直至明清诸帝，多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脑汁，也吃尽了苦头。比如康熙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其六，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以清朝为例，最高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为新主子效力。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于是，他们就设法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管控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棋高一着，别具手眼的。  

写作这些历史文化散文，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停留在事件复述、场面渲染上；以唯物史观为准绳，引进逻辑学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现象——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揭露封建帝王与王朝帝制的荒诞、乖谬，否定其欲望蒸腾与贪得无厌，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在写法上，我运用文学的形式——透过大量的细节和无奇不有的色相，包括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们的记忆；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典型、诗性的开掘；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同一些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力求揭橥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王充闾

2015年初冬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