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现代著名诗人，开创格律体的新诗流派，是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进程中重要的阶段性人物之一。闻一多的作品。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凝聚成一种不可多得的沉郁的美，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耐人回味。

本书为了呈现闻一多的整体面貌，在诗歌、散文以外，本卷也选入了相当多的学术论文，范围涉及神话、《诗经》、《离骚》、庄子、唐诗、文学史等，希望读者能体味其中洋溢的诗性想象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另外，还选入了闻一多与家人、朋友、同事、学生的部分通信，这些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有对时代问题的观察，有异域生活的体验，有在文坛上寻求位置的焦灼，也有内心思考与挣扎的展露。在这些私人信件中，一个人心路的展开，或许能得到更为真实的呈现。

前言

诗歌

 红烛

 剑匣

 雪

 黄昏

 二月庐

 贡臣

 春之首章

 春之末章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火柴

 玄思

 晴朝

 太阳吟

 忆菊

 秋色

 秋深了

 秋之末日

 烂果

 口供

 收回

 “你指着太阳起誓”

 大鼓师

 你看

 也许

 忘掉她

 泪雨

 末日

 死水

 春光

 黄昏

 我要回来

 夜歌

 心跳

 一个观念

 发现

 一句话

 荒村

 罪过

 天安门

 飞毛腿

 洗衣歌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笑

 渔阳曲

 故乡

 抱怨

 奇迹

 八教授颂

散文与演讲

 旅客式的学生

 美国化的清华

 青岛

 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

 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复古的空气

 关于儒·道·土匪

 一个白日梦

 什么是儒家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

 五四历史座谈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战后文艺的道路

 艾青和田问

 最后一次的讲演

文艺评论

 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

 电影是不是艺术？

 《女神》之时代精神

 《女神》之地方色彩

 泰果尔批评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

 诗人的横蛮

 诗的格律

 戏剧的歧途

 《烙印》序

 《西南采风录》序

 时代的鼓手

学术论文

 龙凤

 匡斋尺牍(节选)

 说鱼

 端节的历史教育

 屈原问题

 庄子

 宫体诗的自赎

 孟浩然(六八九一七四○)

 歌与诗

 文学的历史动向

书信

 致父母亲(1919年5月17日)

 致吴景超、顾毓瑗、翟毅夫、梁实秋(1922年7月29日)

 致吴景超、翟毅夫、顾毓琇、梁实秋(1922年8月14日)

 致吴景超、梁实秋(1922年10月10日)

 致父母亲(1922年12月27日)

 致梁实秋(1923年1月21日)

 致梁实秋(1923年2月2日)

 致梁实秋(1923年2月15日)

 致梁实秋(1923年3月22日)

 致闻家骥(1923年11月30日)

 致家人(1924年6月14日)

 致家人(1924年9月23日)

 致梁实秋(1926年1月23日)

 致梁实秋、熊佛西(1926年3、4月间)

 致梁实秋、熊佛西(1926年4月15日)

 致朱湘、饶孟侃(1930年12月10日)

 致饶孟侃(1933年9月29日)

 致高孝贞(1937年7月16、17日)

 致臧克家(1943年11月25日)

旅客式的学生

洋楼，电话，电灯，电铃，汽炉，自来水；体育馆，图书馆，售品所，“雅座”，电影；胡琴，洋笛，中西并奏，象棋，“五百”，夜以继日，厨房听差，应接不暇，汽车胶皮，往来如织——你看！好大一间清华旅馆！“只此一家”“中外驰名”的旅馆！如何叫他的生意不发达呢？于是官僚来养病，留学生来候补差事，公子少爷们来等出洋——我说“等”出洋，不是预备出洋。旅馆底生意好了。掌柜的变大意了，瞧不起旅客了！旅客不肯受他的欺负，就闹起来要改良旅馆。诸位！想一想，你们旅客有什么权柄可以要求旅馆改良！你们爱住不住！你们改良了旅馆，于你们有什么利益？等到旅馆改良了，你们已经走了。

中国有一位文学家讲，“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呸！这是什么话？中国的文化底退步，就是这般非人的思想的文学家底罪孽。人类是进化的。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天性叫我们把这个世界造成如花似锦的，所以我们遇着事，不论好坏，就研究，就批评，找出缺点，就改良。这是人底天性，没有这种天性，人不会从下等动物进化到现在的地位，失这种天性，社会就会退化到本来的地位。

我们把眼光放开看，我们是社会底一分子，学校是社会里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就应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做起点。学校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旅馆。学校之中，学生是主体，职员，教员，校役都是客听。对于学校，我们不负责任，谁负责任呢？有人自视为世界底旅客，就失了做人的资格；有学生自视为学校底旅客，就失了做学生的资格。

旅客式的学生有这三种。对待他们的方法有四种。实行这四种方法，才是真正的改良。

(一)旅客式的少爷学生。贵胄子弟，自己可以出洋的，年纪太轻，不能立刻出洋，先要在本国等一等！但上了别的学校，又太吃苦了，只有清华旅馆里“百应俱全”，刚合少爷们的身份。所以他们除了打球，唱戏，“雅座”，售品所以外，不知道别的。对于功课，用“满不在乎”四字了结他。横竖他们是不靠毕业出洋的，他高兴几时走，就几时走。这种旅客式的学生，是人人承认的。

(二)旅客式的孩子学生。清华中等科底学生有住过高等小学的，有住过初等小学的，有住过幼稚园的，有什么也没有住，乳臭未干的婴儿，总之真正高小毕业，刚合中等科程度的有几个？这般同学，当然不能怪他们没有成人的思想。等他们毕了中等科的业，到高等一二年级，还是年纪很轻。就算到了成人的年岁，还脱不了孩子气。他们初进学校底目的，固然跟少爷学生不同，不过他们的行为跟少爷们一样的。他们年幼连自己本身都顾不了，还说别的吗？

(三)旅客式的书虫学生。有一般人本知道学校应该改良，但是出洋问题要紧。功课一急竞争的烈，每天点洋烛的工夫都不够，不用说别的。所以他们目击各种腐败的情形，也只好叹一口气道日：“没有法子！”这种学生，也是旅客式的学生。他们是读书的旅客，同那打球，唱戏，“雅座”，售品所的旅客，不过是臧与毂底比例。

以下是整顿旅客式的学生底方法。

第一种旅客式的少爷学生可算是不可救药了。他们横竖不是来念书的。如果要住旅馆，他们有的是钱，六国饭店，比清华旅馆舒服得多呢。

第二种，对于旅客式的孩子学生，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没有到上学的年纪，最好是不要来，免得他们的父母担忧。他们上学还要带听差来替他们铺床叠被，收检衣服；他们不会用功，还要请高等科的学生当他们的“指导员”。清华中等科不是幼稚园，高等科的学生，也不是来替人家管孩子的，这些幼稚园的儿童应该送到幼稚园里去。  第三种，旅客式的书虫学生，我们只好鼓励他们，劝他们，把读书底勇气，分一点到书本外头来。

第四种，在学生一方面，固然应当自己觉悟，打破这种旅客式的思想，但是学校一方面，也应当有一番整顿，使得那些旅客式的少爷，孩子们，不会混到学堂里来，并且同时解放这种玉成学生底奴隶性的积分制度，庶几学生不致把一切都牺牲到书卷本里去了。

P109-111

“诗人”、“学者”、“民主斗士”，是闻一多留在历史上的三种形象，后人的评价也多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这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推出一批现代作家的作品新编，我接手了闻一多这本。因为是“新编”，所以王培元先生嘱我，要尽量编选出新意。我考虑再三，觉得所谓的“新意”，在闻一多这里，应体现在全面上。闻一多的选本，过去已出版过不少，我也找来若干参看，发现以往编者的眼光，似乎更多集中在文艺方面，从诗歌、散文、批评，到相关的演讲，各个选本的面目都大致相似。这或许是出于阅读便利的考虑，毕竟诗歌与散文，更便于普通读者的进入，而艰深的学术著作，并不适于一般性的公共阅读。但在上述编选方式中，或许还包含了一种假定：写诗与做学问，属于不同的领域，可以分别对待。然而，这样的假定对于闻一多其实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文艺创作、批评实践与学术研究并不是分离的，而是为同一的想象与关怀所贯穿，在某种意义上，“诗与历史的携手”构成了他写作与思考的内在线索。

闻一多以新诗闻名于世，《红烛》、《死水》的诗歌成就，在新诗史上已有定论，这里不多展开。1926年6月，他从美国留学归来，最初从事的也主要是诗歌和艺术活动。至20年代后期，他开始应聘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开设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由此开始，他的身份开始从诗人向学者转变，诗歌创作则逐渐稀少。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自己也曾感叹：“故纸堆终竟把那点灵火闷熄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作家变成学者的例子并不鲜见，年龄的增长、身份的转换、学术生活本身的吸引力，乃至学院内部的压力，都会作用其问。但在闻一多这里，这种转变更多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1933年，在给饶孟侃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在这段话中，“向外发展的路”可能有特定的含义，而“向内的路”指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在这一方面，闻一多的确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他的研究对象由唐诗而至《诗经》、《楚辞》，又跨到《周易》和《庄子》，进而上溯到神话及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成果卓著，显示了巨大的学术创造力，被称为当时“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的“唯一底成功者”。

在治学的方法上，闻一多也在尝试开辟一条新途：第一步还是正统的道路，从传统的文字训诂、历史考据入手，但同时又向外发展、采撷，将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等方法，广泛应用于《诗经》等古代典籍的整理和重释，获得了全新的视野。依照郭沫若的说法：“闻先生治理古代文学的态度，他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还原古代生活的面貌，在科学的作风之外，闻一多也在研究中熔铸了诗人的热情，他的不少学术论文写得飞腾自由，往往能借助生动的想象唤醒沉睡的历史。如《匡斋尺牍·芣苡》一篇，首先通过名物的考释，揭示“芣苡”中包含了原始性欲的隐喻，既而又对诗篇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最后作者建议读者“合上双眼，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芣苡都结子了，满山谷是采茉苡的妇女，满山谷u向着歌声……”阅读这样的论文，需要仔细倾听作者的讲解，更需要“想象的齿轮”慢慢发动。

在历史研究中融入诗情，同样他也要在历史中校正诗的位置，这是诗人一贯的主张。早在20年代，他就借评论邓以蛰的《诗与历史》，阐发了这样的观点：“历史与诗应该携手；历史身上要注射些感情的血液进去，否则历史家便是发墓的偷儿，历史便是出土的僵尸；至于诗这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她也应该有点骨骼，这骨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到了40年代，他又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你们做涛的人老是这样狭窄，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看出诗来，而还能懂涛。”谈论闻一多的诗学主张，后人一般看重他对“格律”的阐发，但上述“在历史里吟味诗”的看法，或许更为关键。他的诗歌作品，特别是《死水》一集，也区别于一般的浅斟低唱，大多都有具体的情境依托，沉实硬朗，仿佛能读出历史的骨骼。

所谓的历史，当然不仅指沉睡的、需要用思考和想象唤醒的古代典籍，同时也指向了活生生的时代现实。在40年代，潜心学术多年的闻一多，也开始走出书斋，主动向社会发言，表现出他“斗士”的一面。这可看做是对峻急现实的回应，其实也是他学术道路的一种自然延伸。因为“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郭沫若语)。研究历史的目的，还在于历史批判。在给臧克家的信中，他也曾这样道白：“因为经过十余年的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作的随笔、发表的演讲，乃至撰写的长篇论文，确实做到了将历史、现实和诗打成一片。如《时代的鼓手》、《文学的历史动向》、《什么是儒家》、《关于儒·道·土匪》、《龙凤》、《屈原问题》等，或推动新的文艺方向，或反思知识分子的历史位置，或呼唤一种从奴隶中站起的人的主体意识，这些文字如朱自清所言：“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

基于上述考虑，为了呈现闻一多的整体面貌，在诗歌、散文以外，本卷也选入了相当多的学术论文，范围涉及神话、《诗经》、《离骚》、庄子、唐诗、文学史等，希望读者能体味其中洋溢的诗性想象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另外，还选入了闻一多与家人、朋友、同事、学生的部分通信，这些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有对时代问题的观察，有异域生活的体验，有在文坛上寻求位置的焦灼，也有内心思考与挣扎的展露。在这些私人信件中，一个人心路的展开，或许能得到更为真实的呈现。

姜涛

2009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