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军士》、《醋栗》、《套中人》……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的小说独辟蹊径，被誉为“一流的幽默作家”，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艺术成就。该选本收集了契诃夫作品中代表其幽默讽刺特点的小说43篇，集中地体现了他创作的艺术风格。

俄国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一流的幽默作家”，他一生的创作大多能显示其独有的讽刺性幽默和诙谐，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在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中独树一帜。该选本收集了契诃夫作品中代表其幽默讽刺特点的小说43篇，集中地体现了他创作的艺术风格。

致博学邻人书

按美国方式

杂烩

飞来横祸

不由自主当骗子

哈哈镜

二位一体

喜事

在剃头店里

在钉子上

胖子和瘦子

十字

一个官员之死

登峰造极

自白

得意洋洋的胜利者

勋章

变色龙

和老婆吵架

好事亦该有度

自诩

装病的人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人和狗的一席谈话

生活是美好的！

纸包不住火

香槟酒

艺术品

嘘

哎哟，牙齿呀！

疏忽

彩票

美妙的结局

急救

狮子和太阳

无标题

一位经商者的故事

鱼恋

颈上的安娜

姚内奇

套中人

醋栗

心肝儿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您被控于九月三日用语言侮辱并殴打了县警日金、乡长阿利亚波夫、村警叶菲莫夫、见证人伊万诺夫和加夫里洛夫，还有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人是在执行公务时遭您侮辱的。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面孔皱起来，神情严厉，双手紧贴裤缝立正站着，用沙哑而沉闷的声音像喊口令似的一字一句清楚地回答说：

“大人，调解法官先生！不言而喻，法律的所有条文规定了评定双方任何行为的根据。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所有的人。这件事的起因全在于一具死尸，愿他早升天堂。三号那天我和妻子安菲萨平平静静、大大方方地在路上走，一看——河边站着一大群各种各样的人。我问，根据什么法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了？为什么？难道法律规定让老百姓成群结伙吗？我就喊了一声‘散开！’并开始推开那些人，要他们各自回家去，还命令村警把他们驱散开……”

“对不起，您又不是县警，也不是村长，驱散人群是您的事吗？”

“不是他的事！不是他的事！”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响起了一片叫喊声，“大人，他把人弄得简直没法过日子了！我们已被他折磨了十五年！自从他退伍回家，我们真恨不得逃出村子去。他把大家都折磨得苦透了！”

“正是这样，大人！”前来作证的村长说，“我们全村的人都在抱怨，真没办法跟他住在一起！不管我们是捧着圣像游行也好，办婚嫁喜事也好，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事也好，他都要叫喊，到处吵吵嚷嚷，总要定个规矩。他揪小伙子们的耳朵，监视娘儿们的行踪，生怕出了什么事，就像是她们的公爹……前几天他挨家挨户地上门来，命令大家不要唱歌，不要点灯。他说，没有一项法律规定让人唱歌的。”

“等一等，你们还有时间作证，”调解法官说，“现在先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讲。继续讲吧，普里希别耶夫！”

“是，大人！”军士用沙哑的嗓子说，“大人，您说驱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好的，大人……可要是一片乱糟糟呢？难道可以允许老百姓胡闹吗？哪条法律规定老百姓可以随心所欲？我不能允许，大人。如果我不把他们驱散，不惩罚他们，谁管呢？谁也不懂得真正的秩序，大人，可以说，全村只有我一个人懂。我懂得该怎样对付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大人，我什么都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伍的军需中士，我在华沙服过役，在司令部里，之后，您可知道，完全退伍后参加了消防队，后来因身体不好离开了消防队，在一所男子古典中学里当了两年门房……所以各种规定我都懂。而庄稼汉是普通老百姓，什么也不懂，所以应当听我的，因为这样对他们好。就以这件事为例吧……我把他们驱散，岸边的沙滩上躺着一个淹死的人的尸体。我问，为什么会躺在这里？难道这是正常的吗？县警怎么看？于是我对县警说：你为什么不报告上级？这个溺水身亡的人可能是自己淹死的，但这件事也可能冒着西伯利亚的气味。可能这是一件刑事犯罪谋杀案……但县警日金毫不理睬，在那儿只管抽他的烟。‘干吗要你在这儿指手画脚？’他说，‘哪儿来他这个管闲事的人！难道缺了他，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说：‘你既然站在这里不理不睬，说明你这个蠢货就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报告丁区警察局长。’他说。我问，干吗要报告区警察局长？这是根据法典的哪一条？难道区警察局长管得了淹死人、勒死人和诸如此类的案件吗？于是我说：‘这是刑事、民事案件……得赶快报告检察官先生和法官先生。你首先得打个报告呈送调解法官先生。’可是他，这个县警，只是听着，还笑着。那些庄稼汉也这样。大家都笑，大人。我能够为我的证词发誓。这个人就笑了，还有那个人，还有日金，都笑了。我说：‘龇牙干什么？’可县警说：‘这种案件不属调解法官审理。’听见这句话我甚至发火了。县警，你讲过这话吗？”军士问县警日金。

“讲过。”

“所有人都听见你当着普通老百姓面讲的这句话：‘这种案件不属调解法官审理。’大家都听见你讲这话了……大人，当时我便火了，甚至大吃一惊。‘你再讲一遍，’我说，‘你把刚才讲的话再讲一遍，坏蛋！’他又把这话讲了一遍……我走到他面前：‘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我说，‘你是县里的警察，竟会反对当局？啊？你知道吗，要是调解法官先生愿意的话，为你这句话可以把你送到省宪兵队去，因为你行为不可靠！’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先生为这种政治言论会把你发配到哪儿去吗？’但乡长却说：‘调解法官不能做任何超越自己权限的事。他们只能审理一些小案子。’他就是这样讲的，大家都听见了……‘怎么，’我说，‘你敢蔑视当局？喂，别跟我开玩笑，不然的话，老兄，事情可就不妙了。’当初我在华沙时，或是在男子古典中学当门房时，只要一听见不对头的话。我便往街上瞧，看有宪兵没有。‘喂，老总，’我说，‘你快来。’我就把一切都向宪兵报告。可是在这里，在村里，我向谁报告呢？……真让我恼火。我为如今的老百姓忘乎所以、自行其是、不顺从而感到生气，于是我挥起拳头给了他一下……当然，不是很重，而是恰如其分地、轻轻地一下子，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来说大人您……县警却袒护乡长。所以，我又给了县警一下……于是就打了起来……我火了，大人，要知道，不打不行。不打那些蠢货我良心不安。特别是为了正事……当他们不守规矩的时候……”

“对不起，不守规矩自有人会管。有县警管，乡长管，村警管……”

“县警管不过来，何况县警没有我懂得多……”

“可是您要明白，这和你无关！”

“什么？怎么和我无关？怪啦……人们胡作非为，竟不干我的事！难道我该夸奖他们么？他们向您告状，说我不许他们唱歌……唱歌有什么好处？他们不去找点正经事干，光知道唱歌……还有，他们还盛行晚上点了灯坐着。晚上该上床睡觉了，他们却坐在那儿说说笑笑。我都记下来了，大人！”

“您记下什么了？”

“谁点了灯闲坐着。”

普里希别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满是油污的纸，戴上眼镜念道：

“点着灯闲坐的农民有：伊万·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彼得罗夫。士兵的遗孀舒斯特罗娃同谢苗·基斯洛夫非法姘居。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从事巫术活动，他的妻子玛夫拉是个巫婆，每天夜里都去偷挤别人家奶牛的牛奶。”

“够了！”调解法官说，并开始询问见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奇地看着显然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调解法官。他那双鼓出的眼睛发着亮光，鼻子也变得通红。他看着调解法官，看着证人们，怎么也想不通调解法官为什么那样激动，为什么审讯室的各个角落时而是抱怨声，时而是强忍的笑声。他也不理解对他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为什么？”他困惑地摊开双手问，“根据什么法律？”

于是他清楚了，世界变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已无法活下去了。阴郁的、泄气的想法控制了他。但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庄稼汉们聚在一起谈论着什么时，他又按照他那无法克制的习惯，双手贴着裤缝立正站着，用沙哑的、气呼呼的声音叫道：

“百姓们，散开！别聚在一起！各自回家去！”P71-75

安·巴·契诃夫诞生于一八六○年，在亚速海的俄国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他认真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他的祖父在一八四一年才赎得了本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自由，不再当农奴。一八四四年契诃夫的父亲来到塔甘罗格当伙计，之后他自己开设了一个杂货铺。幼小的契诃夫每天放学后也在铺子里站柜台做买卖，因此契诃夫在忆及往事时说过他“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前往莫斯科当伙汁，随后全家人也相继迁居莫斯科。安东·契诃夫一人留在塔甘罗格，以完成中学的学业。他边求学边当家庭教师，度过了三年相当艰辛的日子。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一八八四年毕业后行医于莫斯科附近的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医生职业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地主、官吏、神父和教师等等。这种生活无疑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素材。

一八八○年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发表了契诃夫的两个作品：《致博学邻人书》和《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最常见的是什么？》，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于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的思想和言论备受禁锢，因而涌现了大量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年轻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也曾迎合时尚，用不同笔名发表了许多滑稽故事，供小市民们消遣和解闷。但他并不满足于为小市民提供笑料，在一封信中他表露自己的苦衷说：“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不久他就跳出了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一个官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军士》等。《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中豢养的狗远比普通人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哈腰屈膝，而面对百姓时却张牙舞爪。可以说，短篇小说《变色龙》是契诃夫传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在不少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把视线投向普通劳动者，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精湛的短篇小说。到了八十年代的下半叶，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皇家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相隔八年左右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而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其内容和手法上都同契洪特的幽默作品相近似。

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使目睹污浊现实的契诃夫心神不宁，律己越发严格。他认真思索，渴求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里，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认识与心情。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深化对社会的认识，身体嬴弱的、不久前曾经大咯血的契诃夫不辞千里迢迢旅途辛劳只身去萨哈林岛进行考察。在萨哈林岛上他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萨哈林之行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境。正是在这个时期契诃夫开始纠正他自己昔日的不问政治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认识到自己为反动的《新时报》撰稿带来的只是“祸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曾震动年轻列宁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儿定居，同平民百姓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八九八年起他患的结核病病情加剧，遵照医生的建议他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而在一八九○到一九○○年间，契诃夫曾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列·克尼碧尔结婚。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作为一名医生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他的中、短篇小说和剧本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无论是俄国的农村或工厂，还是知识分子或人民群众的情绪，这一切都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得到深刻独到的艺术反映。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建造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供农家子弟求学。又如，契诃夫不断赠送书籍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都收到过他所赠的书籍。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医生出身，他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免费给穷苦农民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了二十五个村子、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不忘实践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契诃夫在写信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时诉说了正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所体验到的苦闷：“我觉得，生活正在从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许多东西。”半年多以后，契诃夫的病情恶化，他在爱妻克尼碧尔的陪伴下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当口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这本集子中我们选译了四十三篇契诃夫的幽默和讽刺短篇小说。契诃夫有天赋的强烈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在它同生活现象相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就能产生具有社会的和审美价值的笑。列夫·托尔斯泰曾赞誉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而鲁迅先生在谈及契诃夫的幽默短篇小说时则说：“它不是简单地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这就是问题。”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趣事。首次发表的作品就是一篇幽默佳作：《致博学邻人书》。在这里受到嘲笑的是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叙述生动，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剃头店里》、《哈哈镜》等小品也都闪耀着诙谐才智，让读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愈益深化，在他的笑声中也就隐含有一层苦意。例如，《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蠢事，但愚蠢无知的他却振振有辞地替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在钉子上》这些幽默作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含有轻微的蔑视。《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变色龙》等作品则表明，遭到契洪特辛辣嘲讽的是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而《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却引起读者对人物的爱怜与同情，可听到一种友善的笑声。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们听到的是含有不同细微感情色彩的笑。

成熟时期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愈加深刻。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饰有漂亮外衣的卑微、庸俗、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难于隐遁，他总能揭示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相称与矛盾，暴露其丑恶，加以嘲笑或讽刺。《醋栗》、《套中人》、《姚内奇》和《颈上的安娜》里的讽刺是辛辣的，而在《心肝儿》中的幽默却是淡淡的细腻的。托尔斯泰把《心肝儿》一连读了四遍，赞不绝口。据说有一次他在朗读时“笑出了眼泪，而且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

契诃夫表达幽默与讽刺的手法极为一般，他总是抓准人物性格与言行中的内在不相称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连串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被用来夸张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仍有别于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的讽刺，它并不怪诞。

考察契诃夫的笑，纵观其幽默与讽刺，我们又一次看到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者和普通人总怀着善意和同情，而他一贯讥嘲与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的小说独辟蹊径，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艺术成就。列夫·托尔斯泰给他的评价极高，说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在技巧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托尔斯泰称契诃夫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契诃夫所创立的是一种崭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在契诃夫的创作进程中，它形成于一八八六年，其代表作是在同一年写成的《苦恼》与《万卡》。这种短篇小说的特点是：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作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思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之中。这种小说体裁形成之后，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并获得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苦恼》、《万卡》、《行医一例》、《一次公差》、《带小狗的女人》、《在峡谷里》、《未婚妻》等等都是世界文库中的瑰宝，既有深邃的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的艺术形式。不应忽视的是在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中，作为一种艺术手段的笑也显得更加多样和深沉：善意的同情和辛辣的讥诮讽刺交织在一起，巧妙地表达出作家对人生的态度。

朱逸森

2007年夏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