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精心撰写的精准之作，

了解国学经典的首选入选门读物。

最好的国学概要之书：十三经、二十五史《说略》。

王宁、褚斌杰、曹道衡、孙钦善；王钟翰、安平秋、黄永年、王天有等名家精心撰写，《二十五史说略（精）》，为你详细讲解中国古代历史，认识历史、了解过去。

王钟翰、安平秋所著《二十五史说略（精）》全面、精练、准确地介绍《二十五史》的书名缘起、编纂始末、刊刻流布、内容特点、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研究状况等各个方面；作者以自己丰富的学术积累、深切的研究经验，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阅读本部经书或正史的心得与方法；每篇之后推介10种左右参考书目，以期为年轻学子或经史爱好者指示门径。

再版序言

《史记》说略

《汉书》说略

《后汉书》说略

《三国志》说略

《晋书》说略

《宋书》说略

《南齐书》说略

《梁书》、《陈书》说略

《魏书》说略

《北齐书》说略

《周书》说略

《隋书》说略

《南史》、《北史》说略

《旧唐书》说略

《新唐书》说略

《旧五代史》说略

《新五代史》说略

《宋史》说略

《辽史》说略

《金史》说略

《元史》说略

《明史》说略

《清史稿》说略

关于曹魏时期的“门生故吏”制，《三国志》直接的史料很少，而裴注引《魏略》，在《常林传》、《赵俨传》、《田豫传》中补充了相关的史料多条，充分反映了进入曹魏时期后“门生故吏”制的变化轨迹。

关于蜀汉先主刘备与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对以及刘备依附刘表后所发生的事情，裴注引常璩《华阳国志》、胡冲《吴历》、《献帝起居注》、王沈《魏书》、《九州春秋》、《汉晋春秋》、《英雄记》、孔衍《汉魏春秋》等史籍，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不仅有助于后人研究刘备其人其事，而且许多故事为以后的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所本，为后世《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关于“诸葛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诸葛瑾传》中引《吴书》，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地望、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从而为研究姓氏起源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证。另裴注引《吴书》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诸葛）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亦补充了诸葛氏”一门三方为冠盖”的史料。

关于“草船借箭”的故事，《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鱼豢《魏略》补充记载，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实际上是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因迥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故事的翻版。可见，《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实有张冠李戴之嫌。

关于不韦县的由来，裴注引孙盛《蜀世谱》补充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日不韦县”的史料，亦可补充班固《汉书》之缺。

关于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裴注引《魏略》记载：东汉熹平中“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洁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赵）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的史料，不仅补充《三国志》之缺憾。而且也为东汉末年及曹魏时期西北农业取得了一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情况，《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诸葛亮集》详细记载了“作木牛流马法”。

关于曹魏时期重要的名士孔融，《三国志》语焉不详，以致后人对孔融的生平、事迹和个人秉性难以了解。而裴松之通过在《崔琰传》、《邴原传》中注引《原别传》、司马彪《续汉书》、司马彪《九州春秋》、张瑶《汉纪》以及《魏氏春秋》等书，详细记载了孔融的家族世系情况、为官经历、学问、品德以及得罪曹操后被诛杀的经历。

此外，裴注所引王沈《魏书》与《魏武故事》等，补充了曹魏屯田制的实行情况；通过裴氏所引王沈《魏书》，可知曹魏租调制的内容；曹操的《自明本志令》，通过裴注引《魏武故事》而明朗；献帝时的禅代实况，通过裴注引《献帝纪》而大白于世；马钧的事迹，通过裴氏在《魏书·明帝纪》中引《魏略》和在《杜夔传》中引述傅玄所述马钧事迹，才为人所知；《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藉裴氏注引《献帝纪》、《汉末名士录》、《英雄记》等，方知黑山军及袁绍谋士的情况；关于袁绍和公孙瓒的关系，正是藉裴注引《典略》、《英雄记》和《汉晋春秋》等而获得说明；关于徐州兵的性质与来源，正是通过《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才获得说明；关于青州兵长期保持其独立编制的番号的问题，也是通过《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才获得完整说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录了不少西部少数民族的情况，陈寿几乎全部删去，裴氏完整地引述了《魏略·西戎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部分；益州地区刘焉、刘璋父子收编的东州兵，若不是裴注引述《英雄记》，几乎不明东州兵之性质与来源。有关孙策的一些情况，如果不是裴注引《江表传》及《吴录》等书，也将十分模糊。诸如此类情况，几乎举不胜举。

P73－P74

《十三经说略》、《二十五史说略》，由中华书局修订、再版，这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好事。

两部书虽不厚，却是体大思精之作。这两部书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文献的《十三经》、《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逐一介绍。执笔的二十几位学者，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堪称一时之选。现有几位先生已经故去，令人不禁感慨，只能读其文念其人。

全书各篇，既有系统的叙述，又有独到的见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便利学人。对于这样的好书，我是不敢随意讲话的，所能说的，首先是我自己一定会仔细绎读，其次是向广大读书界竭诚推荐。

古代学者对经史一贯推重。不少人自立课程，规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古人用干支纪日，日干值甲、丙、戊、庚、壬的为刚日，值乙、丁、己、辛、癸的为柔日），坚持多年不废。这表明经史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内容，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须掌握了解。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的教育已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如果想认识传统的历史文化，还不能不对经史有概要的理解。这两部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来设计的。

“经”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经”字的本义是布帛的经线，经线贯穿于整幅布帛之间，从而“经”引申而有常、本的意思。被尊为基本典籍。常相传授的书，便叫做“经”。那些解释或发挥经义的，则称为“传”、“记”、“说”、“解”，后来还有“训”、“诂”、“注”、“笺”等名。

诸子作品也有称“经”的，如《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经言》和《解》，《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也有“经”。不过这些文献，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真正称得上是“经”的，只有《六经》。

《六经》见于战国，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的《天运》和《天下》、《商君书》的《农战》、《荀子》的《儒效》等篇都有记载。其中《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可见《六经》不是儒家所特有。（《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杨伯峻《导言》，第2—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曾有学者以为《庄子》等记述或系晚出，战国时的“乐”本来没有成文，质疑是否有《六经》存在。最近，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名，次序与《庄子》等全然一致，这种怀疑便消除了。

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朝只有《五经》立于学官。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毂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宋明又增添《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宋代有人提到把《大戴礼记》收入，合为“十四经”，但没有成功。

经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像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讲：“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事实上，历代学者的注疏诠释，还是各抒己见，顺应时代的潮流，疑经、改经的事例也复不少，使经学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无论怎样，经在历史上的影响十分重大，不了解经与经学，实不足与言中国学术文化的流变。

和《十三经》类似，《二十五史》的形成也有相当复杂的过程。据文献记载，唐朝试士，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三史》。北宋时刻书，增加《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和《五代史》，称作《十七史》。明代再加《宋史》、《辽史》、《金史》、《元史》，为《二十一史》。至清加以《明史》，称《二十二史》；武英殿本又有《旧唐书》、《旧五代史》，合成《二十四史》。民国时开明书店印行《二十五史》，是于《二十四史》外增收《新元史》一种。但在《清史稿》印行流布后，人们又逐渐将《清史稿》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新元史》慢慢就很少有人提到了。今天人们所言《二十五史》就是指《二十四史》加《清史稿》。

《二十五史》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居首，然而中国修史的起源要更古远得多。我们看商代甲骨文已有“史”这一职官，又称“作册”，专司文书记述之事。西周史职分工更细，金文如史墙盘详叙国史，史惠鼎引据《诗》文，都可看出当时史官的博学。至于《左传》、《国语》所载东周各国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权，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佳话。周代的史多为世袭，史墙一家即其明证。直到秦朝，法律仍然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去培养史的学室读书（参看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文物》2002年第4期）。司马迁也是继承父业而任太史令的。此后公私修史，历代不绝，《二十五史》正是这一传统积累的主要成果。

在目录学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四库总目》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广泛流行的《书目答问》也主张“事实先以正史为据”。这些正统的看法自然带有偏见，贬低了所谓“别史”、“杂史”等的作用。连四库馆臣也以《资治通鉴》编纂时兼收博采为例，承认各类史书并存的必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61l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不过《二十四史》中，有的如《史记》、《汉书》等是不朽名作，就是《宋史》、《明史》之类属集体撰修，但取材宏富，规模恢远，仍为研究者所必读。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十三经》、《二十五史》，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十三经说略》、《二十五史说略》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